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木卡姆艺人吐尼牙孜死了。我本来要去老城看他，宣传部的人说，吐尼牙孜已经不在了。怎么会呢，我记得他才五十多岁，身体壮实，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2001年我写《库车行》时，就想写吐尼牙孜，他是库车有名的木卡姆演唱艺人，脑子里有几万个木卡姆歌词，十天十夜都唱不完。他还会敲制铜壶，每个巴扎都去库车河边玩斗鸡，赌输赢，还和人玩没完没了的托包克游戏。他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儿子，一个和别人打架，残废了，一个没工作，在家闲待着。吐尼牙孜靠自己的手艺养活一家人。我翻看那时和吐尼牙孜交谈的笔记，好几页，还有已经写成文的片段，我记不清为何放弃了去写这个老艺人，而选择了老城里的那些铁匠、理发师、乞丐以及赶驴车的普通人。我来库车的第一天就有幸听到他的演唱。我还请他吃过一顿饭，在老城街边的饭馆里，吃烤肉拌面。我备了酒，但吐尼牙孜不喝酒。我原想和他喝点酒，听他敞开说话，就像我在塔里木河边，和几个维吾尔族朋友彻夜喝酒聊天一样，那是我喝的最尽兴的一场酒，在塔里木草湖乡唯一的小酒馆里，我的同行睡一觉醒来看见我们还在喝酒，他一闭眼睡过去，再一觉醒来我们还在喝酒。我们就在他的睡睡醒醒间，把一地的酒瓶子喝倒了。酒喝到天快亮时，我似乎不用翻译，就能直接听懂他们说话，我竟然也能说出一些平时从不会说的维吾尔语。我大着胆子用维语和他们交流，他们吃惊地看着我，这个天黑前只会说一句“亚克西”的汉族人，跟我们喝了半夜酒竟会说维语了。确实这样，若再有一些那样的夜晚，我就会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听懂他们的语言，流利地说他们的话。可是，我没有把更多的夜晚留在塔里木河边。
吐尼牙孜不沾酒，但喝一口茶就会兴奋，他用维语，夹杂一些汉语词，说起话来就停不住，像唱歌一样有激情，我装着听懂的样子，不住点头，等他说得停顿了，再看一眼翻译，听翻译把他的话用汉语说一遍，翻译过来的东西一开始就让我失望，我看吐尼牙孜的说话神采和优雅的声音，以为他肯定在大谈木卡姆艺术，谈人生和哲学，翻译成汉语却是：县上经常把他们叫去给客人和领导演唱，每次才给50块钱，平时一点钱不给，用的时候才想起他，像我这样的艺术家，库车城里没几个，县上应该发工资把我们养起来，让我们有肉吃，吃饱肚子，把我们脑子的好歌都唱出来。我脑子里的歌，有多一半没机会唱出来，以前，老城大饭馆里经常有人家过喜事，木卡姆一唱半个月，全套的木卡姆都能唱完。现在，再热闹的婚礼也是唱半天。况且，你唱的时候别人在忙其他，说话，聊天，没有几只耳朵在真正听，他们要的只是一种声音和热闹，并不在乎你唱什么，你唱得那么投入，嗓子都唱哑了，也没人听见你真正的声音。即使场子上有一千人，你也是在唱给自己听。整套的十二木卡姆埋在一个人心里，库车城里再没有半个月这样的大场子，让你从头到尾，一场一场地把十二木卡姆唱完。木卡姆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有头，有身体和尾巴，我们现在的演唱，只是看到它的一块肉、几根毛。
吐尼牙孜13岁时在老城的一个饭馆当帮工，那时饭馆里经常有木卡姆演唱，吐尼牙孜边洗碗刷盘子边侧着耳朵听，记住了许多木卡姆诗歌。后来他被一个木卡姆师父发现，收为徒弟，从此开始演唱生涯。
我第一次到吐尼牙孜家采访时，看到这个老艺人正蹲在院子的一角敲打铜壶，院子养了好多鸽子，还有几只斗鸡。我看了看吐尼牙孜打的壶，手艺还不错。他三五天打一只壶，50块钱卖给街上的小商铺，商铺卖80块钱。我给了他200元钱，让他给我打两个铜壶，吐尼牙孜说要用最好的铜给我打，我问最好的铜是啥铜。就是到供销社买新铜，黄亮的，吐尼牙孜说。我说，我不要新铜，就用你收的旧铜打，越旧越好。我让吐尼牙孜用维文把“十二木卡姆”字样刻在壶上。吐尼牙孜很聪明，不知从哪找了一块有古老图案的废铜，给我做了把新壶，旧图案正好在壶体正面。我很喜欢。
吐尼牙孜少有笑容，偶尔笑起来像一个孩子，一个53岁的老孩子，忘掉眼前一切，忘掉两个没工作要让他养活一辈子的儿子，他的笑像一朵少有的花，在我和他的谈话中，突然地开放一次，很快又消失在那张沉重的面孔里。吐尼牙孜不笑的时候，我就看着他的脸，从这张沉重的被生活压住的脸上，开放出这样天真的笑容是多么不易。
现在，吐尼牙孜死了，他半个月都唱不完的木卡姆歌，被他带到天上唱去了，老城新城的人都再不会听到。那些脑子里装满了历史和故事的老人，在一个个默默死去。只有把一个村庄和解放军的故事记成日记的卡德尔出名了，全村人跟着他得了好处。
四、祖传的药铺
我翻看5年前的库车采访笔记，有一段文字清楚的记录了一个叫阿斯木的人，他原是库车县委的一个部门主任，刚退休，在家待了一个月，就待不住了，在铁匠铺旁边租了一个店面，开了一家药材调料铺。铺子里的货是他父亲留下来的，父亲去世五年了，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在开药材调料铺，那是解放前，一大家人靠父亲的铺子生活。后来解放了，公私合营，父亲成了一家国营单位职工，一干几十年，1985年退休后，也是在家待不住，又拾起解放前的老本行，临街开了个铺子，卖药材调料。父亲对药材药理都很清楚，常常既当售货员又做医生，给来买药材的人一把一把配药。铺子里全是当地草药，本地人全认识，他们相信在这个地方得了病，这块土地里肯定有一种东西能医治。那些没钱去医院的病人，就靠这些草药救命，几毛钱几块钱抓一把草药回去，熬着喝了，有些病就好了。好不了的病也没钱去医院看，只能拖着，一个重包袱一样在身上背着，背到哪一天把人压倒了，也就到头了。阿斯木说他不懂药材，那些得了病的农民，都知道买哪种草药，买多少。阿斯木只是称给他们。
阿斯木是这条街上唯一不靠店铺生活的生意人，他和爱人都有退休工资，每月两千多块，他的几个儿子都念完大学有工作了，阿斯木只是为了打发日子，把父亲去世前没卖完的药材翻出来，又进了些新货，开了这个小铺子。他的店铺三天两头关门。开门的时候，他也不在铺子里坐，门口摆七八只小木凳，只要他坐在铺子门口，总会有人过来和他聊天。那些小凳一天到晚不空着。街上好多人认识他，当了几十年县干部，走村串巷，几乎全县的人都认识他。现在退休了，离开办公室，坐在街边的小店铺前，没有电话，没有秘书和同事，但常有一堆朋友。对于他，这个店铺就是一个地址。以前他的地址是县委办公室。现在，那些老朋友要找他，就会到老城街边的店铺来。他坐在街边，也许只是让人看见，这个人还在世上，退休了还有事情干。有一天这个店铺关门了，他也许就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次我没找到阿斯木的药铺子，铁匠铺旁的矮房子被拆了，留下一块待建的空地。不知道这个老人把药铺挪到哪个小巷子去了。也许关门回家，也许，已经不在人世。那些没来得及卖完的药材调料，肯定还存放在家里，一包包一袋袋地存放着，等过一些年，他的儿子退休了，会不会把这些东西再翻出来，租一个铺子，在老城的街边去卖。
不见的还有我在《生意》中写到的理发店， 那个新大毕业生买买提开的小理发店，已经改成杂货铺。不知道法律系毕业的买买提，是找到工作了，还是又转行去卖肉了。对面的修鞋铺还在，我和克尤木钻进只能坐下两个人的小鞋铺乘凉，店里只有小徒弟一人，说师父去做乃麻孜了，十几分钟回来。我们边擦鞋边和徒弟聊天。小徒弟也叫买买提，学徒一年多了。问给师父交学徒费吗。说不交。来的时候，带了五个馕，上面放一块布，就算拜师了。一般干两三年，师父也不给徒弟工钱，也不管饭。买买提说他再学一年，就自己去开补鞋铺。问师父每天挣多少钱。答二十多块。房租一年一千块，每天合两块八毛五。师父每天从挣的钱里面拿出三块钱，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是房租。要不这样，到年底，一下拿一千块钱，拿不出来。这个小徒弟，把师父的事情全说了。
一个月前，我和翻译古丽在这儿擦过一次鞋，师徒俩对擦鞋的精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鞋脱下来，先是徒弟清理鞋面，再交给师父打油上蜡，师父打油前，先把鞋仔细端详了一番，发现我的皮鞋垫往前窜了，从柜子拿出一个小瓶，应该是万能胶，打开盖，在鞋垫下抹了两滴液体。然后，把鞋垫垫好，又用小榔头砸了砸，我前窜了大半年、不知咋办的鞋垫，就这样处理好了。师父擦好油，刷了一遍，又把鞋交给徒弟，徒弟把鞋再刷一遍，用布打一遍，端详一番，觉得好了，穿到我脚上。最后交钱时，收了一块钱。问收拾鞋垫的钱呢。说那是帮忙了，不要钱。他们擦鞋时我注意到小徒弟的鞋，好像从来没擦过，没打过油，已经看不出鞋油的痕迹。师父的鞋要体面些，黑皮鞋，很旧，但鞋的模样还在。
老城没有专门的擦鞋店，擦鞋生意被修鞋匠捎带做了。或许是修鞋养就的习惯，擦鞋师父拿起鞋，总是先端详一番，哪坏了，如果是三两下修好的，不用你说，就随手修好了，还收擦鞋的钱。大的毛病会问问你。说个价，保证不会让你觉得贵。也就不会有讨价还价。也很少有人问价。多少年的规矩，多少年的老价格。只要穿烂一双鞋，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