——读何建明《共和国告急》
在当代文学越写越轻，愈发向世俗谄媚的今天，许多作家要么逃避崇高，躲进自我塑造的象牙塔里，玩文字游戏，要么对社会表象进行蜻蜓点水般的触及，以示自己的写作立场，而鲜有能真正触及体制病根及文化痼疾的。这是一种可怕的写作现象，文学描绘的应是人类的心灵，而非内分泌物，即使写自然界的花花草草，或生活中的“一地鸡毛”，也要写出人心的向度和人性的深度，而不应该在无关痛痒的琐事上糟践才华。我惊叹有些作家，面对一个本应探究出深刻内涵的重大题材，却可以寥寥数笔，以嬉笑怒骂的调侃，将庄严消解于无形。其间看不到作家丝毫的悲悯与良知。
何建明的意义或许因此而凸显出来。这是一位以报告文学写作扬名文坛的作家，从军的经历和哲学、文学专业毕业的文化背景赋予了他一种敢碰硬的勇气，他似乎专找那些常人不敢触碰的难题，从《共和国告急》到《落泪是金》，从《高考报告》到《根本利益》，从《国家行动》到《部长与国家》，何建明如一位打遍武林无敌手的豪杰，一路绝尘而来，扬长而去。这些作品曾引起文坛一轮又一轮的广泛争议，也几乎将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国内著名文学奖项收入囊中。
《共和国告急》是“第一部揭露中国矿难内幕的滴血报告”，作者为获取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只身深入矿山采访，无数次与心狠手辣的黑心矿主周旋斗智，无数次险些成为煤井深处的冤死之鬼。经过九死一生的探访，在获取了大量真实数据和亲身感受了多场惨绝人寰的矿难之后，作家的鲜血在奔涌，怒火在燃烧，灵魂在颤抖，手中的笔在纸上奔突。他感到，不把这血腥内幕揭露出来，不向全社会发出拯救矿山，拯救地球母亲的呼号，则有愧于时代，有愧于人民，有愧于子孙。《共和国告急》是一部饱蘸着作家血泪的作品，通过复述一幕幕骇人听闻的矿难场景，列举一组组令人发指的死亡数字，揭露一桩桩鲜为人知的地下交易，将这个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苍生都为之寝食难安的“大国之痛”戳露出来，文学的笔触融汇着作家的道德良知，喷涌着作家的激情热血。
文学艺术的两极美学分别是对真善美的褒扬和对假丑恶的鞭挞，何建明握紧历史的脉搏，立于时代的风口浪尖，始终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报告文学在对这两类主题的呈现中，可以说各臻其妙。《根本利益》的主人公梁雨润是一名纪检干部，因为此书的获奖并引起轰动，中纪委曾向全党发出向他学习的决定，使他成为一个时代共产党员的楷模形象。而何建明在以揭露和批判为主的作品中，也决不停留在表层作隔靴搔痒状，而是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向政治内部的体制弊端，多少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现实主义”一词在这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时髦理论风行的当代文化界，变得有些复杂和暧昧，好像现在谁推崇现实主义，就会被认为是文学队伍中的“泥腿子”。其实，文学的社会性和审美性都应集中于对世道人心的探求，力求塑造高尚的心灵，不能以题材和风格决定其艺术品质的高低，标榜崇高可使人从善如流，揭露批判则能“引起疗救的注意”。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走的是坚定的现实主义道路，《共和国告急》写作至今已十余年，但矿难仍层出不穷，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电视新闻里频频报道的瓦斯爆炸和黑煤窑事件，将一个国家的资源开发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笼上一层浓黑的乌云，而在官方公布的数字后面，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可能是官商勾结的权钱交易，可能是非法矿主的罪恶黑手，可能是罹难者去世前的垂死挣扎，也可能是其家属生不如死的恸天之悲。掩卷沉思，心久久难以平静。
（原载《工人日报》2008年2月29日“文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