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也见过一些东半球的海；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第一次到那里去的航行。你们诸位知道有些航行好像是上天安排好来做人生的解释，它简直可以说是人生的象征。你奋斗，你工作，你出汗，你几乎把自己杀死，有时的确把你自己杀死，只是为着要干一件事情—而结果你不能成功。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错处。你无非什么也做不好，无论大小的事情—简直世界上没有一件事你能够做—甚至于连娶一个老处女，或者把无聊的六百吨煤运到原定地的港口都办不到。那次航行从头到尾是个值得纪念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到东方去的航行，又是我第一次当二副的航行；又是我船主第一次带船。你们会承认这是个极有意思的时候。他最少也有六十岁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背宽大，却不很直，肩膀弯着，一只腿比那只腿更望外曲，他有那种绞扭的形态，在田地上工作的人们所常俱有的。他有一副像破坚果的家伙的脸孔—下巴同鼻子想相遇，把陷进去的嘴遮住—脸的四围有绒毛一样的铁灰色须发，那好像洒有煤灰的棉织围巾。他这副古老脸孔里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出奇地活像一个小孩的眼睛，俱有一种坦白的神情；有些很普通的人们靠着天生难得的纯洁心地同正直胸怀能够一直到死都保存有这种情调。什么使他肯雇我当船员，的确是件奇怪的事。我刚从一条走奥斯大利亚洲的上等快帆船出来，我在那里当三副，他对于上等快帆船好像有个偏见，认为是贵族的、时髦的。他对我说，‘你知道，在这条船里，你得工作。’我说我一向到无论哪一条船都得工作。‘啊，可是这里的工作跟你所说的不同，而且你们这班从大船出来的先生们……好罢！我敢说你干得下。明天来加人罢。’”
我第二天去加入。这是二十二年前的事情，那时我才二十岁。时间过得多么快呀！那是我一生里最快乐日子里的一个。请想一想！第一次当二副—一个真真有责任的职务！我不肯把我这个新任命状拿去换百万家产。大副仔细地把我打量一下。他也是个老头子，但是另外一个派头。他有罗马人的高鼻子，雪白的长胡子，他的名字是马洪，但是他坚持这个字该念做冒纳。他的亲友很有权势，然而他的命运总不好，他老没有成功。
至于船主，他有许多年头都在海岸上来往的小船里，后来到地中海去，最后进走西印度群岛的商船。他从来没有绕过好望角。他只能写出麻糊的字，根本就不大注意写字。这两位当然都是极好的海员，夹在这两个老汉之中，我觉得像一个小孩子跟两个当祖父的人们一起。
船也是古老的。它的名字是犹太。这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吗？它属于一个叫做维尔麦的，也许是叫做维尔可克斯—大概总是这类的名字罢；但是他破产了，死了，已经有二十年了，或者还要多些，他的名字也是无关紧要的。这只船起先在沙德卫尔小池塘里搁了不少时候。你们可以想象出它的情形。它满身都是铁锈，尘埃，垢腻—上面有烟泥，船面有污秽东西。对于我，这好像从一座皇宫出来，走进一所颓废的茅屋。它是四百吨左右的船，有一个简陋的绞盘车，门闩都是木做的，整个船没有一点铜，有一个四方形的大船尾。船尾上用大字写出它的名字，下面有许多云形装饰，泥金已经脱落了，还画有某种徽章，底下有一句铭语：“工作，否则灭亡。”我记得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这里面含有浪漫的情绪，有一种色彩使我爱这个老东西—有一种色彩感动了我少年的心境。
我们离开伦敦时船上带个镇船重物—沙包—去北方一个海港装上煤运到盘谷去。盘谷！我高兴极了。我在海上已经有六年了，但是只见到墨尔本同悉德尼，很好的地方，也各有它的妙处—但是怎么能比得上盘谷呢！
我们扬帆乘着顺风驶出泰晤士河，有一个北海的引港者在我们船上。他的名字是泽明，他整天躲在船上厨房里面，向着炉火烘干他的手巾。他分明没有睡觉。他是一个悲愁的人，总有一粒眼泪挂在他鼻子尖端发光着，他也许曾经遇到灾难，或者正在灾难之中，或者预料将有灾难来临—不会高兴，除非有什么乱子出来。他瞧不起我的年青、我的常识，同我的驶船本领，一定要用几十个态度来表示他的不信任。我敢说他的意见是对的。我现在觉得那时我知道得很少，现在也没有多知道了许多；但是我一直到如今还怀恨这个泽明。
我们驶了一星期才走到雅穆斯码头，然后我们遇到狂风—二十二年前有名的十月狂风。那是风、电、冰片、雪花合在一起，海里波涛涌得可怕。我们的船因为太轻就飞飘着，你们可以猜想那是多么不妙，当我告诉你们我们上层甲板的船舷打成碎片，船面同洪水一样。第二晚，它把沙包移到下风边，那时我们已被吹到多革海岸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拿着铲下去，试把船身弄平，我们就在那广大的船底里，阴森森像一个洞穴，油脂做的烛插在横梁上，闪烁发光，暴风在上面怒号，船斜倾着发狂似地颠簸。
我们都在那里，泽明，船主，以及个个人，几乎站不住脚，干这掘墓的勾当，努力把满铲的湿沙掷到上风边。船每翻动一下，你能够在朦胧的光线里模糊见到人们摔交仝乱挥铲子。船里一个男仆（我们有两个）感于这个情境的怪异，哭得好似他的心要碎了。我们能够听到他在阴影里某处痛哭着。
第三天暴风停住了，不久一只北方的拖船把我们捡起。我们从伦敦到泰国一共花了十六天！当我们走到船坞，我们装货的时机已经过去了，他们拖我们到一个码头，在那里我们滞了一个月。卑尔太太（船主的名字是卑尔）从科尔拆斯忒来看这个老头子。她就住在船上。野鸡水手都走了，只剩下船员，一个男仆，同一个管事，他是黑人同白人生下的杂种，他叫做亚伯拉罕。卑尔太太是个老妇人，满脸皱纹，而且是通红的，像冬天的苹果，她的身材却像个少女。她有一次瞧见我正在缝上一粒钮扣，她坚持要把我的一切汗衫修补好。这跟我所知道的住在上等快帆船上的船主太太的确有些不同。当我把许多汗衫拿去给她修补，她说：“袜子呢？我敢说，它们也需要补缀，约翰的—船主卑尔的—东西现在都料理好了。我很想干些事情。”愿上帝祝福这个老妇人。她把我的行装替我详细检查缝缮过，那时候我第一次读《衣裳哲学》同柏那比的《基发骑行记》。前一本书我不大懂得，但是我记得我喜欢兵士过于哲学家，我后来对于人生的体验更证实了这个偏爱。一个是个俱有人性的人，那一个是超过人性的—或者低于人性的。然而，他们两位都死了，卑尔太太也死了，青春，体力，天才，思想，成功，单纯的心—这一切都死了……不要紧。
“他们最后把我们这只船也装上货了。我们雇了一队水手。八个能干的水手同两个男仆。一天晚上我们驶开到船坞门口的浮标旁边，预备出去，有个很好的希望，明天可以开始航行。卑尔太太将搭晚车动身回家。当船泊好时候，我们去用茶点。吃的时候我们都不大说话—马洪，老夫妇，同我。我先吃完，溜出去抽烟，我的卧室是在甲板室里，刚靠着船尾楼。正是满潮时候，新鲜的海风夹些微雨飞来；船坞的双重门开着，运煤的汽船在黑暗中来来往往，它们的灯明亮地照着，螺旋推进机溅水发出大声，绞车也戛戛作响，码头上有许多呼唤的声音。我注视夜间在高处寂然滑过的一排头灯仝在低处寂然滑过的一排绿灯，那时忽然间一线红光向我闪映，立刻隐没了，又看得见，就老滞在那儿。一只汽船的前头涌现在近旁。我向下面船员寝室喊道，‘上来，赶快！’然后听到有个惊愕的声音在远处暗中说：‘把它停住，先生。’一阵铃响。又一个声音警告地喊道：‘我们将一直穿到那只帆船里去了，先生。’这句的回答是个粗暴的，‘好了。’过一下子就是个沉重的撞击，当这个汽船的船头峭壁跟我们的齿轮擦过去地碰一下。接着就是暂时的纷乱，呼号同奔跑。蒸气咆哮起来。然后听到一个人说：‘全离开了，先生……’‘你没有碰坏吗？’那个粗暴的声音问道。我跳到前面去瞧一下所受伤害，向他喊道：‘我想大概没有。’‘慢慢向后退。’那个粗暴声音又说道。一阵铃响。‘那是什么汽船？’马洪尖声问道。这时候它对于我们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影子设法驶走一些路了。他们向我们喊出一个名字—一个女人的名字，米兰大或者麦力萨—或者这类其它的名字。‘这么一来，在这个兽窟一样的洞里还得滞一个月，’马洪对我说，当我提着灯细看破碎的上层甲板船舷同冲断的舵轴，‘但是船主在哪儿呢？’”
“我们这些时候一点也没有听见他同看到他。我们到船尾去看。一个悲哀的高呼从船坞中间某处出来，‘犹太，来呀！’……他怎么会鬼混到那里去呢？‘唔？’我们叫喊。‘我在我们的小船里飘流，没有桨了。’他说。一个在外面滞到太迟了来不及回家的船夫愿意帮忙，马洪同他商好给他半块银币把我们船主拖过来；但是先走上梯子的却是卑尔太太。他们于这轻寒的零雨之下在船坞里差不多飘荡了一个钟头。我一生里没有这么惊愕过。”
“事情的经过是如此：当他听到我喊‘上来’，他立刻知道是什么事，抓起他的妻子，跑上甲板，跑过去，走到我们的小船，那是缚在梯边。六十老翁能够这么灵活也算难得了。请你们想一想这个老汉英雄地双手救起这个老妇人—他一生里最宝贵的女人。他把她放在坐板上，正预备跑回到船上去，船头系船的绳索却落下，他们就一同漂去了。当然在纷乱之中我们没有听到他的叫喊。他现出赧然的神气。她高兴地说：‘我想现在我赶不上火车也不要紧了？’‘不，真妮—你到下面去，那里暖和些，’他含怨说道，然后向我们说，‘一个海员不该有个妻子—我说。你看我却到船外去了。好罢，这次没有什么大损伤。让我们去看这条傻汽船打坏了什么。’”
“那并不是大损坏，但是使我们又迟留了三星期。这时期终止时候，船主跟他的经理们接洽事情，我拿卑尔太太的旅行囊到火车站，将她很舒服地安顿在三等车中。她把窗门扯下向我说：‘你是个好青年。若使你看见约翰—卑尔船主—夜里没有用围巾，请你向他提一声，说我吩咐他脖子要好好包起。’‘一定的，卑尔太太。’我说。‘你是个好青年，我看出你多么留心照呼约翰—船主……’火车忽然开走了，我对这个老妇人脱帽，我再也没有看见她了……请把酒瓶递过来。”
我们第二天驶进海里去。当我们这下开始向盘谷航行，我们离伦敦已有三个月了。我们起先以为顶多不过两星期左右的时光。
那是正月，天气佳美—那种和煦有阳光的冬天日子，比夏天的更妙得多，因为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轻脆的，你又知道那不会、那不能继续很久。那好像是一笔横财，好像上帝赏赐的好东西，好像是一下意外的幸运。
这种天气一直维持到北海，到海峡；一直维持到我们在利查底西面三百哩左右的地方；然后转个风势，刮起东南风了。两天内成为暴风。犹太随波浮沉，在大西洋中打滚像一只旧洋烛箱子。天天有暴风，含着憎恶地、不停地、毫无慈悲地、一下子也不歇息地刮着。世界无非是一大片打出白沫的大浪向我们冲来，上面的天低得伸手可触，龌龊得像个烟熏的天花板。我们四周的狂风雨里飞舞的浪花同空气一样的多。天天夜夜船的四旁没有别的，只是风的啸号，海的骚动，水倾泻到船面时的嘈声。船是没有一刻的休息，我们也没有一刻的休息。它颠簸，它竖起，它倒栽，它坐在尾巴上，它滚动，它呻吟，我们在船面时就得抓住东西，在底下时就得依着寝棚，身体总是用力，心里总是焦虑。
“一天晚上马洪从我卧室的小窗子对我说话。那正朝着我睡的床铺，我躺在那里睡不着，穿着长靴，觉得我好像有许多年没有睡过，若使去试睡，也办不到。他兴奋地说道：‘你这里有测水尺吗，马罗？我无法使抽水机吸水。天呀！这绝不是儿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