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撰写的《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就是他对当时社会总体认识和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方案。文中把中国所处的时代放在世界发展历史的范围中进行探讨，然后专门对中国所处时代进行多层面的分析。他在文中首先将社会分成两种相互对立的组织结构形式：“有机体”社会与“机械”的社会，合理的社会是有机体社会。他认为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社会是一盘散沙，是机械性的社会。他把中国古代秦汉以后的封建专制统治，与西周的分封制和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相比，认为封建专制对人控制的太严酷，相对来说，不如分封制和土司制度。对此他论述说：“封建诚然不是一个好制度，却还存著几分少数人自治的精神，不至于把粘土变成沙漠，把生长体变成机械，把社会的发育换作牛马草的训练。”对于顾亭林的封建论，他表示有同感，甚至认为土司也比专制好：“土司还比专制好，土司纵不能帮助社会的滋长，也还不至于把社会变成散沙一般的群众。在专制之下只有个个人，没有什么叫做 ‘公’的，所以在个人责任心之外，不负社会的责任心，原是当然。所以中国的社会大半是机械似的，不能自生自长自转自动，一切全由外力。”傅斯年也强调社会手段与政治手段的不同。他谈改造社会时，将海通以来中国人的“觉悟”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认为以社会手段进行社会改革是必定要走的路，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社会力量培养政治的改革。他说：“我说句鲁莽的话，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又说：“请看中国人崇拜政治的心理，可以知道他还不忘专制了。他总希望大人物出来，有所凭借而去转移社会，仿佛看得改造像运机器一般，而与培植树木发展体力的办法远。”除看清近代中国的四个阶段的发展，将以造就有机社会为最终目标，他还有一层体悟，即这四个阶段的进程不可跳跃前进，必须循序而来的，并且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如农村和城市就要区别对待。因为傅斯年对农村进行过认真考察，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生活是“两截的”：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接触很少，没有任何正常流通的渠道。所以社会改造的方法，要求不能相同，对于农村、农民“只要帮助他们维持和发展他们固有的自治的意义，再灌上最小限度的智识，以发展他们的经济状况为唯一目的，就够了。”所以改造社会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城市社会，对城市社会主要是两个层面：一方面要使城市社会和农民生活相接触，另一方面要在大城市中将各种职业形成的各类社会互相联络起来，“造出一个团结的组织，又就著这组织活动去”。
另外，他提出培养“社会的了解”与“社会的责任心”。在社会的了解方面，“譬如我们知道中国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和压迫，根本上由于这个资本私有的制度，要是想好非达到资本公有的目的不可，并且还要知道从旧状态到新状态应该怎样办去。”至于社会责任心，他说近代中国：“睁着眼睛看人卖国乱政，涂炭地方，破坏代议制，绝了中华民族一线不断的人格，不过是长吁短叹而已，顾着身家，怕着势力，一丝也不动……袁世凯就利用这个缺点演了一出大悲剧，其结果这缺点更膨胀了，就有了现在的局面。可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之内，这局面是不能常的，所以才有了五四以后的几个社会运动。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现在这个时代的第一曙光，还不在智觉的开展，就在这个。”最终的目标是把“以前的加入世界团体是国家的”，改变成“以后要社会的”加入世界。
除《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外，傅斯年在留学英国的途中，撰写了《欧游途中随感录》，但只完成了“(一)北京上海道中”一小节。作者特别注明是离开北京到上海途中所写，文中有“舟中写下，自然没有顾及文学的工夫”一语。这一节文字较《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一文稍晚，基本上也是反省“社会”的问题，着重强调“个人运动”在“造社会”运动中的地位。他论述说：“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始，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久后恐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他又强调：“我并不是说群众运动不好，五四以后青年对于社会责任心（Social Responsibility）何尝不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民治国家所刻刻不可少的，但不要忘改造社会并不专靠群众运动。个人运动更是要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傅斯年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李大钊所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这可从早先的《新潮》上发表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篇短文中看出，也可以从《曙光》一稿中所强调的，中国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压迫，根本上由于资本私有制度，并想达到“资本公有的目的”等话语中看出。不过，整体看来，他只捡拾一些零星观念，且这类观点在留学欧洲后便不再出现。根据傅斯年北大同学毛子水的回忆，傅氏曾“自幸”不曾参加北大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对这一句话稍作推敲，便可推断傅斯年在五四前后，曾一度被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所吸引。他在以后的论著中，曾叙述他与共产党人共事，所指主要是在北京大学期间，而此时，他的思想处于形成阶段。从他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这个时期思想比较激进，向社会主义思想、革命思想靠近是正常的，也可视此为他一再声称信奉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留学欧洲
（一）留学欧洲简况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从北京动身去上海，准备从上海坐船去英国留学。傅斯年把这次到欧洲留学视为自己人生中的一次转折，他在行前致友人的信中表示：“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这就是说他把留学视为自己人生发展的新平台，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许多设想和心理上的渴望，要在留学的过程中去实现。他自己曾记述说：“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太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这出北京的一天，虽然是出国门，但是长途的发轨自不免起了无数的感想，过去的，未来的，快意的，悲观的，对这霜雪飘零的景物，心上不免受些感动，人生的真价值于我，现在看来只是就其‘论而扩充之’，待后来充满了，作一个相当的牺牲。”傅斯年的这个表述看起来有些玄奥，好像不着边际。联系他这个时期的思想变化脉络，对此应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经过“五四”运动的磨炼，傅斯年已相当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的认识方面。胡适曾对《新潮》杂志评论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具体来说，他们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傅斯年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民众素质太低，没有形成社会的有机体，有群众而无社会，今后主要的事业就是以各种方法唤起国人，使共负国民的责任心，从而全面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必须自下而上的下功夫，强调从改造个人开始，自我戒约，从自己做起，脚踏实地地磨炼自己。二是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奋斗目标，这就是为公众的利益自由地发展个人，正如傅斯年在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送行的谈话中所说：“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为国家强盛、民族康宁而奋斗。
⑵ 对西方文化有了客观的认识。傅斯年在五四运动期间，阅读了很多西方典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评价比较客观。他曾强调：“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只是崇拜先进于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于西洋各种主义，当然要悉心辨别。一则看他对于西洋人的影响，再则看他对于中国人的情形，总以‘效果’为断……”傅斯年对西方文化崇拜，但不盲目，而是系统吸收，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扩充自己。所以，他在致俞平伯、顾颉刚等同学的信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这方面的愿望：“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对西方文化的渴求，是傅斯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他要扩充自己各科知识，同时具有用西方文化陶冶自己人格与思想的期望。
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与俞平伯辞别送行诸友，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第一次远离祖国，傅斯年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对国家的现状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从他登上轮船不久给《新潮》社同学的信中有所反映，他除了向诸位同学报告他离开北京到上海的一路观感外，着重谈了对上海的印象。他说：“在上海住的时候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也是当时中国对外的窗口，却是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状况若此，难怪傅斯年要痛哭一场了。正是中国的这种社会状况，才激起了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志愿。他们的勤奋求学，提倡科学教育救国，改造国民性，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都是为改造中国现状而做的努力。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傅斯年与俞伯平于2月底到达了英国利物浦，次日乘车去伦敦。傅斯年办理了入伦敦大学的手续。刚到英国两个星期，俞平伯突然不辞而别，乘船回国了。傅斯年与俞平伯是同学好友，同是新潮社成员，而今俞平伯悄然离去，大出傅斯年意料。傅斯年听说后大为着急，他甚至怀疑俞平伯得了精神病。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和高度责任心，他急忙从伦敦抄近道赶往法国马赛拦截。见了面一问，才知原因很简单：俞平伯过不惯羁旅异国的生活，十分想家。这次赴英，是俞平伯第一次离家远行，生活不习惯，加上性格内向，遇事不爱和人商量，更增长了思乡之情。同时俞平伯刚结婚，夫妻二人是表兄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骤然分离，难免相思，何况在家生活一切由妻子照顾，一旦分离，自己难于料理，所以决心回国。傅斯年多方劝慰，俞平伯终不回心转意，执意要走，傅斯年没有办法，只得听之任之，怏怏而返。
傅斯年从马赛回到伦敦，已是3月20日，于是开始正常的学习。他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本科的课程，主要选修了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课程。
关于在伦敦大学初期的学习情况，傅斯年1920年8月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有所叙述：
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听讲一学期，现在已入暑假，以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倒也有趣……我的本意，想入理科第一学年，Spearman（史培曼）不劝我这样，所以现在一面做Post-graduatework（研究生功课），一面再于 Under-graduate（大学本科）之科目中选些听讲。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此后学心理学大约偏重于Biological（生物学的）一派与讲Freudian Psycho-an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一派。下学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斯年此中对于求学计划比前所定又稍有变更。总之，年限增长，范围缩小，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一来读书之性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二来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觉得自惭了；三来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四来近来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 （外向）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内向）之趋势大增，在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
傅斯年除努力学习实验心理学和选修自然科学的课程外，对英国的文学、史学、政治学等也有兴趣，因而进行了广泛的涉猎，据他的朋友回忆，萧伯纳的剧作品，他几乎每本都读过。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大学，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留学。之所以由英国赴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受柏林大学里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即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物理学方面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二是受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其中许多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傅斯年到柏林大学后，仍如在英国一样，除一面听相对论，一面听比较语言学外，还选学了地质学、经济学等课程。傅斯年为什么留学期间广泛涉猎，不专重一个方面，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