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冰清学校放假了，她再到上海，同时带来了办结婚用的相关证明。
我则开始请同学、朋友们忙乎着装饰婚房。
好事接连而来，中央电视台“人与人”节目组也看到了我发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他们依据文章内容搞了个短剧本，还请了演员，要拍一档二十分钟的专栏片，拍片地在福州海山宾馆，希望我能到现场参加拍摄。当听说我的女友冰清也在上海并正准备结婚时，节目组又邀请我和冰清一起过去。于是，我把装饰新房之事委托给了朋友，托人买了火车票就出发了。那个时候，火车票难买，飞机票就更不容易买。听说购飞机票的大都是领导干部，而且需要相当级别单位出具介绍信才能买到。
真没想到，托人买来的这班火车是加班车。不但车上人多挤得无法动身，而且这趟车还总是走走停停不断地为其他快车让道，结果从上海到福州竟然开了两天一夜，我们到福州那天已经是开拍当天的凌晨了。剧组前一天曾派人到车站接我们，但没接着，还以为我们不来了呢。按计划这天一早就要开拍，于是剧组赶紧安排我们洗漱、早餐，然后就匆忙进入拍摄现场了。
第一次参加电视拍摄就感受到拍电视片原来是这样难，短短二十分钟的片子竟然拍了整整一上午，从八点到十二点。我想，不用说导演、演员，连我坐着听着都感觉累。片子到最后，主持人王刚（王刚当时就很有名了，我看过他演的片子《夜幕下的哈尔滨》）把我和冰清推了出来。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当时说没说话，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自己当时是非常的紧张和激动，冰清似乎更是，在镜头前不停地哭。事后我问她：“你为什么老是不停地哭啊？”冰清说：“我是为剧情里的你难过。”多么善良的姑娘啊！
当晚我俩就和剧组一起住在了海山宾馆。知道我们还没有领结婚证，剧组就把冰清安排到女演员房间，我和另一个男演员同住。第二天，按计划我和冰清要去厦门玩，剧组便给我们买了去厦门及返回上海的票，并报销了上海过来的火车票，还派车把我们送到了车站。
从厦门回到上海时，朋友们已经把我们的婚房装饰一新了。那时候也比较简单，所谓新房就是把原来发黄的墙面重新用涂料刷一遍。而家具当时也根本一时买不到整套的，因为整套的家具都需要凭结婚证书和单位的证明到家具店去登记，什么时候轮到了再通知你去买。反正我是来不及登记了，只能单买了一张新床，用油漆翻新了大立柜、五斗橱，请木工做了一张小圆桌和书橱，一张三人旧沙发上面盖了一条新床单。唯一显赫的物品是花1 600元抢购到的一台法国汤姆逊21寸彩电，这是我结婚时支出的最大一笔现金。
回上海的第二天，我和冰清先去照相馆拍了结婚照。那时的结婚照是一张半身的合影，摄影师给我们每人胸前佩上一朵道具花，照片是黑白的，但你也可以选择彩色。当时所谓的彩色就是在黑白照片的基础上，人工涂上色彩。这项技术其实不难，那时厂工会的郑主席就会，我曾看见她给黑白照片上过色，只是我没有跟她学过。照片大中小各配了一套，记得当时的价格是48元，相当于我每月工资加补贴加奖金的一半。
次日，我和冰清去了民政局，民政局的一个阿姨很热情，问了冰清许多问题，她爽快地给我们发了两张大红结婚证。
婚礼就在自己的家里举办。
厨师是我厂里的团干部小黄，据说他父辈就是扬州城有名的厨师，他便也跟着学了一手绝活，经常会帮人家去掌掌大勺。我那时也在厂里担任着团干部的角色，和他很熟悉，听说是我的婚礼，他拉着嗓门拍着胸脯一口一个“我包啦”。那天，他还带了一个助手，提前来作准备。家门前的院子里已经拉起了遮阳布，幸好有个院子，场面铺得开。
那天，家中的客堂间里摆了三桌，萍萍姐姐也为我腾出一间房摆了两桌，父母和弟弟的房间也都临时拆了床，摆上了酒席。亲戚、朋友、同学来了一百多人，酒席分两批共摆了十二桌。刘远见带着“西宫影评”的伙伴也来了，冰清的妹妹代表她们全家来参加婚礼。
上酒席前弟弟在家门口放了爆竹，震耳的响声引来了朱家宅一群又一群的人，人人都渴望一睹新娘子的风采。见者，无人不羡慕我。
新娘子冰清那天穿着一件红色西装，胸前戴着花，脸蛋儿白里透红。
坦白地说，在自己家中办酒席，是省钱不少，但并不省力。婚礼结束后，我也累得差点爬不起来了。日子恢复平静后，我突然想到了冰清在厦门回来的火车上说给我听的话。她说，那晚她和几位拍电视的演员在一起，有演员问她像我这样的人能生孩子吗？她们似乎都带着疑惑。当时冰清回答说，她没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疑问，一年后我们有了可爱的女儿。冰清还因女儿迷上了早期教育，并在早教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果。好多年后，当我们的婚姻走过二十多个年头的时候，才有朋友对我坦言道，当初他们都担忧我的婚姻能走多远。
婚后不久，学校要开学了，冰清按期回校上课。而我则筹划着如何把她调到上海工作，关于这件事前面已经有过叙述。总之，一个学期还没结束，她就在那边接到了配合办理调动手续的通知。不久，她就正式调到了上海。
又一个学期开学不久，冰清已经在上海的一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了。
随着冰清到上海生活，和许多家庭一样，我们的家庭中也开始出现了矛盾，首当其冲的是婆媳关系。
开始的时候，我和冰清自然都是和父母一起吃饭的，我们都要上班，而父母则已经退休。
一天晚上，冰清向我抱怨，大凡我晚回来不能和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和我父母一起吃饭，母亲总是要指着桌上的鱼对冰清说“这是自立喜欢吃的”。起先，她也没在意，可次数多了，她感觉不对。那天她非常生气地对我说：“其实我并不习惯吃鱼，可她那么说，让人感到郁闷，那明明就是不想让我吃嘛。”
我安慰她，替我妈辩护，说妈不会是这样的，让她不要多想。哪知，我越这样劝，她越生气。
她和我几乎吵了一夜，但也只能悄悄地吵，因为我们的房间和父母的房间就是里外两间，中间还是用木板隔开的，隔音效果极差。她边说边哭，令我不知所措。
好多年以后，我才懂得这样的道理：大凡在婆媳闹矛盾的时候，身为儿子和丈夫，确实通常会处于两难的境地，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先给有委曲和抱怨的一方以情感上的体贴和支持。就比如上面冰清的那种情况，我不应该当着冰清的面替母亲说话，因为在那一刻，妻子需要看到的是丈夫的理解和安慰。如果我先在冰清面前表示同情她，并批评母亲说那些话是不妥的，作为妻子的冰清就会好受许多，不会那样委屈。
我决定和父母分家过日子了。
当然，这也是年轻人独立的标志和象征。当我这样和父母提出这个要求时，他们也没有反对，而且很乐意。既然大家都乐意，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从此，我们开始了分家过日子。
之后，客堂间里又多了一口炉子。不过这时的炉子已经发展到用蜂窝煤了，这是一种比原先煤球炉先进一步的炉子，既省煤，而且也方便清洁。至少我们可以不用每天清晨起来生炉子了，由于蜂窝煤的炉子密封性好，晚上通常也不会熄掉。
不久，我有幸用上了液化气。
当时，上海煤气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凡评到过市级先进的劳动模范可申请使用液化气。想到自己曾经获得过市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又是身体残疾，于是，我就试着给当时煤气公司的总经理李龙龄写了封信，向他说了我的情况，提出了我的请求。不几天，总经理就派了他办公室的秘书来我厂工会调查情况，核实后果真当即就发给了我领取液化气罐的通知书。这让我喜出望外。有了液化气罐，生活一下子方便了许多。当然，父母也和我一起合用了这只液化气罐，他们只需和我错开做饭的时间就行了。
一夜之间，火柴成了紧俏商品，所有的商店都开始断货，原因是传说火柴要涨价。
那年，什么都涨价了，唯独火柴没有涨。提起那些年的涨价，还真有点和现在不一样。那时每一次涨价前，政府都有文件和通知下来，厂里就要开大会小会向工人传达、解说。同时，涨价后政府会有相应的补贴下来并落实到每个人，尽管实际上是十补九不足，但对人们而言却还是有那么点安慰作用。
从我进厂十余年来，尽管食堂的排骨已经卖到三角钱一块，而且还瘦身，变得又薄又小，可是火柴的价格一直是二分钱一盒。据说火柴的价格已经几十年都没有动过了，而同期生产火柴的主要原料如木材、纸张以及各种制作药物的化学品都涨了价。那时火柴厂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火柴的价格不是厂里自主定价，产品也不是厂里可以自己销售的，都是国家统一制定价格，统包统销，厂里只管生产就行了。即使火柴再紧张，即使再多的店家来厂里商量出高价要货，即使厂仓库里堆得再多，厂长都无权销售一箱火柴。
据说火柴不让涨价是因为它是民生产品，关系到国家物价统计数据。如果火柴从每盒二分钱涨到每盒四分钱，在其生产原材料都涨价的情况下，对于火柴厂而言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利润。可是，国家在计算物价上涨指数时，它涨价的比例却是百分之百，占有着较大的比重。所以，政府宁可每年给火柴厂经济补贴，也不愿意火柴涨价。谁都知道，大凡属于政府给予经济补贴的企业虽然是饿不死，但也绝对吃不饱。那年月，说起来真可怜啊。厂里每个月要给工人多发五元钱的奖金，厂部都要开会讨论，左一个核算，右一个理由，最终还要报职代会，次日必定成为我“每日新闻”的头条，工人们看了还乐不可支。
所以，尽管市场火柴紧俏，但厂里的生产积极性并不高，因为生产越多，亏损越大。怪圈一时绕不出来，火柴问题那一年竟然还成了市人代会的热门话题。
火柴厂出路何在？厂长在思考，人大代表在议论。
有一天，年轻厂长彭亮来找我。自从那年“3?11”火灾以后，老“三八式”厂长就退居了二线，彭亮继任。他和我讨论能否借助人代会对火柴的热议以及社会的关注，通过报纸发表一些文章，呼吁政府放开对火柴价格和销售的控制，让火柴走市场化的道路，以摆脱火柴厂日趋严重的窘况。应该说，这是企业经营者较早意识到并向计划经济体制发出的改革倡议和想法。
我对彭亮说，以我个人的能力，写几篇文章可以做到，但影响力不会大。我们可以组织当下知名企业家、有影响力的报纸，也可以再请几个高校研究经济改革的专家，一起参加一个关于“火柴出路何在”的讨论会。借助人代会对火柴价格热议的契机，这一定会会成为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到时候，影响力会更大更好。彭厂长一听就叫好，当即让我核算了会议的规模、希望请的人员名单和需要的开支，让我全权筹办，越快越好。
类似的讨论会，这些年在“西宫影评”我跟着刘远见其实已经主办过N次了，所以，我胸有成竹。
我开着自己新的电动三轮康复车（这时的我又换了车），到长江牙膏厂和长江家化厂分别请了它们的厂长。当年这两家企业在市场经济改革路上走得比较领先，有较好的知名度，再加上我们又同属一个日用化学品公司，两位厂长听了我的介绍，都欣然答应出席会议并发言。接着我又通过弟弟找到了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的专家，同时邀请到上海《经济改革》杂志，最终协商决定这次讨论会由该杂志发起，火柴厂协办，会议地点就在火柴厂。随后，我又邀请了也是在“西宫影评”活动期间认识的上海所有报纸包括北京中央级报纸驻上海的记者们。
“火柴出路何在？——专家、企业家专题研讨会”如期举行，这是火柴厂试图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摆脱出来的一次呐喊。会后，上海所有的大报小报都作了报道，北京的《工人日报》记者沈剑虹也发表了长篇记者观察文章。
令人遗憾的是，政策并没有马上松动。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就是来自温州的一次性打火机以价廉物美铺天盖地般悄悄地进入了上海大大小小的柜台，火柴紧张的现状突然就得到了缓和。更要命的是，火柴从紧俏商品又突然变成了滞销商品，卖不动了。这是对火柴厂毁灭性的一击。而这个时候，政府突然批准厂家可部分自主销售，甚至放开火柴价格了。然而，在温州一次性打火机面前，涨价后的火柴根本就无力再夺回已经失去的市场。人们已经更多地开始接受打火机了，火柴厂的命运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