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柴厂的日子日趋艰难，虽然政府的补贴在逐年增加，但火柴厂职工与其他企业职工间收入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彭亮和其他的厂领导也想了许多办法，如开拓第二产品，兴办第三产业，提高火柴档次以增加附加值。虽然这也增加了职工的一点收入，但毕竟是杯水车薪，难挽火柴厂衰败的命运。火柴厂的生产已经由原先一贯的两班制变成一班制，而且还三天两头停产，因为仓库中已经堆满了成品。无论干部还是工人，都人浮于事。大家纷纷议论着下岗，厂部领导和工会也在商讨下岗方案。
职工队伍开始松动了，先是科室有人跳槽，随后大凡有关系、有门路、有专长的纷纷另寻出路。更多的人则偷偷地不断在外面进行着应聘、面试。那一年，公安部门向社会公开招录警察，厂里一批年轻、读过夜大、政治素质好的干部被录取了。火柴厂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职工胜利大逃亡局面，企业曾经最看重的凝聚力已荡然无存。
厂里也适时地鼓励职工自寻出路，厂工会郑主席调到局工会去了，白科长也去了一家股份制企业，连彭亮也放弃厂长不做，去了一家化妆品企业做销售经理。
我的心情极差，“每日新闻”早已经不出了，没什么好写的，每天不好的消息比好的消息要多。我天天无所事事，感觉度日如年。每到发工资日，数着一百多块的人民币（当时幸亏还没有一百元大钞，否则连数都不用数），想着即将要出生的孩子，想着日益拮据的生活，想着自己的出路，想着今后的日子会怎么过，我心里越发的不是滋味，忧心如焚。
衰败的日子总是比成长的日子要快得多，转眼之间，厂里已经处于半停产状态。该走的、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的、不该走的也走了；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下岗。
我也下岗了。
得知消息后，我沉浸在离开火柴厂的落寞和无奈之中。我想到十多年前有幸被搭配进厂的情景，想到十多年来在火柴厂的点点滴滴，但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的下一步如何走。
最后一天走出厂门的时候，我又遇到了周玉清，她也下岗了。
生活真的这么有意思，十多年前的同一天，我和她几乎是同时走进了这个厂，十多年后的这一天，又是和她同时离开了这个厂。
别了，火柴厂！
别了，我生命中一段重要的经历。
又过了几年，长江火柴厂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关门了。与此同时，它坐落的这片土地已经快速升值。火柴厂及其周边一大片区域的工厂全被拆迁后，这儿成了一块极具潜力的商业地块，成为了上海的最新地王。有幸的是，在火柴厂这片原址上，政府规划了一个绿地休闲场所，并建了一个苏州河观光游览船码头。更值得称道的是，在这块绿地的中央，保存了长江火柴厂原三车间厂房的一部分主体结构，重新休整后成为了以火柴商标为名的“火花博物馆”，以纪念长江火柴厂曾经为中国早期民族工业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让后人参观。
朋友，如果你有幸读到本书，建议你有机会不妨去参观一下。
下岗回到家后，我的全部收入每个月就150元，以当时的物价水平，全家只能过非常节俭的生活。好在我和妻子冰清都是节俭惯了的人，冰清对物质条件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
一天，该下班到家的时候，冰清还没到家，我做完了饭菜，她还是没回来，不免让我有些担心。我忽然想起来，今天刚巧是15日，是她发工资的日子，不会出什么事吧。我十分焦急地在院子门口向着路口张望。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天都已经发黑了，忽然拐角处出现了个人影，从那走路的样子我就猜出是冰清。我大叫一声：“冰清。”她回应道：“是我，自立，你看我买了好多书。”她似乎很兴奋，两只手分别提着两摞子东西吃力地走着，我赶紧迎过去。她说：“我去书店了，你看我买了这么多书，都是关于小孩教育的。”
我一看，她真的提着两捆重重的书。
我说：“这么多书，多少钱啊？”她兴冲冲地回答：“哎，不少，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什么？半个月工资？”我听了简直有点不相信。“是的，半个月工资。”她似乎还很得意地肯定道。“你疯了，这能当饭吃吗？”我有点生气地指责她。
她见我有些生气，就不吱声了。
见她不吱声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直到两人上床睡觉，我还是没有说话。她坐在床上，翻看着买回来的书，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从这时候开始，我们两人就养成了一个较好的习惯：无论是谁，有一方生气发脾气了，另一方都会暂时不吱声，等对方情绪平复后再进行沟通交流。
冰清怀孕后的反应很大，再加上南北饮食口味的差异，她的胃口就更不好。我也非常着急。有一回厂休，她去学校上班，我买了许多菜，在家做了很好吃的红烧肉，还花了几个小时煲了一锅老母鸡汤。我品着，味道很是鲜美。做好之后，我等着冰清回来，我想她肯定会很喜欢。
冰清回来了，我赶紧把菜端出，又盛出了散发着诱人香味的鸡汤。哪知，她看着一桌子丰盛的菜，还是一点胃口也没有。她说想吃小米稀粥，想吃胡萝卜，想吃手擀的面条。
听别人讲，这是怀孕期的正常反应。
不久，我真的学会了做面条。我用鸡汤、青菜、胡萝卜下面条，她吃得很香。
怀孕后的冰清开始关注起早期教育，她买了一大堆关于教育孩子的书天天在家里看。有一天在一家小书店里，她发现了一本《零岁教育的奥秘》，书很薄，但让她知道了一个理念：越接近零岁的教育，对人的潜力开发就越充分。也就是从那天起，她开始给肚子里的孩子放音乐听。她告诉我，她能感觉到宝宝听音乐时的兴奋，因为小东西的腿在动呢。
不久，冰清为我生了一个七斤七两的大个女儿。我给她取名江乐乐，我希望她的到来能为我们有些负重的生活带来快乐。
女儿出生时两条腿就显得很长，还没满月因为鼻塞到医院看病，医生还以为她已经一周岁了呢。她在小学时就因个子高参加了校篮球队训练。有一次，教练要调查球队每个人父母的身高情况，以判定她们是否有培养前途，结果教练知道了我的身高后，断定女儿在篮球上没有发展潜力，竟然让她退出了校篮球队。这件事让女儿伤心了许久，最终我给她买了一个篮球，这事才算过去。
女儿出生后，冰清更是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探索零岁教育的奥秘上。还未满周岁，她就教女儿认周围的事物，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一岁多，她开始教孩子识图片，两岁，就每天给女儿讲故事。孩子的奶奶问她：“孩子能听懂吗？”她说孩子喜欢听就是一种懂。女儿两岁就进了托儿所，每次接孩子回家，她都要问今天老师教什么了。孩子说，老师让在旁边坐好。有时候一首儿歌要学几个月。她觉得不能让孩子这样浪费时间，干脆辞了职，在家自己教孩子。
好多年后，当我学习了心理学，懂得了人格发展理论后，看到女儿的成长，我实在为当初冰清辞职回家教女儿的行为叫好。
女儿三岁时，冰清的早教就显出了成果。她可以认出大部分的常用汉字，已经会自己阅读幼儿读物，常常看着书会禁不住咯咯地笑，并有趣地讲给大人们听。四岁那年，女儿要进幼儿园了，我们想让她进全区最好的一家实验幼儿园，但幼儿园入园还需要进行考试。那天，我和冰清带着女儿去了幼儿园，还随身带着一大摞厚厚的书。到了幼儿园，冰清向园长介绍了女儿的情况。园长将信将疑地抽出我们带的书，翻到哪儿，女儿一字不差地读到哪儿。园长又用两根手指压住一排字的两头，只露出中间的一个字让女儿认，这根本就难不住乐乐。有的老师还不信，过来用各自的方法反复测试，结果乐乐都能从容应对。女儿还做对了数学附加题。老师们个个惊讶。于是，女儿轻松进入了这家幼儿园。
这个时期，上海的国营企业出现了下岗潮。与此同时，一些新兴企业的招聘也很多。有一次，我看到有家合资企业在报上招聘广告文案，就试着寄了份简历，特别介绍和强调了已经在哪些报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得到过多少次包括市级在内的先进称号，但我没有特别写明自己的身体是残疾。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该企业的面试通知。这个时候，我反而心里特别的紧张，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真相一旦暴露，命运难料。
但我还是很认真地进行了准备，我拿出了两大本发表文章的剪报贴。这是我的习惯，每发表一篇文章，我都会剪下来贴好，并注明日期和报纸名称。我还拿出了这十多年中的所有各类奖状证书，我准备这些是希望让招聘的人看到我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而非身体。
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温暖地洒在我的身上，我开着自己的康复车去参加面试。
这家公司在徐家汇附近一处繁华地段的豪华商务楼里。大楼正门有十几级台阶，幸亏两边都做着铮亮的不锈钢扶手，否则我根本就走不上这些台阶。说实话，我还真的没进过这类堂皇华丽的大厦。刚上台阶，身穿制服的大楼保安就迎上来问我去哪儿，我说去××企业应聘，他不相信，害得我拿出通知才放我进去。
这幢大楼有三十多层，我乘电梯到了八楼，走出电梯就看到了一个前台，前台坐着两名身穿黑色西服内着白色衬衣的年轻女员工。见了我她们就问：“找谁？”我说：“我是来应聘的。”她们惊讶地瞪着眼睛，上下打量着我。我主动递上面试通知，其中一个拿着往里面的办公室走去。不一会儿，进去的人带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同样的制服，前台那个人向我介绍说，这是人事部蔡经理。蔡经理拿着我的面试通知，也同样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然后问我：“你是江自立？”“是的。”我回答。她接着说：“嗯，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们商量一下再通知你。”我想再跟她说几句，里面又有人叫她听电话，她就自顾走了。
连办公室都没让我进，更别说我拿出自己的剪报和奖状啦，我就这样被打发了。
我回身走进了电梯，没有任何怨言。因为这个结果是我来的时候就预料到的，只是没有预料到连人事部办公室都没能进去。还不错，让我有机会进了一次这样豪华的商务大楼。
离开大楼后，我开着康复车在繁华热闹的徐家汇绕了个圈子。然后，我到广全路上的一家馒头店排队买了二十个高庄馒头，这是冰清爱吃的馒头，说是有点像她们家乡的。这种馒头的特点是不虚胖，结实，冷的时候，都可以用手搓出馒头屑。徐家汇这儿的高庄馒头在上海是出了名的，只是路远的人不会特意过来买它，但我每周都会来买一次，每次都要排很长的队。这时候的我已经懂得，爱一个人就要学会做对方需要或喜欢的事，不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爱对方，比如冰清喜欢面食，喜欢老干妈，我就每天保证吃一顿面食。于是，高庄馒头成了家中必备的主食。其实买一袋馒头比烧一锅红烧肉要简单轻松得多，可效果却是事半功倍。
应聘对我来说是此路不通。那我的路在哪儿呢？
我的路只有一条：自己干。
自己干，我又能干什么？
刚巧那段时间，董健在上海的大报小报上接连不断地发表着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即头脑公司。他认为，头脑也可以变成生产力。与此同时，各大报也在报道当时红遍全国的北京点子大王何阳的故事。对，我也可以搞一个点子事务所，我想。我的头脑并不笨，我还能写文章。
我把想法和冰清一说，她马上就说好！看来她受她父亲的影响很大，无论我有什么新的想法，她都会支持我。
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床上，我听女儿乐乐给我讲故事。她刚看完乌龟和兔子赛跑，突然对我说：“爸爸，你走路像个乌龟，我妈就是个兔子，她跑得比你快。可是，她爱睡觉，于是，你又跑到她前面去了，是吧？”我看着女儿那天真的样子，呵呵地笑起来。冰清听完笑着说：“等我睡够，有精神了，又会一下子跑到你爸前面去了。”
从第二天起，我就开着康复车到上海图书馆，找出了一大堆有关广告、营销策略方面的书，然后一本一本地啃了起来。连着一个月，我白天天天泡在了图书馆里，同时，筹办自己的事务所。
“自立点子事务所”终于开张了。
这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个人独资企业，无需注册资金。事务所的主营项目为广告、营销策划，兼营项目为家庭劳务服务。经营地点设在离中山公园不远的一家旅馆里。我在旅馆底层紧靠门口处租了一个大约只有十平方米的房间，月租金为八百元，租金一年起付。我已经将其视为自己大姐的原火柴厂工会的郑主席，借给我一万元。我一直记得她借给我钱时对我说的那句话：“江自立，我相信你一定会再站起来的。”
我请了中学同学刘为华来帮忙做助手，毕竟我走路不方便，他可以陪同我或单独联系些企业业务。
刘为华这时候刚巧没了工作。事情是这样的：他从部队复员后进了家全民工厂，工作还不错，甚至还当了个领班。但一年前，他的三辆自行车先后被盗，最后一次被盗的还是辆刚买不到一周的赛车。那时候在上海自行车被偷是正常的现象，没被偷过反而奇怪，几乎没有一家没有被盗自行车的经历。连续三辆车尤其是新赛车也被盗，刘为华有点气不过。有天晚上，他也瞄了一辆自行车，刚动手准备撬锁，就被埋伏在此的联防队抓了个现场。当晚他就被拘留，然后接受调查，查了一周没查出什么其他案底，但联防队的功劳不能被淹没。结果，刘为华被判劳动教养一年，一年后出来，工厂开除了他。
我买了两张旧的写字台放在办公室，除我和刘为华，另外添置了一台486电脑和一台针式打印机。购置完这些东西，几乎也就用完了我家里当时的全部积蓄。
《新民晚报》有位记者在工商局听到我这样一个人下岗后创业的消息，来对我进行了采访。第二天，《新民晚报》头版以“记者见闻”的形式对我所做的这件事进行了报道。紧接着， 《东视新闻》在晚上黄金时间竟然给了我五分钟的镜头。一时间，上海各大报纸均以不同的形式对我的创业进行了采访报道。
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致。当时国营企业成批成批的工人下岗，下岗后工人的出路是一大社会问题。以我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岗后自主创业，确实有现实意义，注定要成为新闻热点。经媒体这一番热闹的报道，第一个月里，我的事务所可谓门庭若市，好不热闹。除了企业，更多的是个人来找我解决家庭事务，我忙得晕头转向，但并没赚到钱。大部分企业到我这儿看了一下，还没谈话就掉头走了。但也迎来两家企业客户：一家是香港健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委托我围绕他们的产品写各种形式的文章，在报上进行软文宣传，费用总计1万多元。这刚巧让我还上了郑主席所借给我的用作房租的1万元。另一家是人头马，他们给了2000元让我写一句广告语。
但好景不长，随着新闻报道效应的逐渐消失，两个月后，几乎没有企业自己找上门来。我只能从黄页上找企业，发信函广告，宣传自己的软文宣传特色。这样前前后后又来了一些企业，主要还是做营养保健食品的，都是看上我可以为他们进行软文宣传这一特色。因为利用软文宣传要比直接做广告便宜多了，而且效果也不错。但他们出手并不大方，我一般只能赚个千儿八百的，虽说业务不大，但好坏还能混着过了几个月。
谁知半年后，中央宣传部发通知，要求各新闻单位严格禁止发布有偿新闻。我做的那些个事说穿了确实有点类似有偿新闻。这个通知一下发，各报社严格管制，编辑记者都不敢顶风作案。于是，我的业务路子就被堵住了。
这期间，大部分找上门来要让我出点子的都是私人家庭问题，以家庭纠纷、夫妻闹离婚的为多。他们都缠着我出点子，我这点子事务所就成了家庭纠纷处理事务所了。这类事你跟他们谈上半天，他们往往也只给你二三十元钱。可没想到的是，这段经历竟然会成为我若干年后做家庭婚姻心理咨询的预演，并让我成长为一个比较优秀的婚姻心理咨询师。
有一天午饭后，来了一个东北大汉，一进门就说，他要做一件震惊上海的大事。原来，他的女朋友到上海来旅游，竟然喜欢上了上海，不愿意回东北。这还不算，几个月后，竟然在上海有了新的男友。这实在让这位东北大汉无法接受。他来到了上海，但没有女友的地址，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女友。他一气之下，想做一件惊人的大事，即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制造一起杀人事件，以此引起他的女友注意。
听他这么一说，再看着他那个狠样，我心里有些发毛。报警吧，一是没证据，二是怕弄不好他先把我给杀了，因为他能轻易地找到我。没办法，我只能耐着性子劝他。就这样我给他说了一下午的好话，还不时地为他泡茶倒水。这才让他消了气平静地离去，我分文无获。不过他没闹出事来，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接连三天，我天天关注报纸。确信没有什么惊人新闻出现，我才渐渐地放下心来。
自立点子事务所开业半年后就经营不下去了，因为房租已经交了一年，我只能还是每天去那儿办公，并想着办法。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而这时，家里又出了更让我烦恼的事情。
自从女儿进了幼儿园，辞职后的冰清在家里空闲了许多，她没事就看书，什么书都看，但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关早教方面的书。
冰清的妹妹也结婚生了孩子。妹妹看到姐姐教子有方，在孩子两岁时便提出让冰清带。刚好她自己在做服装生意，也忙得顾不过来。冰清自然乐意，因为她喜欢教小孩，而且自己对女儿的早教任务已经完成。
没想到的是，孩子的到来引发了新的家庭矛盾。
父亲有个不是毛病的毛病，那就是失眠，据说这个毛病已经有几十年了。他每天晚上七点必须上床，说是过了这个时间就无法入睡。当然，一旦入睡了被弄醒也是无法再睡着的。他非常固执，而且非常害怕自己不能入睡，所以决不破坏每天晚上七点钟上床的习惯。每年全家的年夜饭，他吃到六点半必定退场，无论谁在他都不给面子。其实，我常常劝导他，他每天睡眠的时间并不短，晚上睡五六个小时，白天下午还会睡一个小时，完全是属于正常睡眠，可他就是不信。
结婚后，我和冰清在房间里看电视，都会自觉地把声音开得很小，晚上也不会大声地说话。女儿乐乐出生后也特别的乖，基本上没有晚上哭闹的现象。冰清妹妹的孩子叫蒙蒙，蒙蒙送来后，父亲很生气。他除了白天给冰清脸色看外，当晚上孩子发出声音时，也会在外间大声地放录音机以示抗议。每当这种时候，冰清总是感到不快。她不愿看父亲的脸色，也不想影响父亲的休息，就向我提出要搬出去租房住。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就同意了冰清的想法。
冰清在离女儿幼儿园不远的地方租到了一处房子，一大间，每个月220元的租金，价钱不算贵，只是条件很差。这地方是个城中村。所谓城中村就是它的周围都已经盖起了一排排公房，可从巷道小路走进去后你会发现，这里还是原先的村落，住着当地的农民。因为这些村民有地，他们家家都盖了不少违章屋，出租给外来打工者，收入不菲，因而都不太愿意拆迁。
我们租的那套房子砖结构，有16平方米大，和主人家共用一个院子，院子有门可以锁住，也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住所。院子里还有一口井，主要用于洗衣服，吃的水是自来水。房子主要的问题是潮湿，而且终年不见阳光，白天都要开灯，可是电力又不足，灯光总是暗暗的，房东说这是电压低造成的。结果我们结婚时买的那台法国汤姆逊21寸彩电搬过来使用不到三个月，就因电力不稳坏了。我用康复车带着它送了十多家店去修，都无法修好，因为找不到这个电视机的一个什么配件。最后，我干脆把它送到一家维修店里等着修复，再也没有拿回来。因为拿回来不能看还占地方，还不如放在维修店，万一遇到别人家的汤姆逊维修还可以从我的上面拆几个零件用呢。
我搬出了家，又一次离开了父母。其实，从小到大我也没怎么依赖过父母，即使有再大的困难，我也不会想到去求助父母，向父母伸手。
那天，萍萍姐姐和她的大个子东北爱人借了一辆黄鱼车（一种人力三轮车）帮我们搬东西。除了一张大床和彩电、煤气罐等一些常用的衣物外，其他家具都没有搬，大部分东西依然留在房间里，反正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回来取。
没想到，搬出家后发生了一件让我今天想起来还感到非常害怕的事，而当时急得我两腿发软，犹如天要塌下来一般。
那天，我从事务所下班回家，冬天天黑得早，才六点多，就已经漆黑一片了。我拐进巷道，进了我租住房的院子。家里依然黑着灯，没等我问房东，房东就先对我说：“不好啦，你家出事了，你家那个小外甥不见了！”“什么？我爱人呢？”我问房东。房东说：“她一直在外面找小孩，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我们全家也在帮着找。”“什么？两个多小时了，还没找到？”我心里猛然咯噔了一下，心想：如果找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找到，那找到的希望就不大了。我的腿一软，一屁股跌坐在了车上，头嗡地一下。
我赶紧推出车，去找冰清。刚出院门，遇见冰清带着女儿回来。她看见我，着急地告诉我：“蒙蒙丢了，找不到了。”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下午四点左右，去接女儿，因天气太冷，她就把蒙蒙放在家里，关上门，出去后又关上了院子的门。可不到半小时的工夫，等她回到家，只见两道门大开着，蒙蒙不见了，那时蒙蒙才三岁多。冰清告诉我，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她发了疯似地骑着自行车，转遍了附近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条巷子。房东家的人也全部帮着寻找，还专门请了人，查看了院子中的那口井，确认井里没有人。
我心里大呼不好，问她派出所去过没有，她说还没有。我说我去派出所看看，这附近是两个街道的交叉管辖区，有两家派出所。如果派出所再找不到，立即叫上几个人到火车站去，我最担心的是孩子被人拐走。
我脑袋已经发晕，但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去派出所。到了第一家派出所我问有没有小孩被送来，值班警官称没有。我又赶紧去第二家派出所，那里的值班警官说，有个孩子正在里面的桌子上睡觉。我惊喜地走进去一看，小家伙已经坐在了一张大的会议桌上，见我进去，第一句话就责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接我？”问得我哭笑不得。我一把抱住他，看见失而复得的孩子，心里才缓过一口气来。我想把蒙蒙带走，警官不让，要我出示身份证，刚巧我没带，警官让我回去取，否则不能带走孩子。
回到家，我告诉了冰清，取了身份证又去派出所。她也一同跟着我过去，把蒙蒙接了回来。
原来，蒙蒙睡觉醒来，见没人，就自己开门出去找姨妈，走着走着到了大路上，一边走一边哭。这时，刚巧一位附近天原化工厂的老婆婆看见孩子在哭，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个名堂，就顺路把孩子带到了派出所。我和冰清向派出所要了这位老婆婆的住址，第二天，买了一大堆礼物上门去谢了她，老婆婆说她以前也丢过儿子，后来又找了回来，特别能体谅丢孩子家人的急切心情。
接蒙蒙回到家，已经快晚上八点了，晚饭还没吃，我出去找地方买了一些吃的。睡觉前忽然发现，白天冰清拿出去晒的两床棉被还没收，出去一看，棉被早就没有了踪影。
这件事把我们都吓得不轻，尤其是冰清。
不久，过年了。这年的春节过得特别凄凉，我口袋里没有一点多余的钱可以走动，也没有回家团聚。有个朋友来看我，把单位发的水果送给了我，算是家中唯一的年货。整个春节我们一家三口和小蒙蒙就全窝在这个小小的出租屋里，幸好冰清永远是个乐天派不知忧愁，幸好女儿乐乐和外甥蒙蒙总会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快乐。
正月初三晚上，弟弟和弟媳来看望我，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3000元钱。这3000元交完三个月房租，余下的又可够我以最节俭的方式过上几个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