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坎土曼按大、中、小三排，在地上摆成整齐的梯形，卖掉一只，他会从铁匠铺进一只补上，卖得再多梯形也不会残缺。这是他的牌子，几十年不变。那些低头转街的人，只要路过这儿，看见坎土曼摆成的梯形，就知道是他的摊子，价格、货都不用问，想买的挑选一只，钱一付就走，不会有任何变动。
那些卖坎土曼的，没有招牌，没有铺子，就街边一小块空地，东西就地一摆，但每个人都摆卖出一种样子，绝不会有重复。
你看那个大热天戴皮帽子的老汉，他的坎土曼沿街边摆成一长溜子，从小往大排过去，他蹲在尽头，像一只最大号的坎土曼。买货的人从那头挑选过来，好一阵才能走到这头。
那个光头巴郎（男孩）的坎土曼，一只一只插在地上，好像每一只都正在挖土，远远看去有上百只坎土曼在挖那块地。
而另一位白胡子老汉的坎土曼，也是立在地上卖，却全部刃口向上，仿佛干完了活，全都白刃朝天晒太阳呢。
还有的坎土曼挂在墙上卖，像一张张维吾尔人的铁青脸谱。
只要这条街道不变，卖坎土曼人的摊位就不变，每个摊子上坎土曼的摆法更不会变。一个一个巴扎，一年又一年地摆卖下去，就成了这条老街上的名牌摊铺，全库车人都会知道。远在塔里木河边草湖乡的农民，活儿干累了靠在埂子上，边抽莫合烟边摆弄自己的坎土曼：我这把嘛，是在老城“一长溜子”上买的，快得很，一点点泥巴都不沾。我的坎土曼嘛，另一个说，是在“梯形”那里买的，钢硬得很，挖柴禾时当镢头一样用，从来不卷刃子。
四、能变成钱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吃食，冒着香味儿等候那些嘴和肚子。有钱人吃的抓饭、拌面、缸缸肉，没钱人吃的馕、羊杂碎。在以抓饭闻名的乌恰市场，我看见几个妇女卖煮熟的洋芋蛋，两毛钱一个，四毛钱、六毛钱就吃饱肚子--老城的穷人给乡下来的更穷的人们备下简单实在的廉价食物。
赶一天巴扎不能空着手空着肚子回去。
有数的两筐杏子，一麻袋青菜，价格卖好了能吃一盘素抓饭、两个烤包子，卖不好就只有啃自带的干馕子。收成是可以想到的，一年里只有几样东西变成钱：不多的几棵树上的杏子、一小畦没种好的辣子和西红柿。地里的麦子刚够自己吃，埂子上的几行苞谷，早掰掉煮青棒子吃了。屋后的白杨，长粗还得几年。几只土鸡的蛋，一个个收起来，够不够换茶叶和盐。儿子眼看就长大了，要盖房子娶媳妇。对于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有意外的收入。只有可以想到的一些损失：那些杏树中的一两棵，杏花被大风吹远，白长一年。不坐果的杏树，密密麻麻长满叶子，遮阳光，挡风雨，秋天落下来，喂羊喂驴。还有那几亩麦子，种不好了一半是草，种再好也不会有剩余的，总要损一些养活鸟和老鼠，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一年一年，几袋麦子一两只羊，陪伴一家人的日子。父亲老掉了，儿女莫名其妙长大，不会有更多的快乐幸福，但也不会再少。县上的统计报表中，有这些贫困村庄的人均收入，少得不能再少。有没有一份报表，统计这些人的笑声。他们一年能笑多少回，今年和去年的笑声，是否一样多，哪一年人们的笑声减少了。有没有人去问问那些忧郁沉默的人，你怎么不笑，怎么好长时间听不见你的笑声了。有没有人去问那些快乐欢笑的人，你高兴什么呢，有什么高兴事让你一年四季笑个不停。
五、眉毛的粮食
有一种叫奥斯曼的草，维吾尔人称它为“眉毛的粮食”，据说有生眉养眉的功效。在库车农村，几乎每家房前屋后都种一些，女人们用奥斯曼的叶汁涂抹眉毛，久而久之，眉毛便像吸足了养分的庄稼一样，变得乌黑发亮。
这种“眉毛的粮食”学名叫菘蓝，株杆粉红，叶子深绿，种在庭院里既可当花欣赏，又随时随地可采叶描眉。一位妇女，只需种三五株就够一年用了，用不完的拿到巴扎去卖。扎成小束，一束卖五毛钱。城里妇女们的眉毛比乡下妇女更饥渴，她们有的在花盆里种几株，解燃眉之急，更多的要到巴扎去买。老城巴扎的奥斯曼生意经久不衰，每年都有许多妇女做这种无风险的小生意，靠别人的眉毛挣钱过日子。
冬天眉毛“吃”什么呢。维吾尔妇女在春天花红叶绿之时，便采集大量的奥斯曼鲜叶，用挤压出的叶汁拌以适当羊油，制成不腐不烂的眉膏，以备冬天之用。另一种储存方式是像烟叶一样晒干存放，但涂眉效果不如前者。
在巴扎上，还能买到一种特殊的头油，是用沙枣树的树胶制成的。据说用这种头油抹出的头发又黑又亮，还有股沙枣花的浓香。
维吾尔女子最引人注目的美是那双眼睛，而使眼睛熠熠生辉的则是那两弯令人惊异的浓黑眉毛。眉是五官最上一官，美容先美眉，维吾尔妇女似乎天生就知道这个道理。在库车小巷，常看到三两个维吾尔女人迎面走来，还看不清五官容颜时，便已被她们的浓黑眉毛吸引。待走到跟前，眉毛下又黑又深又大的眼睛、笔挺的鼻子、棱角分明的嘴唇，那样的容貌，让人很难移开眼睛，移开了也还会再一次追望上去。
按维吾尔人的古老传说，女孩双眉间距离，决定了日后婚嫁的远近。两条眉毛隔得远的女孩子，一定会嫁到很远的地方。母亲总是希望女儿留在身旁，所以女儿一出生，母亲便用奥斯曼叶汁涂抹她的眉毛，稍大一些，女孩便学会自己用奥斯曼涂抹眉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大的女儿两弯秀眉紧紧相连，嫁去的地方喊一声就能听见。
如今，这种眉毛的粮食已被制成眉笔、眉膏，价格很贵。库车老城的女人们，仍旧喜欢用新鲜奥斯曼的叶汁涂抹眉毛。那些自然的东西，机器一加工便变质了。
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
我说不出有四个孩子那户人家的穷。他们垒在库车河边的矮小房子，萎缩地挤在同样低矮的一片民舍中间。家里除了土炕上半片烂毡，和炉子上一只黑黑的铁皮茶壶，再什么都没有。没有地，没有果园，没有生意。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几岁，都呆在家里。母亲病怏怏的样子，父亲偶尔出去打一阵零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快中午了，那座冷冷的炉子上会做出怎样一顿饭食，他们的粮食在哪里。
我同样说不出坐在街边那个老人的孤独，他叫阿不利孜，是亚哈乡农民。他说自己是挖坎土曼的人，挖了一辈子，现在没劲了。村里把他当“五保户”，每月给一点口粮，也够吃了，但他不愿呆在家等死，每个巴扎日他都上老城来。他在老城里有几个“关系户”，隔些日子他便去那些人家走一趟，他们好赖都会给他一些东西：一块馕，几毛钱，一件旧衣服。更多时候他坐在街边，一坐大半天，看街上赶巴扎的人，听他们吆喝、讨价还价。看着看着他瞌睡了，头一歪睡着。他对我说，小伙子，你知道不知道，死亡就是这个样子，他们都在动，你不动了。你还能看见他们在动，一直地走动，却没有一个人走过来，喊醒你。
这个老人把死亡都说出来了，我还能说些什么。
我只有不停地走动。在我没去过的每条街每个巷子里走动。我不认识一个人，又好似全都认识。那些叫阿不都拉、买买提、古丽的人，我不会在另外的地方遇见。他们属于这座老城的陈旧街巷。他们低矮的都快碰头的房子，没打直的土墙，在尘土中慢慢长大却永远高不过尘土的孩子。我目光平静地看着这些时，的确心疼着在这种不变的生活中耗掉一生的人们。我知道我比他们生活得要好一些，我的家景看上去比他们富裕。我的孩子穿着漂亮干净的衣服在学校学习，我的妻子有一份收入不菲的体面工作，她不用为家人的吃穿发愁。
可是，当我坐在街边，啃着买来的一块馕，喝着矿泉水，眼望走动的人群时，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尘土一样多地落在我身上。我什么都不想，有一点饥饿，半块馕就满足了。有些瞌睡，打个盹儿又醒了。这个时刻一直地延长下去，我也可以和他们一样，在老城的缓慢光阴中老去。我的孩子一样会光着脚，在厚厚的尘土中奔来跳去，她的欢笑一点儿不会比现在少。
我能让这个时刻一直地延长下去吗？
这一刻里我另外的一生仿佛已经开始。我清楚地看见另一种生活中的我自己：眼神忧郁，满脸胡须，背有点驼。名字叫亚生，或者买买提，是个木工，打馕师傅，或者是铁匠，会一门不好不坏的手艺。年轻时靠力气，老了靠技艺。我打的镰刀把多少个夏天的麦子割掉了，可我，每年挣的钱刚够吃饱肚子。
我没有钱让我的女儿上学，没有钱给她买漂亮合身的衣服。她的幸福在哪里我不知道，她长大，我长老。等她长大了还要在这条老街上寻食觅吃，等我长老了我依旧一无所有。
你看，我的腿都跑坏了还是找不到一个好的归宿，我的手指都变僵硬了还没挣下一点儿养老的粮食。
我会把手艺传给女儿，教她学打铁，像吐迪家的女铁匠一样，打各种精巧耐用的铁器，挂在墙上等人来买。我不知道她是否喜欢这种叮叮当当的生活，不喜欢又能去做什么。如果我什么手艺都没有，我就教她最简单简朴的生活，像巴扎上那些做小买卖的妇女，纱巾蒙面，买一把香菜，分成更小的七八把，一毛钱一把地卖，挣几毛钱算几毛。重要的是我想教会她快乐。我留下贫穷，让她继承，留下苦难，让她承担。我没留下快乐，她要学会自己寻找，在最简单的生活中找到快乐，把自己漫长的一生度过。
我不知道这种日子的尽头是什么。我的孩子，没人教她自己学会舞蹈，快乐的舞蹈，忧伤的舞蹈。在土街土巷里跳，在果园葡萄架下跳。没有红地毯也要跳，没有弹拨儿伴奏也要跳。学会唱歌，把快乐唱出来，把忧伤唱出来，唱出祖祖辈辈的梦想。如果我们的幸福不在今生，那它一定会在来世。我会教导我的孩子去信仰。我什么都没留下，如果再不留给她信仰，她靠什么去支撑漫长一生的向往。
如果我死了--不会有什么大事，只是一点小病，我没钱去医治，一直地拖着，小病成大病，早早地把一生结束了。那时我的女儿才有十几岁，像我在果园小巷遇到的那个叫古丽莎的女孩一样，她十二岁没有了父亲，剩下母亲和一个妹妹。她从那时起辍学打工，学钉箱子。开始每月挣几十块钱，后来挣一百多块，现在她十七岁了，已经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制箱师傅，一家人靠她每月二百五十元到三百元的收入维持生活。
古丽莎长得清秀好看，一双水灵的大眼睛里，闪烁着她这个年龄女孩子少有的忧郁。那个下午，我坐在她身旁，看她熟练地把铜皮包在木箱上，又敲打出各种好看的图案。我听她说家里的事：母亲身体不好，一直呆在家，妹妹也辍学了，给人家当保姆。我问一句，古丽莎说一句，我不问她便低着头默默干活，有时抬头看我一眼。我不敢看她的眼睛，那时刻，我就像她早已过世的父亲，羞愧地低着头，看着她一天到晚地干活，小小年纪就累弯了腰，细细的手指变得粗糙。我在心里深深地心疼着她，又面含微笑，像另外一个人。
如果我真的死了，像《古兰经》中说的那样，我会坐在一颗闪亮的星宿上，远远地望着我生活过的地方，望着我在尘土中劳忙的亲人。那时，我应该什么都可以说出来，一切都能够说清楚。可是，那些来自天上的声音，又是多么的遥远模糊。
暮世旧城
一座暮世旧城。
那个九十七岁的老父亲阿不都拉·斯麻依，活到儿子死了，第五个老伴归西，祖传的一小片果园荒在河滩上，枝老根枯，树梢稀疏的一些果子，早熟了，他已没有伸手的力气。他或许在等一阵风，我不知道他等侍的那阵风里，他和那些熟透的果子，谁先被摇落。我坐在这个老人身旁，原想听他讲讲身世，后来却突然地沉默了--他的一生全摆在这里。一个人的全部时光都到齐了，他不用再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用问，就像坐在晚年的自己身旁，心里清清楚楚的，对着一张多年后自己也会长成的沧桑老脸，无悲无喜。
那个八十九岁的老母亲吐拉汗，她在世上已没有一个亲人。丈夫早早地去世了，五个孩子都没成年便夭折，剩下她一个人。早年身体好的时候，帮人家打馕，洗衣服，挣点饭钱。她原是库车老城人，一九六三年被下放到乡下，回来便啥也没有了：户口、房子、工作。她只好在别人的屋檐下生活，这儿住半年，那儿呆一个冬天。前几年民政部门给了她一间小房子，还给了一块毡子和一个铁炉，这几年就啥也没有了，她只有靠乞讨过日子。吐拉汗穿一身旧衣服，收拾得整齐干净，苍白平和的面容上依旧能看出年轻时的端庄美丽。当她说她在世上已没有一个亲人时，我突然感到人世的荒凉与陌生。
在老城阿斯坦街的大麻扎（墓地）旁，我遇到五六个年近百岁的孤寡老人。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他们早早地坐在路边，等候上麻扎的人们。这是伊斯兰教民拜念亡人的日子，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便会听见毛驴车的声音，前往拜祭的人们源源不断地走向麻扎。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一家人。毛驴车停在路边，阿斯坦街的路边放着许多木头，供坐人和拴毛驴车。上麻扎的人拿着铁锨和食物，给亲人的麻扎上松松土，撒一些食物喂鸟。每个星期四五，远远近近的鸟集合到麻扎地。麻扎旁有几棵筑满鸟窠的高大榆树，麻扎地没树的地方插着高高的树干树枝供鸟落脚。鸟是往来于天地间的信使，把生者的祈祷带上天国，又把逝者的祝福捎回大地。
守候在麻扎旁的这些乞丐、穷人们，他们守着生死之间那条黄土路，眼睛盯着通向老城的巷子，在对死者的祈祷中等候前来的生者。死者的遗产中有一半是留给穷人的，麻扎是这些穷人的庄稼地。只要有人上麻扎，他们总会有所收获：一碗抓饭、几个包子、半块馕，幸运时还会得到一些零钱。
不断有人埋进麻扎，城南的大麻扎已经拥挤不堪，墓挨着墓，几乎看不见一小块空地，却还是有死者不断地挤进去。
在阿斯坦巷的大麻扎旁，我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和那几个老乞丐坐在一起，她不是来乞讨的，她在守丈夫的墓。她和丈夫住在邻近的新河县，一个月前，丈夫得病去世，在新河找不到合适的墓地。正好她的母亲住在库车老城，便把丈夫埋进这片麻扎里。可是，老城人不愿意，非要让她把死者迁出去。都入土一个多月了，他们还让她迁出去。她不放心，每个星期四五到麻扎旁看守，有时，她也能和那几个老人一样得到一点儿施舍。
我也和他们一样得到过一次施舍。
有几个礼拜五，我跑到麻扎旁，跟那几个年老的乞丐坐在一起。他们都认识我了，挪挪身腾出点儿地方，让我坐在木头上。我的朋友塔尤木给我做翻译，我跟他们谈家常，问身世。有时啥也不说，一人递一支烟，边抽边看路上行人，看上麻扎的人在那里用锨松土，撒麦子喂鸟。鸟一群一群，在麻扎上起起落落。除了鸟叫，整个麻扎一片肃静。跪着叩拜祈祷的人肃寂无声，拴在路旁的毛驴一声不响。那些乞丐更是默不作声，每人面前铺一块手帕，用土块压住四个角，等候过往的好心人往上面放钱和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