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热情、名誉，同人们的信仰—得到这些东西后的光荣，得到这些东西后的力量，真可做一段英雄故事的好材料；可是这些成功要有外表才能够动人，吉姆的成功却是没有外表的。他周围三十哩浓密的森林使外面不关心的世界看不见他，他那个岛旁白浪的声响也将颂扬的歌声压了下去。文化的潮流好像在巴多森以北一百哩地方的一个海岬上就分叉了，一支向东，一支向东南流去，把这个岛上的平原同山谷，老树同陈旧的居民，都扔下不理了，就这个岛孤单单地站在那儿，简直是一条来势汹汹的大河的两条支流中间一个无关紧要、快碎成粉末的小岛。你们在从前的航海记录里可以常碰到这个国度的名字。十七世纪的商船到那儿去买胡椒，因为杰姆士一世时候那种追求胡椒的热狂在荷兰同英国的冒险家心里简直像一朵恋爱的火焰那样燃烧着。只要找得到胡椒，有什么地方他们会不愿去！为着一袋胡椒，他们会毫不踌躇地割断彼此的咽喉，会丢弃他们的灵魂，其实他们对于自己的灵魂向来是看护得非常周到的。他们是那么古怪地拼命追求这个东西，因此他们也不顾死神千般的威吓了；那些谁也不知道的大海，那些可怕的奇病；还有受伤、被掳、挨饿、染疫同失望。这狂热使他们变得伟大！天呀！也使他们显得是好汉，可是也使他们动人哀怜，因为他们正贪恋这行生意的时候，顽强的死神却来把他们的老少随便杀死，就算做一笔买路钱了。说起来真是无法相信，单是贪心能够叫人们这样坚持到底，这样闭着眼睛去努力和牺牲。而且这班拿身体同生命去冒险的人们，可说是为着一点儿的报酬就不顾他们所有的东西了。他们剩下骨头在异乡的海岸上晒得雪白，为的是钱财可以流到家乡的活人手里去。由我们这班没有那么辛苦的后人看来，他们好像很伟大，不是因为他们是商业的主动力，却是因为他们是注定了的命运的工具，听从内心的呼声、血液的冲动同将来的好梦，就望渺茫的境界里冲去。他们是很奇特的，我们得承认他们也预备好了去吸收奇特的印象。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痛苦、海上的光景、异国的风俗以及贤王的光荣时，就得意地把这些印象记下。
在巴多森他们曾发现不少的胡椒，看到本地苏丹的威严同智慧，很觉得惊异；可是不知怎的，过了一世纪这样断续的来往，那地方又渐渐没有生意了。也许因为胡椒已卖竭。不管怎么样，现在谁也不去理会了；光荣已经过去，苏丹也只是个年青的傻瓜，左手有两只大拇指，从穷苦的人民那里榨出一笔跟叫花子所得差不多的收入，还要被许多伯叔偷走呢。
“这许多消息我自然都是从史泰这里得来的。他告诉我他们的名字，还稍微说一说他们每人的生平同性格。关于本地土人管辖的许多小国，他有个极充分的知识，简直跟官方的报告书一样，可是要比报告书有趣千万倍。他‘必得’知道这些情形。他在这么许多小岛上做生意，有些区域—巴多森就是一例—只有他这个公司得到荷兰政府的特别许可，能够在那儿设立一个分站。政府信得过他的谨慎，他也自愿冒那一切的危险，这是用不着说的。他用的人也晓得这一点，可是他分明使那件事值得他们一干。那天清晨用早餐时他对我非常坦白。据他所知（最近的消息已经来了十三个月了，他精确地说道），生命财产极端的不安全可算是那儿通常的状态。在巴多森有许多敌对的势力，其中一个是土王阿郎，苏丹最坏的一个叔父，管理当地唯一的大河，他偷窃敲诈无所不为，几乎把生长在本地的马来人磨难到灭种了，这班可怜的人毫无自卫的能力，连迁居也办不到—‘真的，’史泰说，‘他们能够到哪儿去呢，他们又怎么能够走开？’他们的确就不想跑开。世界（四围是无路可通的高山）已落到贵族的掌握里了，他们也知道这位土王是他们皇室里面的人。后来我倒遇见了这位先生。他是个龌龊、短小、困顿不堪的老头子，一副阴险的眼睛，一张没有气力的嘴，每隔两点钟就吞一粒雅片药丸，他不管通常的礼节，头上不戴帽子，一串一串散乱的头发垂在他那个皱瘪不洁的脸旁。当正式见客的时候，他就攀登到一种狭窄的台上，那台盖在一个像破烂谷仓的大厅里，用腐烂的竹子铺地板，从那些裂缝里你可以看见十二尺或十五尺以下有种种的垃圾同秽物乱七八糟地堆在屋子底下。当吉姆同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在这么一个地方接见我们。房子里有四十人左右，下面大天井里也许有三倍这样多的人。我们背后有不断的转动，来来往往，彼此推撞，低声说话。几个穿着华丽绸衣的青年在远处闪着光辉，大多数是奴才同可怜的寄生虫，都是赤露了半体的，只穿着褴褛的裙子，而且满是灰土烂泥，简直肮脏得不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吉姆显得这么严重，这么镇静，仿佛是神妙不可测的，给人的印象很深。在这群黑脸皮的人里面，他那穿着白衣服的英武身材同他那团发闪光的漂亮头发，好像承受了这所席子做墙壁、茅草铺屋顶的暗淡大厅里面所有的阳光，那阳光是从紧闭的百叶窗的空隙里透进来的。看起来，他不单是另一类，简直是跟他们根本不同的一种动物。假使他们没有看见他坐着独木舟来到岛上，他们也许以为他是从天上云头里掉到他们中间来的呢。可是他却乘坐一只颠簸不定的木皮船前来，坐在（非常凝静地双膝靠在一起，只怕把那只船弄翻了）—坐在一个洋铁箱上—我借给他的—膝盖上放一把海军式的连响手枪—分别时我赠给他的—可是由于上天的干预，也许由于某一个糊涂的念头，他这个人总是如此，否则也许由于完全本能上的聪明，总之他决定不装上子弹带在身旁。他就是这样子走进巴多森河。天下事不能够再无聊、再危险了，也不会偶然得更古怪，或者弄得更寂寞了。说也奇怪，这么一种命运却使他的一切行为都带上偷逃的色彩，仿佛老是出于自然的冲动，不加思索地就把别人扔掉不管了—好像一下子跳进不可知的境界里去了。”
最使我惊奇的正是那种偶然性。史泰同我，打个比喻来说，将他举起，随随便便推他过墙的时候，我们都不大知道隔墙的情形到底怎样。当时我只希望使他能够走开。史泰却别致得很，带有感情上的动机。他想还清（我猜他是拿货去抵货罢）他那笔永远忘不了的旧债。他生平的确对于从英伦三岛那边来的人们特别要好。不错，他从前那个恩人是个苏格兰人—甚至名字都叫做亚力山大·穆纳儿—吉姆却来自土维河南边很远的地方。但是六七千哩的距离虽然绝不会使英国缩小，却成为远景里的一团，就是英国自己的孩子也会觉得这些细节没有什么重要了。史泰是可以原谅的，他所暗示的意向是那么慷慨，我极诚恳地求他暂时守着秘密，不要宣布出来。我觉得不该让自身利益的顾虑使吉姆受什么影响，连这样影响的危险我们都不该去冒。我们得对付别一种的现实。他要个避难所，那么不管会不会危害他，就给他一个避难所罢—此外什么也不要。
此外我对于他十分坦白，我甚至于把那件事的危险性谈得过分了（我当时是这么相信的）。其实我还没有说出实情，他到巴多森岛上的第一天几乎就是他的末日了—会成为他的末日，假使他没有那样大胆，那样克己，假使他肯把连发手枪装上子弹。我记得，当我宣布我们替他安排好的那个巧妙的藏身办法的时候，他那种顽强的、可是疲倦的听天由命的态度就渐渐地消失了，却来了惊奇、趣味、纳罕同孩子般的热情。这是他一向梦想着的那么一个机会呀。他真想不出他有什么长处，值得我……他宁肯不辞一死，只要他能够看清楚他得力于什么会来了这么一个……说是史泰，商人史泰……但是他自然还是该向我……我打断了他的话。他言辞不清，他的这种感谢又使我发生不可解的痛苦。我对他说假使为着这个机会他得特别感谢谁，那么他该感谢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苏格兰老头子，这个人已经死去许多年了，人们也记不起他的什么，除开一个怒吼的声调同一种粗糙的诚实。世上的确没有人来接受他的谢意。史泰无非是将他自己年青时候所得的帮助现在交到另一个年青人手里，我也没有费什么神，不过提起他的名字罢了。听到这句话，他脸颊红起来了，手指里捻着一小块纸片，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说我一向总很信任他。
“我承认这话是真的，歇一会儿我说我希望他能够拿我做榜样，信得过他自己。‘你以为我不相信我自己吗？’他不安地问，低声说一个人总得先挣到一点面子；然后高兴起来，大声申明他决不给我什么机会叫我追悔太相信他了，而且—而且……‘不要误会，’我打断他的话，‘你也无法叫我追悔什么。’追悔是不会有的，就说有，也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同时我要他明白地了解这个安排，这个—这个—试验，是他自己的事。除开他自己外，并没有别人来负这个责任。‘为什么？哎呀！’他结巴地说，‘这正是我……’我求他不要糊涂，他弄得更莫名其妙了。我说他快要使自己无法过活了。‘你以为这样么？’他心里不安宁地问我，但是过一会儿又很相信的样子说道，‘可是我一向是前进的。我难道不是吗？’跟他真无法生气，我止不住微笑一下，告诉他从前像他这种举动的人会变成旷野里的隐士。‘将天下的隐士都吊死罢！’他很可爱地任情说道，他自然不怕旷野。‘我喜欢那种地方，’他说。他现在去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我大胆向他预言他会觉得那儿怪有意思呢。是的，是的，他热烈地说。我刚强地继续说，他有个走出去接着将门狠狠地关上的趋向。‘我真是这样吗？’他打断我的话，忽然古怪地来了一阵愁闷，浮云的影子也似的，把他从头到脚包起来。他表现的能力毕竟是出奇的。出奇！‘我真是这样吗？’他沉痛地重复说，‘你不能说我关于这事大嚷了一阵。我也能够用劲干下去—可是，该死！你得给我指出一道门……’‘好的。前进罢。’我插嘴。我可以给他一个庄严的诺言，说他走以后，那扇门会猛烈地关上。不管他的命运是怎么样，绝不会有人晓得，因为那个国土虽然腐败到那样田地了，人们却认为干涉的机会还未成熟。他一到那儿去了，对于外面世界，他这个人简直等于没有存在。他没有别的，只能站在两片脚底上，而且首先他还得去找那立足的地方。‘未曾生存过—这正好，天呀！’他向自己喃喃。他那对盯着我嘴唇的眼睛发光。假使他已彻底了解那一切情形，那么，据我看，他尽可以跳进他所看到的第一辆马车，赶到史泰公司去听最后的嘱咐。我还没有说完，他已冲到屋子外头去了。”
（梁遇春译《吉姆爷》到此完）
Youth
青春
（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初版）
青春
这件事只能发生于英国，别的地方都不行。因为在英国，人同海可以说是互相贯穿—海走进许多人的生活里面去，人们也都知道一些，也许完全晓得，海上的娱乐，海上的旅行，或者海上挣面包的生涯。
我们围着一个乌木棹子，它反映出酒瓶、红葡萄酒酒杯，同我们的脸孔，当我们倚肘而坐。一个是公司经理，一个是会计员，一个是律师，一个叫做马罗，还有一个是我。公司经理从前是昆威船上的水手，会计员在海上服务过四年，律师—一个值得敬爱的根深蒂固的保守党、高派教会信徒，是一个极好的老头子，一位知耻的君子—曾经当俾·奥公司船上的大副，在从前好日子时候，那时邮船最少有两只桅装了横帆，常乘一阵合式的时令风走下中国海，低处高处都安有许多补助帆。我们大家起始都是靠着商船谋生。所以在我们五个人里面，有海这个坚固的关系，还有同行的友谊，这种亲切之感是对于游艇，航行取乐和其他海上玩意儿的任何热心都不能给的，因为一个只是人生的游戏，而那个却是人生本身的事情。
马罗（最少我相信他自己是这样子拼他的名字）说出某一次航行的故事，或者还是说某一次航行史比较妥当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