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入过你的梦乡，现在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去做我自己的梦。
——多莉·艾莫丝，《妈妈》
我决定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生活方式，接下来的几周，我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这是一家专为上层人士开设的国际幼儿园，位于东京市白金台附近。“白金”在日语里指“白色的钱”。我教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外国大使的子女，还有一些是日本大财团家族的后代，他们的姓氏都让人很有压抑感，如“本田”、“丰田”。
不管怎么想，我都胜任不了这个职位。我的同事都是幼儿教育的硕士研究生，而我只有一个日英双语的学士学位。回头想想，我觉得能得到这份工作全靠我的长相。
说实话，幼儿园的工作和做陪酒女郎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孩子们玩得开心，才能学得优秀，所以我上班时再次扮演了和原来相似的角色。我渐渐发现，现在教的两三岁的小孩和在皇宫酒吧招待的醉醺醺的男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偶尔都想抓到我的胸。
仅仅工作了三个月，学校就要求我辞职，因为督导员证明我对这份工作没有足够的热情。这个评价很合理。我的正常上班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半，没有午休时间（原来在银座当陪酒女郎时，这段时间却是我的睡觉时间）。我一般每天下午三点半准时下班，可是我的同事们经常自愿留在办公室备课，甚至加班到五六点钟。
我很喜欢我的学生们，同时，我更沉浸在一系列短篇小说里无法自拔。这些小说都是我写的，还未经出版，背景都设定在东京的浮世里。其中一个故事描写的是，日本著名的欢乐街歌舞伎町出现了一批属于未来世界的性机器人，在神道教庆祝盂兰盆节时，它们活过来了（据说，每逢盂兰盆节，死者的魂魄都在四处游荡）。这些艺伎机器人很快让所有顾客精尽人亡，彻底毁了妓院的生意，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尽量想象一下“卡莉”遇见“哥斯拉”可能会发生的情景。其他小说也都类似，都是科幻性的复仇故事，无一例外都涉及东京的艺伎。
后来，我又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再次被辞退后，我开始放任自己，在东京街角弹弹小提琴挣点零用钱，靠着做幼儿教师积攒的钱过日子。每天晚上我都去一家英国运动酒吧喝酒，那家酒吧叫福特尼克，位于涩谷的惠比寿区。事实证明，在皇宫酒吧工作时染上的酒瘾，不可能像辞去那份工作一样那么轻易戒掉。
就是在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喝酒的时候，遇见了奈杰尔。那时我和婕蒂在福特尼克酒吧拼酒，但是到我们不得不离开去赶末班车的时候酒还没喝完。已经凌晨零点四十五分了，我杯子里还有半品脱惠比寿啤酒。不想浪费这上好的麦酒，我做了任何一个喝醉的女孩都会做的事情：带着剩下的半杯酒去了火车站。
每天晚上末班火车穿过东京市，真的是值得一看的文化奇观。山手线尤其如此，这条环行线会停靠在东京市内很多最繁忙的车站，这就是我和婕蒂将要搭乘的线路。那天晚上，火车车厢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喝得醉醺醺的人，其中很多人还在喝，这当中就包括我。
“你从福特尼克酒吧偷了酒杯。”火车刚一开动，奈杰尔就厚着脸皮来到我身边。
“走开。”我对这个陌生人说，语气很平淡。
“我看见你在福特尼克喝酒，用的是同样的杯子。”他还不死心，接着说。
“我没开玩笑，你他妈的离我远点！”我朝他大叫，也吸引了更多关注的眼神，虽然作为一个金发高个外国人我已经很引人注目了。
“你最好让她单独待会，”婕蒂警告他道，“她喝醉的时候，可是个危险人物。”
“你是哪儿人？”婕蒂问奈杰尔，大概想让他停止纠缠我，她真是我的贴心好友。
“爱尔兰。”他回答道，咧着嘴笑个不停。
“爱尔兰？”我竖起了耳朵，有点好奇。爱尔兰闹马铃薯饥荒时，我的祖父母从爱尔兰移民到了美国。“爱尔兰什么地方的？”我继续问道。
“贝尔法斯特。”他回答道。
“哦。”我和婕蒂同时应道，这勾起了我俩的兴趣。这时，火车缓缓停靠在原宿车站。
“你是国家档案登记处（NRA）的吗？”我板着脸问道，这时火车又开了，我说得含糊不清。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喝醉时会说一些蠢话，大多因为事后同伴会借告诉我的机会寻求乐趣。
“她说的是爱尔兰共和军（IRA）。”婕蒂纠正了我的问题。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含含糊糊地说，“你是吗？”
“是啊！”他回答道。
“真的吗？”我们同时惊问道。
“不，当然不是了。”他勉强笑着说道。奈杰尔闪烁其词，这一点我却觉得很有意思。可能这种想法有些离奇，不过，酒精似乎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三个下了火车，好不容易从出口挤了出来。
“我饿了！”我说道。此时，我们刚走到新宿东部的街道上，这里距离婕蒂家和我的公寓都不远。
“我们吃点什么？”奈杰尔插了一句，我猜想他可能会和我们一起吃宵夜。
“拉面。”我和婕蒂几乎同时说道。
“我们在车站外面的面摊里挑一家吃吧。”我说。“奈杰尔你来挑一家，因为你可是最后结账的那位。”我接着说道，带着跟奈杰尔在火车上走近我们时一般的自信。
接下来，我们点了拉面。我点的是我经常吃的酱汤拉面，奈杰尔点了一碗辣汤拉面和一盘蒸饺，婕蒂要了一大碗韩国泡菜拉面（新宿东部附近是一个韩国县城），随后，她把漂在碗里的厚猪肉片都夹给我了。婕蒂和琳赛经常说，出于现实原因，日本的素食者不得不把自己饭里的肉夹到别人盘子里。
“喂，小婕蒂，”我用日语说，这样奈杰尔就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了，“他有点可爱。”
“他一点都不可爱。”婕蒂啜着面条，回答道。在日本，人们并不排斥吃面条发出声音，而且，啜面条的声音也正好证明了食物的可口。
“你看看他的眼睛，他还是有点可爱的。”
“他一点都不可爱。”婕蒂重复着刚才的话，点点头，仍旧不赞成我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和婕蒂对男人的看法截然相反。
“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我面无表情地说。
“他像老爷爷一样！”婕蒂用日语里的“爷爷”形容奈杰尔，反驳了我的观点。她的意思是，奈杰尔对我来说年纪太大了。
“奈杰尔，让婕蒂看看你的眼睛吧。”我问他道，他也没反对。
“还是不可爱！”她大笑着说道。奈杰尔也笑了笑，虽然他一点都听不懂我们说的话。
“我们现在去唱歌吧。”奈杰尔给我们的拉面付过账后，我大声说道。
“我得回家，任还等着我呢，”婕蒂抱怨道，任是她的男朋友，“最近，他快把我烦死了。”
“我公寓附近有歌厅。”奈杰尔主动说道。这个主意最后变成：他住的公寓里就能唱歌。虽然，我明白他家连伴唱机也没有，不过，我最终还是答应和他一起去了。
奈杰尔从冰箱里拿出六张新唱片，认真地选了一张放给我听，我们渐渐地放松下来。我看了一眼，就认出了那张熟悉的唱片，这是艾拉妮斯·莫莉塞特的首张专辑，叫做“小碎药丸”，凡是我们同龄人肯定都很熟悉这张唱片。我们用啤酒瓶当麦克风，高声唱着她的曲子。我让奈杰尔循环播放专辑的第六首歌——“宽恕”，这首歌里有几句词我很喜欢：
我们脑中总有幻想
我们的思想由我们掌控
我们应该有点信仰
我们做到了
早晨六点，和奈杰尔做爱后，我就乘坐首班车回家了。结果我跟奈杰尔约会了七个月，那段时间我和皮卡都搬进了他的公寓。我和他合伙在新宿、原宿、歌舞伎町和吉祥寺的大街上兜售仿造的名牌手袋，被警察发现了，就假装不会说日语，然后换个地方接着卖，这样的情况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了。
回想起来，奈杰尔只能算是我的酒伴和犯罪同伙。我们从商店偷了很多听啤酒，还顺手牵羊拿一些我们觉得有用的东西。有一次，我们从警察岗亭的墙上撕下一幅“对毒品说不”的海报，挂在奈杰尔的公寓里，以满足我们的成就感。我很钦佩他骨子里的反叛意识，羡慕他不服输拒绝让步的劲头。我们能让彼此快乐，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们只是在取笑对方的口音。
婕蒂和任分手后，她也开始做全职工作了。她在银座一家叫天堂俱乐部的酒吧做陪酒女郎，这样才能独自负担起原来两个人在新宿合租的公寓的房租。她时常邀我去和她一起工作，不过，那时我对工作不是很感兴趣。
很多人以为，我和奈杰尔在一起后就不再做陪酒女郎了，是因为他不赞同我从事的职业。其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这是因为做陪酒女郎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情感和精力。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我最不想见到的是一个我真正在意的男人，因为工作时要始终保持微笑、注意仪表，这让我下班后对男人连一丝渴望都没了。
圣诞节，我们回了美国长岛，我把奈杰尔和皮卡介绍给了父母。我的皮卡非常喜欢父母的家，因为这里有另一条狗陪她玩，还有大院子可以供她撒欢，所以她就留在了纽约，成了一条移居美国的狗。这让我很伤心，不过，皮卡却美得不亦乐乎。虽然这突然的决定对大家都好，但是，飞回日本的途中，我还是趴在奈杰尔肩膀上，哭个不停。
一个月后，我的生活突然急转直下，变得越来越糟糕了。那时候，几乎在东京的每一个监狱我和奈杰尔都进去过，所有能下载的《南方公园》（美国动画，以粗俗恶搞著称）我们都一集集看完了，我正想着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炸弹降临了。这种类型的炸弹也被称为“真相”。爆炸前，我没有丝毫准备，因此，结果演变成了巨大的灾难。
奈杰尔对我坦白了：他并不是三十四岁，可是我们刚见面时，他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其实已经四十六岁了。我几乎恶心得要吐了。
“离我远点！”我对他说道。
“但是，我还是我啊，丽亚，你别这样。”他在旁边哄着我。
“该死的！我马上就离开这里！”我狂吼道，对这件事我没有表现出他想要的反应。
奈杰尔让我瞬间崩溃了，这也让我对人们会爱上幻想而不是爱上其他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无论是陷入爱情还是一直享乐，都是那么盲目，甚至任何东西都不想去看。
在一段感情里对方在想些什么或是什么感觉，我们都不可能真正了解；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抱着幻想，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了解。可以这么说，尽管没有理由，但内心还是坚信。但是，有时候是我们纵容我们的幻想欺骗了自己。就像奈杰尔这件事上，我也和皇宫酒吧的顾客一样表现得很愚蠢。
我想总有一个时候所有的幻想都会破碎。那天晚上我意识到，一直以来奈杰尔只是我想象当中的样子，其他的我一无所知。我不想和真实的他再有任何关系了。
那天晚上，那么多想法都一一从我的脑海中掠过，我突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我洗了澡，认真细致地上妆，然后穿了一套精致的裙装。我从浴室出来面对他的时候，他似乎都不认识我了。
“你看上去美极了！”奈杰尔对我说道，他没有意识到我是要去上班才化妆的。
“去你的吧，”我看着他的眼睛，“我要去陪老男人聊天挣钱了。”
从奈杰尔的公寓出来，我就搭火车去了银座，没有提前通知婕蒂，径自去了天堂酒吧。
“我想工作，”我对在门口和我打招呼的妈妈桑说，“我今天晚上能开始工作吗？”
“你叫什么名字？哪国人？”她问道。
“我叫埃莉。”我当即想起了一个名字，对她说道。埃莉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卡拉OK歌曲的歌名，是雷·查尔斯古典音乐的日语翻唱。“美国人，我是朱尔的朋友。”我对她说道，朱尔是婕蒂找工作时临时起的名字。
“你带换的衣服了吗？”玛丽妈妈问道。
“今天晚上我可以问朱尔借一套礼服。”
“好吧，”玛丽回答道，“不过，我们得随后再谈工资的问题。今天是礼拜五，这里客人越来越多了，你快去换衣服吧。”她说道，语调很快，也没什么表情，很快我就会适应的。
“谢谢你，妈妈！”我高兴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