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的觉醒；（二）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三）青年人个性解放的发露；（四）移风易俗的新气象。如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仅三个星期之后，就撰写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在文章里，不但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内涵丰富而又意义明确的概念，而且分析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学生是运动的先驱，是最先觉悟，最早奋起的力量。他们无所倚傍，赤手空拳，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斗。这显然是极可贵的牺牲精神。所谓社会制裁，是指社会运动起来，对政府发生监督制约的作用，迫使他们不能不有所改变。至于民众自决的精神，则是指一向被内外反动势力压得奄奄无生气的民众，起来向外交使团，向外部世界宣告自己的主张，向国内的统治当局抗争。对外、对内喊出民众的声音，表现出一种民众自决的精神。由这三种精神作原动力，一则促进了改革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二则催生了许多社会的组织；三则提升了民众的势力。罗家伦的论述侧重于五四运动对社会的影响，着重指出了五四运动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傅斯年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开始，不再投身运动的领导与指挥，而是退居第二线，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直处于对运动的观察、思考与总结的状态。运动结束不久，他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不用为生活、工作奔波，使他更有时间考察社会状态，反思和总结五四运动经验教训，评价其功过是非，探索以后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这些问题，并系统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国狗和中国人》、《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欧旅途中随感录·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国公使芮恩施送别会上的谈话》及一些个人书信等，这些文字集中反映了傅斯年的社会思想。现简要分述如下：
（1） 五四运动引发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机，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趋向。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给他北京大学时同窗好友，当时在清华学校任教的袁同礼写信，在信中表述了对“五四”爱国运动的认识。他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几天以后，傅斯年撰写了《〈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在文中再次叙述了五四运动的社会影响：“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傅斯年经过观察和总结，认识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社会出现许多好的现象，好的兆头，但他没有陶醉于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萌芽阶段，因为他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几次“新动机发露”的现象，但由于中国社会的条件不具备，“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提醒人们，要总结历史教训，“厚蓄实力，不轻发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长期的积累，使新动机引发出来的社会新因素，从容生长、发达、最后结出成熟的果子来。他所期待的成熟果子，是社会的变革取得成功，中国随着世界进步的潮流，由一个老旧的中国变成一个新中国。这中间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他最担心重复以往的轨辙，运动很快地兴起，很快地进入高潮，又很快地衰息。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老毛病，有很深刻的反省。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他就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凡事只得皮毛，便求速成。应当说，这是相当深刻的针砭。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四个月之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说道：“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一个身处五四运动高潮中的青年，能有这样深沉的反省思考，可谓极属难得。他在出国七个月后写给胡适的信里仍强烈表示出循循遵此反省的精神。他告诉胡适，自己决心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培植根底，要认真读书研究，不轻做文章。他对留学界“求速效，急名利，忽忘学业”的情形非常不满。他表示，希望胡适警惕成名所带来的危险，“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
傅氏担心五四运动会重蹈旧辙，不待结出成熟的果子，就滑落下去，这是很有理由的。不能否认，过去几十年，的确有许多次机运就这样丧失掉了。而在五四运动时期，也确曾浮现出某些旧病复发的征兆，出现一些值得担心的负面现象。
当年，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人，或被公认为青年导师的人，或与傅斯年经历差不多的一些人，或关心新文化运动前途命运的人，都曾指出同类现象，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当时在思想上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胡适，于傅斯年写信给袁同礼的一个多月前，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就是由于看到人们太迷醉于各种主义，各种理论，甚至仅仅是口号，而不肯脚踏实地地研究问题。对于青年学生，他更是敦劝他们不要浮躁，不要动辄罢课，而要自觉地在学校生活、团体生活中训练自己。
傅斯年在注意到社会发展新趋向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种种不健康、消极的因素和趋向，并为消除和解决不健康的因素进行了积极探索。
（2） 树立社会成员的责任心。傅斯年在五四运动前进行社会批判时曾不止一次批评中国的现状是只有群众没有社会，而群众是一盘散沙，社会成员对社会没有责任心。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青年学生开其端，社会各阶层民众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自尊而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民众的爱国心和对社会的责任心。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曾论述他对民众的认识过程，实际上也是他在五四运动前后对社会变化深入考察后自己的感受。中国民众过去由于长期受专制统治，纯粹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只有义务，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慢慢丧失了社会责任心。他论述说：“我认为中国人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中国人所以到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人民群众无权监督政权、参与政治，专制统治者为所欲为，造成了经常性的政治黑暗，社会腐败。
傅斯年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总结说：“中国的政治，不仅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认为是更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但是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民众积极参与运动，取得了运动的胜利。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思想有了很大改变，认识到：如果给予教育和启发，民众会迅速觉悟起来，成为社会改革的主力。他对此进行论述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而这种民众的觉悟和清醒，是社会进步的先声，因为民众是社会改革的主力。傅斯年通过五四运动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进一步论述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直接的意义是促进了民众的觉悟，开始了参与社会改革的行动，这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第一步。
时隔不久，傅斯年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认识。1919年9月，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任满回国。他在职期间，对中国人民持友好和同情态度，积极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行动，赢得了中国各界的尊重。离任回国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举行欢送会表示尊敬，芮恩施谢绝此举，为表谢意，他通知北京大学校长代表蒋梦麟，愿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举行座谈会，联络彼此间的感情。蒋梦麟约学生会代表傅斯年、张国焘(北京大学)，戴骅文(北京高师)，瞿世英、王德甫(燕京大学)五人于9月5日与芮恩施进行了会谈。9月13日，北京《申报》发表了这次会见的纪要，其中学生代表主要由傅斯年发言。芮恩施在谈到对中国学生的希望时，要求学生们与民众结合，“相互补益，图‘国民的统一’，然后国家的实力随国民的知识能力生活而上升……此后国家仰仗于学生者至多，望发愤为之”。傅斯年针对芮恩施的观点，对“五四”运动后民众的觉悟状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数月来之学生运动原为提醒国人之作用，我等深信，国家事件非学生可得一一处治者，我等并不愿一一为处治，特以各种方法唤醒国人，使其共负国民的责任心，知一切社会在一国中受同等之利害，必负同等之责任，有民族的觉悟然后收共治的效果。这就是说，只有民众的觉悟，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很明显，傅斯年的这种认识是对“五四”运动的深层次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傅斯年是最早认识“五四”运动伟大意义的人物之一。
（3） 以知识喻于众人，以劳力效于社会。从许多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既是一个新思潮勃发的时期，也是一个相当浮躁的时代，各种思想学说、各种思潮都在兴起，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尤其是对青年学生影响更为强烈。许多青年学生今日信奉一种学说，明天坚持一种主义，并不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傅斯年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评论，他说：就以北京各高级学校而论，学生自动的组织，能有几个，有精神的生活、能有多少?整日的光阴，全耗费在“胡思”、“幻想”和“谈天”、“消遣”里边。兼有顾亭林说的南北两派学者之病——“言不及义”、“无所用心。”当时的一位学生曾回忆自己的思想状况说：“我自参加‘五四运动’，一天一天的浮嚣起来，昧然以天下为己任，而把切实的基本学识弃去了。”更多有见识、思想成熟的学者开始反思，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探索今后发展方向。最近有些学者认为：胡适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这种探索的典型事例。一些思想成熟、有见识的学生也开始探求自己的努力方向。罗家伦则明确提出要努力学习专门知识，培养专门学者，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他说：“要知道现在中国没有一样学问，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位置的；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是不能存在的!”因此，“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他认为当时“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为改造社会，必须提高自己，掌握更多的现代文化知识。傅斯年此时已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他更希望去留学，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然后献身祖国，彻底改造社会。他当时下决心，至少以三年的功夫去研究作为“社会的科学根源”的心理学。同时他也希望同学和青年学生努力求学，掌握科学知识作为改造社会、报效国家的资本。傅斯年曾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对新潮社成员和广大同学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①切实地求学，②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③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4天以后，他在与芮恩施座谈时进一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解释。当芮恩施问及他们几位代表的志向时，傅斯年回答说：“余等所志不一，然中国今日之学生，简括言之，有一共同之目的，即以学者的态度悉心研治西洋近代的学艺，借为考究中国现日各问题之资助，求得一解决之方，而谋向上之业，又愿本自己之觉悟、知识、体力自创一种生活，以此生活为造成新社会之资。我等敢代表大多数学生一言，将来服务中，决不向不适时无生趣之旧社会投入，愿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务使中国大多数人得一新生活然后成中国民族之康宁，然后可与世界诸民族同浴于同一文化之流。”傅斯年所强调的“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是他当时的志愿，也可视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4） 社会改造的设想。傅斯年1919年夏从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考取山东的官费留学生。这期间，傅斯年曾因生病回老家聊城疗养。他一方面等候去国外留学，一方面在养病期间进行社会调查。主要调查了鲁西一带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在此基础上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一篇是《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两篇文章表面看来内容差别很大，仔细分析实际有承继关系，前者是基础，为后者提供社会生活的原始资料；后者是对前者分析、认识后提出的思想和理念。傅斯年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是要求青年要承担社会改造的责任，并初步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念。
傅斯年《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一文中详细叙述了当时中国广大农村(以鲁西为个案)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环境。在叙述农民的思想状况时说：“农民的思想，大略可以分做两种相反的思想，一，无治的思想；二，溃决和颓废的思想。原来中国是专制久了的。专制国家的最下层社会，必在无治的状态，久了，自然陶冶成无治的思想。中国的社会向来上级和下级不接气，城镇和乡村不接气。上级的人，城镇的生活，虽然有时侵入农村，但农村终能维持他们的无治的自制。”但是这种无治的自制也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系，社会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和社会治安两方面：“一由于东洋货的侵入；二由于兵和土匪的蹂躏”，所以“社会心理的不安已经很厉害了。若不想个导引的方法，总有大溃决的一天。”这表明，傅斯年对所了解的社会问题开始思索，试图寻求总体解决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