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村的空气布满浓浓的木头味道，仿佛那些白杨树晒了整天的太阳后打出一连串饱嗝。我们进村时天已经黑了一阵，村子里没电。在汽车的灯光里看见路边摆着剥了皮的白杨木，一摞一摞的，紧靠着林带。不时看见几个维吾尔族男孩坐在木头上，车灯扫过后他们原回到夜色中。看见一个穿红衣裙的女孩，跑过马路捡一样东西，又借着车灯跑回来。细细的腰身，半高个子，扭头朝汽车望一眼，脸圆圆的，眼睛黑黑，似乎这个晚上一过，她就会长大。我们再不会见到她。一朵暗处的花朵，她的美丽向更暗处开放，直至凋谢。还有那些在木头上玩耍的孩子，说着我们不明白的话语，暗暗地成长。我们不了解他们今天的晚上，就不会知道他们的明天。村子里没一点儿光明，夜浓得跟酽茶一样。头顶远远的星光照着他们，在白杨树哗哗的响声里，模糊，喑哑，看不清彼此，相互隐匿又心明无误。前半夜里说着后半生的事情，后半夜全是自己记不清的梦。我们只是偶然路经，在车灯的一晃中看见那些异族的童年身影，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聚在那里，又会在什么时候，悄然地散去。
再次看见他们是在另一天下午。他们或躺或坐在路边的白杨树下，满脸胡须，手里拿着镰刀。我们站在另一排白杨树下，隔着白热的阳光，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麦子长在身后的田野里，眼看要黄熟了，又好像还得些日子。他们手握镰刀，一天天地坐在那里等。对面是乡政府办公室。他们说着话，眼睛斜视着乡政府大门。我们进去办事，喝几杯茶出来他们还在那里。书记的小车出去上一趟县城又回来他们还在那里。这一任乡长下台后一任上台他们还坐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一人一亩地的麦子，对这些维吾尔族壮汉来说显然不是件大事。毛驴的草和孩子的衣食也似乎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尽管地里的收成刚刚够吃饱肚子。除了老婆孩子和一头听话的毛驴，其余全部家产就只是房前屋后的白杨树了。那是另一层天空，白天绿阴覆盖，夜晚撑高月色，让哗哗的树叶声，带着一两句突兀的驴鸣狗吠，荡远又回来。就是那样的夜晚使我们之间变得遥远、陌生。白天我们有时走过去，跟他们一一握手，生疏地问答几句，用我们或他们的语言。我们想接近时，就会感受到那些不可交换的言辞与言辞之间，手与手，眼睛与眼睛，呼吸与呼吸之间，横隔着无数个我们看不清的遥远夜晚。在那些长夜里，他们坐在白杨树下，村子里没有灯光，偶尔的驴叫声打破暗夜的宁静。在更暗的夜里他们聚在树梢上面的高远星空，东一片西一片，发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微弱光明。我们再不会走过去，伸出手。那是一种永远的远，对于我们。
热斯坦巷早晨
不是我--是他们，在热斯坦巷的早晨醒来。穿过麻扎的阳光斜照进巷子，照在那些踮起脚尖便能望见的低矮房顶。拉客的毛驴车摇着响铃走过。最早迎着暗红曙色开门的阿依大妈，看见巷子里多少年不变的土路上，站着一个陌生汉人。她扶着门框，探头朝外看一眼，又缩回身去把门关住。
一连两个早晨，天刚亮我便起身，跑到热斯坦街的那条小巷子里。我不知道我想看见什么，只是有一种隐隐的冲动，想赶在他们醒来之前，一个人静悄悄地走过那条巷子，一直走到麻扎那头，再回过身。
每次我都晚来一阵。我在路上听见清真寺的喊唤，那是在召唤人们做一天的早礼拜，巷子里突然变得安宁。出去的男人悄然回来，跪在一块方布上，朝西念拜。女人扫净院子，探身朝街上看一眼。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朝我不知道的一个方向推开窗户，他们享受着我看不见的阳光雨露。
热斯坦巷的早晨就这样开始。洒过水的地上尘土不起，男人做完一天的早礼拜，神情释然，着手忙尘间俗事：给毛驴添草，清扫驴圈，烧炉打铁，烤馕，戴帽子上街。
我没有可信仰的东西。已经好些年，我不知道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在什么时候结束。我有时睡到上午十点，有时躺到十二点起床。没有谁喊我醒来，醒来了也不知要做什么。这样的生活，我说不出它的不好。已经好些年，我仰起头，看见的仅仅是烈日、尘土和无精打采的闲云。偶然有一只鸟飞过，就让我十分高兴了。
热斯坦巷的男人们，高捧双手，仰目西天时看见的肯定比我更多。他们不告诉我。
告诉我了，我真会相信吗？
我只是一个过客，偶尔短暂地看见热斯坦巷的早晨，看见他们的一天，竟然这样开始。只是看看，并不能改变我的生活。我依旧会在自己的早晨沉睡不起，睡过上午、中午。在我没彻底睡醒之前，我并不希望被谁唤醒，不论它是鸡鸣狗吠，还是上天的声音。
在另一个夜晚，我和小兰走进热斯坦巷的昏黄月光。我让出租车停在路边，车灯熄了，我独自走到那片大麻扎旁，静静伫立。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一天最后的晚礼拜也做过了。热斯坦巷沉睡在月色里，高低起伏的麻扎和旁边的低矮房屋连在一起。
我又来晚一步，没有看见这一巷子人怎样睡去。我没听见清真寺做晚礼拜的喊唤。那个时刻，他们被什么声音召唤，全部地跪入黑暗，身影一起一伏，口中的默念声振荡着空气。月亮东升，照着那些永远看不清的黑色背影。然后，整条巷子，几乎挨着地的窗户，窗户里的灯光一个个熄灭掉。我站在他们留给我的黑暗中，静静站立。月光厚厚地铺在地上，涂在残缺的拱北（墓）上，一片昏黄。好像起风了，插满在麻扎上的树枝轻轻摇晃，或许是我的身体在摇晃，觉得脚下空空的，像要飘走似的。
回到新城宾馆时，街上、大院里，依旧灯火通明。月亮高挂在天空，像跟我们没关系的一件东西，它的辉光，已经照不到这块地上。
那天晚上做了一夜的梦，看见从没见过的人们，一群一群，围坐在那里，说着我听不明白的话。他们从不抬头看我，我也看不见自己。不知道看见这些的那双眼睛，藏在哪个黑暗角落。头顶是一弯银白新月，我在那样洁净的月光中，仍旧找不到“看见”新月的那个我--他不在那里。
或许，这就是我的库车之行。我并不在那里。一切都像一场风，一场梦。它们并不能改变我的生活。
但是，在我依旧不会被谁唤醒的长梦中，我会反复经历我正短暂经过的一切。我会回到偶尔途经的那棵红桑树下，一年一年地，过我未曾过过的漫长日子。我会早早醒来，千百次地走进那座新月高悬的清真寺，跪在我不认识的人中间，一遍遍地默念我从未念想过的陌生真主。
我在那样的尘土中会有孩子，会有完整的属于身体和心灵的早晨夜晚，会有信仰和对神灵的虔诚敬畏。
如果我真的失去过什么--那就是我正看见却从未经历的一切。
一口枯井和两棵榆树
克孜尕哈千佛洞仅有的两棵榆树生虫子了，一种细长的毛毛虫，把一棵树的叶子吃光，往另一棵树上爬。守佛窟的阿木提急坏了，从家里抱来一只花母鸡，放在树杈上，想让鸡帮忙把虫子吃了。可是，鸡好像被满树的虫子和这个光秃秃的山谷吓坏了，窝在树杈上一动不动。阿木提把它的嘴按在虫子上它都不叨一下。哪来的虫子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干谷，怎么会有虫子，方圆几公里都是光秃秃的石头滩，虫子咋知道这个山沟里有两棵榆树呢。阿木提说，虫子可能是乘着拉水的车从村子里带来的，也可能趴在人的脊背上来的，反正虫子突然就爬满树。他的儿子阿不都热和曼到县城买农药去了，再不把虫子杀死，两棵树就完蛋了。
这个干得土都冒烟的荒山沟里，到处是佛窟遗址，沟里两间小砖房，是看守人住的。分布在半山腰的佛窟都按了木门，每个门上吊两把锁，守佛窟的阿木提管一把，县文管所的人管一把。有来观看佛窟的游客，文管所的人就从县上过来，和阿木提一起打开佛窟的门。平常时候沟里只有阿木提一个人。阿木提对这些佛窟和壁画一点都不稀奇，早年，佛窟没保护的时候，附近村里的人只是把它们当成有画的山洞，阿木提小时候经常到佛窟里玩，有的洞窟还被当成羊圈。
阿木提守护克孜尕哈千佛洞已经有十七年了，他刚来时，这两棵榆树还没有一人高，是一个叫托乎提牙加甫的守窟人栽的，这个人可能在山沟里待急了，想不出排遣寂寞的好办法，就从村子里扛来两棵小树苗，像在村子里栽树一样，挖一个浇水渠沟，间隔两米，把树苗栽进去。可是，这可把麻烦栽下了，山沟里没有一滴水，人喝的水和浇树的水，都要到七八里外的村子去拉。那个托乎提牙加甫没看到树苗长高就离开佛窟，后来又从村子找了几个看守佛窟的人，都是没干几个月，耐不住寂寞，不干了。但这几个守佛窟的人都没让小榆树旱死， 有人喝的水，就有树喝的水。到阿木提看守佛窟时，两棵榆树已经扎稳了根，但还是小小的。让阿木提想不到的是，他在佛窟的十七年间，除了偶尔来游客了招呼一下，其余最主要的工作竟是照顾这两棵榆树。现在榆树已经有房子高了。阿木提说，我养个儿子，到了十七岁也能自己生活了。可是这两棵树，越大越依赖人，这么多年，为了给树浇水，一家人的精力都耗进去了。早些年用毛驴车拉水，三四天拉一趟，那时树小，喝水也不多。后来家里有了小四轮拖拉机，树也长大了，一周拉一次，二百八十公斤的大桶，装三桶水，勉强够人和树用一周。
我们现在害怕这两棵树了，阿木提说，它要再长大，我们就养活不起了。早年，树小小的时候，我们盼着它快长，长大了好乘凉。山沟里的土贫瘠，我从家里拉来羊粪，给树施肥。可是，树一年年长大，用的水也一年年增多，我们不敢让它长了。有好几年，再没给它施肥。只是每周按时浇一次水，保证不让它旱死，我们养活了它十几年，就跟我们的家人一样了。
为了给树浇水他们还挖了一口井。那是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父子俩准备好绳索工具，开始在僵硬的干土中挖井，挖到第二年三月，挖了二十七米深，挖出来的依旧是干土，没有一点有水的意思。父子俩不死心，还要往下挖，这时候，新来的一个汉族主任阻止了他们，说再挖下去太危险，万一塌方出了人命，谁承担。阿木提说，以前管佛窟的阿不拉主任很支持他们。要是阿不拉主任还在，不下台，他们计划挖到八十米深，提土的绳子都是按这个深度买的。挖到八十米再不出水，他们就彻底死心了。
现在，这口没挖出水的枯井，也成了克孜尕哈千佛洞的文物，来看佛窟的人，都要到井口探望一番。为防有人掉下去，井口钉了木板，封了。我和阿木提就蹲在井口的木板上，说着井和那两棵树的事。阿木提捡一个小石头，从木板缝扔下去，好久， 石子落到井底的声音才传上来。阿木提不懂汉语，他看我拿着本子和笔，就知道我要问树和井的事。以前来的记者已经问过无数次，也在媒体上报道过。阿木提一口气说了很多话，古丽花好长时间才给我翻译完。我又问了两句有关佛窟的事，阿木提望了望我，可能他觉得，佛窟的事，应该文管所的人说。他只知道树和井的事。我说，你知道这些洞是谁挖的。以前的人。阿木提说。以前你们的祖先也信过佛，你知道吗。那是蒙古人逼着我们信的。阿木提说。
看来佛窟的事阿木提确实说不清楚。他只知道看护好佛窟。早先文管所每月给他发四百三十二块钱，现在涨到六百块。至于这两棵树的费用，全由阿木提一家无偿承担，树不是文物，也不会有护养费。它的成长与死活只有阿木提一家人操心了，树不可能在几十米厚的干土层中，找到水分。它们长得越大，耗水越多。这是永远要靠人养活的两棵树，阿木提一家每年从两棵树上的收获仅仅是，秋天树叶黄落了，阿木提把叶子扫起来，装大半袋子，扔到拉水的拖拉机上，捎回家喂羊。有时风把落叶刮到荒山坡，树下剩稀稀拉拉的几片，阿木提也就不扫了。阿木提一家也不富裕，能把这两棵树养到啥时候，也不知道，也许过几年我再来，树死了。也许没死，还长高了一截子。反正，我看这两棵树，迟早要县财政拨一点款，和佛窟一起把它们养起来。佛和这两棵植于干土中的树一样，都需要人养。佛在库车被供养了一千多年，人们不再供养它的时候，佛死了，剩下山体上千疮百孔的佛窟。树也一样，你把它植在不适合生长的干土中，你就得去养。养到养烦、养不起、没人养了，也就死掉了。
但愿克孜尕哈千佛洞的两棵榆树不会死掉。
两个古币商
在沙依巴克街一条小巷子里，年轻的肉孜阿訇，做着一般人看不懂的古币生意，从一扇不起眼的小木门进去，里面一间套一间迷宫般的小房子。在肉孜家里可以看到库车两千多年来各时期的钱币，自汉代以来中原各朝代的铜币，以及从古丝绸之路上过往商人留下的许多国家和王朝的金币银币。肉孜不做收藏，只是倒卖。暂时卖不掉的留在家里，日积月累，他留下的古币已经成箱成柜，其数量种类早已超过专门的收藏者。
肉孜阿訇很少离开库车，不大知道一枚龟兹铜钱在广州、北京的钱市上是什么价。他只是廉价收来，能赚一个自己满意的数目，就出手了。他主要的买主是新城里的小兰姑娘。小兰做了十几年古币生意，知道外面行情。她也很少打问肉孜多少钱从别人手里收来这些东西。常常是肉孜说一个价，小兰觉得有赚头便成交了。
肉孜早先做旧地毯生意，是小兰把他引入经营古币这一行当的，时间大概是九十年代初。那时肉孜在乡下收购旧地毯，顺便捡了半袋子铜钱，回来后也没当回事，见锈迹斑斑的，便倒在石灰盆中浸泡。这事不知怎么让小兰打问到了，以五毛钱一枚的价格全部买了去。
聪明的肉孜阿訇不久后便打问清楚了，小兰从他手中买走的铜钱，是新疆制的“建中大历”，当时全国仅发现两枚，每枚市价五千到一万元。小兰一下购得三百枚，成了钱币界一件大事。这批古钱富了小兰也使肉孜阿訇从此改行，专营起钱币生意。他的生活，也从那时起一年年好转起来，一开始骑毛驴、坐驴车下去找钱，后来改骑摩托车。房子也由早先的一间扩到现在的许多间。他和小兰，成了库车钱币行的一对好搭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