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我的胃认为自己是个心脏。不管我如何填满它——用男人、用书籍、用食物……它仍不能平息，无法满足——我就是这样。花痴的大脑，饥渴的内心。
——艾瑞卡·琼，《恐惧飞行》
当我醒来时，周围是一片稻田。我抬起头，前一天晚上我涂的一些闪光的眼影膏蹭到了一位陌生人的夹克上——我刚才一直靠在他的肩膀上睡觉。幸运的是，他匆匆翻看早报，装作没有注意到我。
“下不为例。”我心里想。
在火车的下一站，我站起来，从大量穿得衣冠楚楚、赶着上班的公司职员的身边挤了过去。然后我下了车，决定搞清楚这次我到底又停在了什么鬼地方。据我所知，在火车上睡着，然后醒来就到了日本乡下，对于东京醉酒的人来讲，是再平常不过的经历了。
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工作，所以这次我不能把我的眩晕归咎到工作上去。在不用工作外出参加派对的晚上，我总是对自己保证——在我喝第一杯酒之前——我要赶上午夜最后一班回新宿的列车回家。天黑之前，我真的相信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意志力。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就像是错误的灰姑娘剧本，我总是错过最后一班列车——因为我实在玩得太高兴了。
这是早上的第一班列车，从六本木开来的灰色日比谷线。我随后在车上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一路到了位于东京西北部的琦玉县。为了回家，我需要穿过站台，赶上开往东京方向的列车，然后再挺直地坐上两个多小时，才能重新回到城里。
在返回东京的列车上，我又睡着了。这一次我醒来时列车已经到了自由之丘，距离我住的地方过了五站地。所以我不得不第二次穿过站台去坐反向的列车。回头想想，我应该把这件事看作我失去对生活方向的控制的一个警告。
等回到“外国人之家”，躺在自己的床上，我才开始回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记忆里基本上是一些分离的事件和形象，根本不可能放在一起形成连贯的叙述。
我和永美约在六本木十字路口的“传教会”酒吧见面。我先是去了楼下“柠檬”酒吧去打听伊娃的状况，但是那天晚上到处都找不到我那位来自耶路撒冷的陪酒女郎朋友，所以我和永美胡乱地上了楼。那天晚上的早些时候，我提议应该打电话给诚，问问他有什么计划。
“千万不要！”永美惊叫道。她不喜欢诚，虽然诚偶尔会加入我们，晚上一起外出。
“诚和外国女人约会，只是因为他社交方面太笨拙了，不能应付本国的女人。”永美说道。
“他对我并不笨拙。”我回应道。
“那仅仅是因为，”她说道，“他觉得不会被你所威胁。”
“我才该说你呢，”我质问她，“亮完全是个浑蛋。”我把话题转到了永美那强烈的性欲上，这同样让我反感。
“那又怎样？”她得意地笑着问。
那天晚上我们决定不叫上那两个男人，但是我们也没有为自己的鸡尾酒埋单的打算。永美玩“石头剪子布”输了，所以第一轮要由她去骗点儿酒喝。
“谁想请我们喝酒？”永美带着一名真正的陪酒女郎的自信和期待走近吧台。
“如果我请你们喝几杯龙舌兰酒，”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日本男人大声地喊道，“你们俩能亲我吗？”
“没门儿！”永美断然拒绝道。
“那么你们能亲吻对方吗？”他的同伴问道。
我和永美看了看彼此。实际上，我们俩之间总是有种奇妙的性紧张状态。虽然我们俩都喜欢男人，但是我和她总是会偏爱对方更诱人的特性。我把这次挑战视为一次令人激动的机会，但是我不会把我的热情显现出来。
“为什么不呢？”我故作自然地咕哝着。
永美耸了耸肩。
从我们第一次接吻到得到第一轮酒水起，我的记忆就开始模糊了。我们周围那些崇拜的观众很明显对一个白人女孩与一个亚洲女孩的行为非常迷恋，鸡尾酒被不断地送过来。我有一种短暂的记忆：那天晚上，我们后来在另一家酒吧的角落里又吻在了一起，但这次我们是出于自愿的。
这是我第一次亲吻女人，但是这并没有使我太过惊讶。最近每当我喝醉时，不管当时是谁碰巧在我身边，我都想与他们产生一种性方面的联系。喝酒不仅能让我获得解放，不再像清醒时那样经常感到极度压抑、自我怀疑或是罪恶，但还增加了我内心的空虚——这真是一种残酷的组合。这次，我约束的是自己对性而不是对食物的欲望，不料性能量最终竟会突然溢出，就像是进入了暴食周期。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第二天早晨是怎样乘坐上日比谷线的了。
第二天晚上及接下来的几天，永美都不接我的电话，也不回复我的电子邮件。这让我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我们接吻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你不小心与最好的朋友发生了这种事情，尴尬是不可避免的，难道她就不能多喝点酒来遏制这种尴尬吗？我这几天就是这么做的，而且看起来很有效。
我开始意识到，永美也许比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形容——更加疯狂。永美的做事风格似乎是：当她强烈地迷恋特定的人或事物时，她却会突然放弃。因此，她现在对待我的方式就像是当年对待她深爱的学习那样，突然退学。虽然我为永美感到担心，但是我的自尊战胜了一切，一个星期之后，我放弃了尝试与她取得联系。
永美过度地追求她的欲望，直到她到达极限，然后她就会突然地约束自己。而我刚好相反，我习惯于约束自己的意愿，直到意愿不可避免地溢出为止。永美突然间从我的生活中消失，让我认识到，永美的行为方式就像是我颠倒过来的映像。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用不同的男人来替代永美在我生活中的位置——许多许多不同的男人。这次，除了酒精和空虚的双重毒害外，我又对陌生人产生了一种迷恋——和一些神秘的男人睡觉，他们和我做爱，然后离我而去——这种被抛弃的痛苦让我感觉很好。
在我的这些“露水情人”中，比较令人难忘的是一位叫做黎各的男人，他皮肤黝黑，长得很英俊，是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的。很快，我就答应跟他一起去位于麻布十番的一家很小但很时尚的酒吧，他请我喝惠比寿啤酒。
“你想来点儿‘绿叶子’吗？”他问道。
“你的意思是大麻吗？”我答道，有点惊讶。
“是啊。”他回头看了看后答道。
“我愿意，”我试着掩饰我的兴奋，“但是你确定安全吗？”日本对藏毒的惩罚的严厉程度非常接近于中世纪（一个大麻烟卷会让你被关上三年。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严苛的惩罚，日本人才会如此偏爱酒精吧）。
“没事的，”他说，“我可以给你一些，然后我们可以去宾馆吸。但我先得完成一件差事。可以吗？”
“很好。”我牵起他的手说道。
我们坐在出租车上来回往返。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黎各一伙是卖毒品而非买毒品的人。
“你真的叫做黎各吗？”当我们下了出租车独处时我问他。
“不是，”他说，“但是我意大利的护照上是这么写的，所以请你就这么叫我。”
“那你的真名是什么？”
“你可以叫我黎各，”他的语气使我害怕，但同时又点燃了我的激情。“不管怎样，你都不会知道我的真名。”
“那你来自哪里？”我问道。
“伊朗。”他平静地答道。
“那里是什么样子的？”我天真地问道。
“非常美丽，”他更温和了，“但是像你这样的女孩是不会想去的。相信我。”
“无论我是做什么的都与你无关，”我们进入宾馆后，他对我说，“如果在这个宾馆里我被抓了，你也不会有事的，所以别担心。”他把一些可卡因洒在咖啡桌上后，注意到了我的不安。“你是个有美国护照的漂亮金发女郎，所以你可以从这里走出去。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可卡因。我曾经和自己定下约定，绝不接近毒品，因为我显然有着容易上瘾的个性。但是那天晚上，我毫不犹豫地尝试了毒品，因为我已经走得太远了。幸运的是，我不记得感到有任何强烈或明显的兴奋，只是突然想要一夜不睡，整晚做爱。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们完事后躺在床上时，黎各问道，他显然很在意我左腕上的伤疤。
“我不想谈那个……”我含糊地答道，猛地把我露在外面的左胳膊塞到了被单下面。
“你自己做的，对不对？”他责难地狠狠盯着我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冒犯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不过是个瘾君子而已。
“嗯……”我咕哝着，绞尽脑汁想要换个话题。
“所有使用暴力的人都是笨蛋！”在我还没想出什么事之前，他突然脱口而出。
黎各似乎并不是很生我的气，因为他直直地盯着他面前的虚无的空气。“我参加过两伊战争，”他说道，眼睛继续盯着远离我的方向，“我看到我最好的朋友就在眼前被炸成碎片。”听到这里，我的眼睛睁大了，“所以我不想看到任何暴力的事情。一切暴力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哦，天哪！”我倒抽了一口气，我们的房间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
“那你现在多大了？”我最终打破了沉默。
“二十九。”他答道，但我记得他看起来更年轻一些。
当我们第二天分手后，我躺在床上想着他昨晚告诉我的事情。二十九岁，我心里盘算道。难道他谎报了年龄吗？我很确定两伊战争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因为他提到的战争是发生在我读书以前的事情，所以我把笔记本电脑拿起来，在网络里搜索确定那场冲突发生的确切时间。
我很快地查明那场战争发生于1980到1988年间，一直持续了八年。而今年是2003年，当战争结束时，黎各还没有十三岁呢。黎各一定是在某些事上骗了我，因为即使是战争尾声时，他的年龄也太小了，不可能去参战。
难道他……我双击进入了人权资源网页，证明我的假设是错误的。原来，在战争尾声时，伊朗使用了童军去清理雷区，让他们跑着或是骑着自行车穿越雷区。我脑中浮现出黎各的朋友死在这样的雷区中的景象，这使我想吐，我不得不把电脑放到一边，以防吐到键盘上。
在床垫上翻了个身，我看着自己的伤疤，心底深处有种剧烈的、更宏观的羞愧感。我是如此幸运，不用经历黎各所经历过的地狱；然而，我却坚持用各种方法伤害自己。正如黎各所讲，“一切暴力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天我睡得很不安稳，不断地醒醒睡睡，大概是由于第一次吸食了可卡因还有些兴奋。我反复地在做同一个熟悉的梦：我和一个神秘的人一起坐在一辆轿车里，可是他突然从驾驶座上离开，坚持余下的路程让我自己驾驶。唯一的问题是我坐在车的后座上，几乎不可能够到方向盘，也根本踩不到踏板。
有人说，你扮演着自己梦中的所有角色，我不得不同意这种说法。在这个梦里，我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既是那个把人遗弃在快速行驶的车上的无情幽灵，也是那个坐在后座上，拼命挣扎却够不到刹车的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