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化运动当时影响很大，上海是中心，中国有五十多个城市都有拉丁化会。一直影响到南洋，泰国也有拉丁化会，香港是一个重点。过去罗马字只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没有到群众，拉丁化运动到广大群众中，工人都来参加。
拉丁化运动是1933年在中国开始的，由世界语协会介绍到中国。拉丁化运动发展，世界语反而很难发展。当时世界语也是一个新思潮，我们都学世界语，现在还有，没多大用处，当时看得很重要，结果没有真正变成是世界的语言。有了联合国以后，世界语就下落，联合国提倡五种工作语言，后来变成六种。世界语就没有作用了，在政治、科技、商业上不用，就没有多大用处。我起初搞世界语，后来就不搞了。
留学日本
我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读书，这两个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我因为穷，去不了美国留学。结婚后，我的岳父给张允和两千块钱，当时也是一个大数目，我和张允和商量：这两千块钱不要用，出去留学。到美国去，不够，美国要花更多钱，我们就到日本。
日语在那个时候很有用，今天还是很有用。对我来讲，我学了法语反而起不到作用。我在美国看到广告，法国出版了一本书，我去书店买这本书，书店的人说，这本书还没有出来，可是英文本已经出来了。我买了英文本，法文本就不看了。法语跟英文无形当中是一种竞争，利用法语的机会很少。许多国际会议，都是英语、法语两种话，实际大家都用英语，不用法语。法语是一种很好的语言，有很丰厚的文化背景，但是我学了很难用上。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这四种都是全世界重要的语言，俄语现在不行了，俄罗斯人现在都读英文了；西班牙语文化背景差；法语的文化背景很深厚，可是在竞争当中，法语失败了。
留学有两点好处：日语要学得好，在日本很快就学好，在中国就慢，英语更是这样子。还有，外国整个学术环境跟中国不一样，真正读书要靠自己，留学不留学一样，在中国也可以学得好的。读书实际是自己读的，老师不会来管你，只是指点一下子。
清朝末年就开始有人留学，起初中国没有大学，后来教会学校到中国来办，读大学不一定到外国去了。可是比大学更高的还要到外国，譬如美国有名的大学是以研究生为主，不是以大学本科为主，我们的大学是以本科为主，研究生比较少。真正读书，自己自修，在中国跟外国完全一样。我搞字母学是一种兴趣，我收集了许多字母学的书，想不到后来有用处。自学是主要的，爱因斯坦讲的话一点不错。
1933年，我们一结婚，立刻就去日本，不耽误时间，那时候到日本留学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时候跟今天不一样，要到日本去，用不着签证，上海坐船，第二天早上就到日本了。那时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在上海，日本人喜欢到上海来，中国人喜欢到东京去，东京有大量的中国人，写一封信，在国内三分邮票，到日本也是三分邮票。日本东京的物价和上海比，加十分之一。那时候上海虹口一带全是日本人。中日民间往来很频繁，你到东京去，上岸根本不检查你。不仅到日本方便，到美国也很方便，你有护照，到美国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行。现在两个制度，你把我当敌人，我把你当敌人，那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在日本留学，原来想去读四年书，后来不到两年就回来了。一个原因是张允和怀孕了，要回来生育。另一个原因是我到日本那时候思想“左倾”，希望去跟河上肇，河上肇当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非常有名。所以我不考东京帝国大学，要考京都帝国大学，一下子就考上了，到京都，河上肇被捕了，根本没有看到河上肇。那么，我到日本就变成读日文了，读经济学的目的没有达到。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这样倒有一个好处，专门读日文，所以当时日文进步很快。后来就是到了美国，日文还有用处。
这是年轻时糊涂。人生在年轻时候有许多糊涂的事情，这是盲目的。人家说，恋爱是盲目的，我们的恋爱不是盲目，很自然的，其他的许多事情确实有盲目性：到日本留学是盲目的，从美国回来也是盲目的，以为中国有希望了，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回来后经济学一点用处都没有。
张允和在日本是学日本的文学，她对日本文学蛮喜欢。当时日本有名的文学家的文章，很快就翻译成中文了，中国受外国的文化的影响，很多是通过日本，中国从日本学西洋。
日本的大学，学生都住在校外，没有学生宿舍的。我们在外面租房子住，最早住在中国青年会，后来我们很快就住到日本人家里面去。日本许多人家有一间房间租出去给人家，特别是喜欢租给大学生，这样子我们住在日本人家里日语就进步得非常快，每天都要讲日语，而且了解日本人生活的情况。
张允和要生孩子就回国，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轮船就回来了。上海的亲戚朋友照顾她，我们是1933年4月30日结婚的，巧的是，我们的儿子是第二年4月30日出生的，刚刚一周年。张允和回来生了孩子，我还在日本，第二年就回来。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在日本，他们叫我不用回来，上海照顾得很好。
我考的是京都帝国大学，现在叫京都大学，规模很大，校园很好。京都帝国大学的校园是日本格式，而且有点宫廷的味道，跟圣约翰大学完全不一样。京都在当时比东京好玩，那时候日本所有大学生都住在人家，我住在一个老太太家，她很高兴。我起初以为京都讲话跟东京一样的，其实不一样，我跟老太太学京都话，很好玩，很快就学会了。老太太待我非常好，日本的房东都很好。
我失去了专业的对象，主要是读日语，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生活。还好，可以说在日本留学并没有落空，日语学好了很有用处，1949年后回来想搞经济，这个事情落空了。
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打破得最厉害是日本侵略中国，把一切都打得一塌糊涂，把整个家都搞光了。1949年后又有那么大的风浪，“文化大革命”把什么东西都破坏掉了，这都是原来想不到的。
美国生活
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到美国。打完仗，银行要恢复原来的样子，联络美国，因为我们在上海办银行，都是学美国的。美国改进，我们也跟着改进，就派人去学，要买设备，要回来训练人。所以，当时上海的银行是在世界上水平很高的，跟美国只差两年。可是计划经济一来，一切都否定了。
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是1946年年底到美国去的。那时候有军用飞机，没有民用飞机，我们坐了最快的轮船，是军舰，不打仗了，改为民用的船。十四天到美国，在路上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经过子午线，日期要改变一天，快到子午线时，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
在轮船上，我们遇到李方桂的夫人徐樱，徐樱也是喜欢昆曲的，在轮船上开昆曲会，张允和和徐樱是主要演员。
一个美国银行叫伊尔文信托公司，在华尔街1号，帝国主义中心。我就在这里面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
我是去美国工作，不是读书的。工作的待遇很好，业余读书，的确非常用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研究经济学。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什么什么。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周末我在大学里听课，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我在美国读书，得益很大，做工作也学到许多。在美国工作，就知道怎么样提高效率，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日本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团到美国调查：为什么美国人办公效率比日本人高？他们做了一个很厚的报告，调查结果证明，一个美国人抵到十五个日本人。每一个小环节都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我们不敢给部长、副部长打电话，你如果打，他的秘书就说：“部长不在。”电话就挂掉了。他们没有这个事情，每一个电话都要给你一个交代，部长当然不可能天天在办公室里。还有他们怎么利用电报，电报送到你这里，要六个小时，他们要先打电话给你，告诉你电报的内容，你就争取了六个小时了，我们办公室里就有电报局的电话。
我在美国的确学到不少东西。读书，图书馆设备太方便，只要你愿意学，在美国都能学。更重要的是，没有想到我在办公中学到不少东西，从办公的方法看出美国为什么进步，日本远不如美国。美国的办公方法可以说，每一个分钟，每一秒钟都争取。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要求，的确了不起，这一点不是在美国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国学了他们的工作方法，我回国，想想我们也要改，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到处讲，中国人没有效率的思想。认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认识，要改很难。
当时我们银行各种规章制度非常严密，都是学美国的。这两天看到新闻，中国一个大银行被一个大骗子骗了几千万，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美国，1949年前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许多坏事情，但是不会发生像赖昌星这种事情。
张允和同我一起到美国，她在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读英国文学，在外国读书，选课很自由。小孩没有同去，我主张中国青年要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才到美国去留学，否则中国文化水平不够，单是外国文化就不好。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国，我的妈妈也不愿意到美国去。
我们在美国生活很好，也很紧张，特别星期天，自己买了菜，做中国菜。中国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来吃饭，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每个星期天在我们家吃中国菜，开心得不得了。老舍的一本书由一个美国人翻成英文，销路挺好的，赚了钱给了老舍一万块钱，老舍就用这一万块钱到美国去玩玩。罗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学里教书，教语言学方面，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赵元任不大到我们家来，我们到他们家去。
在美国生活非常愉快，我的工作很好，中国的银行给我钱，外国的银行也给我钱。我是高级职员，每年有旅游费，银行鼓励我们去旅游，可是回来要写调查报告。我在美国非常用功，主要是自修，读书主要靠自修，不能靠老师。在美国，学习的条件太好了，我每天到公共图书馆。我到80年代再去，一看，怎么图书馆跟原来样子差不多？这个图书馆的建筑作为历史文物，不能改的，另外办了几个分馆，规模很大，不在原来的地方，都是资本家捐钱的。
二战结束，美国是大城市时代，好东西都集中在大城市。今天不一样了，很多人到美国看了大城市就回来了，这不行。为什么呢？今天好的东西不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80年代，我到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圣芭芭拉大学分校学生少，经费足，图书馆设备好得不得了，就是缺少看书的人，包括这个大学共四个单位联名请我去演讲。安静得不得了，没有声音，没有烟囱，可是工业很发达，工业是没有声音的。晚上最高贵的宴会，点蜡烛，不点灯的，有名的明星都在。美国总统还有别墅在这里，星期六到这里休息。伊朗国王的妹妹很有钱，就住在圣芭芭拉，她的房子外面有花园，你可以开着汽车绕着花园走一圈，很好看，围墙一跨就可以进去了，没有人随便进去。
我住在有花园的宾馆，一个老太太每天来给我收拾房子，他们家讲西班牙话，是墨西哥人。我的朋友开车四处看看，到了一个地方，他说这些房子都是穷人住的，那个老太太也住在那里，穷人住在四楼四底的小花园。
真正了解到美国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糊里糊涂会强盛。美国在两百年间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个细节都不简单。我们是闭了门，自己吹牛。
和爱因斯坦聊天
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来是农本局的局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知名。何廉后来在美国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写了回忆录，中文翻译了，我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找来拿去复印。这里面有讲到我，很好玩。他说：我们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个大办事处，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经理，周耀平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工作过，富有经验。这个事情我都忘掉了。
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我住在纽约，因为美国的交通方便，纽约火车站有五层，我就问火车站的人要一张火车时间表，他说没有。我是外行，他们的火车像电车那样开的，没有时间表。那个时代，火车办得非常好，我回来带了一本美国铁路地图。美国有一个铁路时代，后来才有公路时代。
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辈就说：“你多少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说：“我忘掉了。”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他在物理学上的创造，思想要跳过一个屏障，原来旧的公式不能限制他。许多人被旧的公式限制了，就不能发展了。能量怎么变成物质呢？这个概念不得了，他从数学里提出来的，不是从实践里提出来的。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这就改变方法了，在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爱因斯坦是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