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
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的主要成员。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节演出的那扯《茶花女》，是国人上演的第一部话剧，李叔同在剧中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后来，他还曾主演独幕剧《生相怜》、《画家与其妹》和改编自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话剧《黑奴吁天录》。李叔同的演出在社会上反响极大。李叔同的戏剧活动虽如星光一闪，却照亮了中国话剧发展的道路，开启了中国话剧的帷幕。特别是在话剧的布景设计、化妆、服装、道具、灯光等许多艺术方面，更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在音乐方面，李叔同是作词、作曲的大家，也是国内最早从事乐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深远影响的人。他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也是他。他在国内最早推广西方“音乐之王”钢琴。他在浙江一师讲解和声、对位，是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还是“学堂乐歌”的最早推动者之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编辑出版的《国学唱歌集》，被当时的中小学取为教材，他创作的歌曲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分三类。一是爱国歌曲，如《祖国歌》、《我的国》、《哀祖国》、《大中华》等；二是抒情歌曲，如《幽居》、《春游》、《早秋》、《西湖》、《送别》等；三是哲理歌曲，如《落花》、《悲秋》、《晚钟》、《月》等。李叔同的歌曲大多曲调优美，歌词琅琅，易于上口，因此传布很广，影响极大。
李叔同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也是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他同教育家、作家夏丏尊共同编辑了《木刻版画集》。他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最早创作者和倡导者。他广泛引进西方的美术派别和艺术思潮，组织西洋画研究会，其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着述，皆创下同时期国人研究之第一。他在学校美术课中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美术发展史和代表性画家，使中国美术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世界美术大观。作为艺术教育家，他在浙江一师授课采用现代教育法，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
李叔同本人在西画上也卓有建树。他画过大量的素描、水粉画和油画。人们在今天仍能看到其炭笔素描《少女》、水彩《山茶花》、油画《祼女》和《自画像》等作品。更为可贵的是，李叔同不仅大胆引入西方美术，而且十分重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和技法，尤其善于将西洋画法与中国传统美术融为一体。他与弟子丰子恺合作的《护生画集》，诗画合璧，图文并茂，为世人所称道。
李叔同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他的书法早期脱胎魏碑，笔势开张，逸宕灵动。后期则自成一体，冲淡朴野，温婉清拔。特别是出家后的作品，更充满了超凡的宁静和云鹤般的淡远。
李叔同的篆刻可谓独树一帜。他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兼攻浙派。35岁那年入“西泠印社”。39岁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前，将平生篆刻作品和藏印赠与“西泠印社”。该社为之筑“印冢”并立碑以记其事。治英赏英论印，是终其一生未曾放弃的癖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道：“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自然之天趣也。”李叔同对印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近代篆刻事业的弘扬上。他亲自发起成立了继“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印学团体——乐石社，定期雅集，并编印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这也是在近代篆刻史上领风气之先之事。
李叔同的诗词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他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引起文坛瞩目。客居上海时，他将以往所作诗词手录为《诗钟汇编初集》，在“城南文社”社友中传阅，后又结集《李庐诗钟》。出家前夕，他将清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三年（1900—1907年）间的20多首诗词自成书卷。其中就有《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这些作品，通过艺术的手法表达了人们在相同境遇中大都会发生的思想情绪，曾经风靡一时，有的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
弘一法师对联语也有浓厚兴趣，并有极高的鉴赏和创作水平。尤其是出家后，大师为各地寺院和缁素撰写的诸多嵌字联语，更表现出他的奇思妙想和深厚的艺术功底。他在宣传佛法导引终生佛化过程中，将联语这一形式作为劝人为善的巧妙手段。他书写的那些内容深刻、极富哲理的名联，现也成为警示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弘一大师入佛初期，除了阅读僧人必读的经典，其进修博览而广纳。何况，他原是个对任何事情，除非不做，做就要做得认真彻底的人。做了和尚，在佛学思想方面，自然也得做出自己的特色。对此，林子青概括说：“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镜，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华严，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他对晋唐诸译的华严经都有精深的研究。曾着有《华严集联三百》，可以窥见其用心之一斑。”弘一法师一生严守律宗戒律，悲天悯人，生前每次在坐藤椅之前总是先摇一下，以免藏身其中的小虫被压死，其临终时曾要求弟子在龛脚垫上四碗水，以免蚂蚁爬上尸身被不小心烧死，其善心可见一斑。
李叔同是我国现代歌史的启蒙先驱。接受了欧洲音乐文化的李叔同，把一些欧洲歌曲的现成曲调拿来，由他自己填写了新词。这些歌曾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曲调带着强烈的外来色彩，歌词带着浓重的旧体诗词的韵调，这便是最初的，也是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歌。李叔同用这样的歌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
李叔同不仅是中国“学堂乐歌”最为杰出的作者，而且较早注意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于1905年编印出版的供学校教学用的《国学唱歌集》，即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13篇，配以西洋和日本曲调，连同两首昆曲的译谱合集而成的。其中的《祖国歌》，还是当时为数较少、以中国民间曲调来填词的一首学堂乐歌，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不久他东渡日本，学习西方音乐、美术、戏剧理论，主攻钢琴。曾创办我国第一部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竭力提倡音乐“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的社会教育功能。同时发表了《我的国》、《隋堤柳》等怀国忧民的乐歌。
李叔同一生迄今留存的乐歌作品70余首。编作的乐歌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大多为借景抒情之作，填配的文辞依永秀丽，声辙抑扬顿挫有致，意境深远而富于韵味。加上他具有较为全面的中西音乐文化修养，选用的多为欧美各国的通俗名曲，曲调优美动人，清新流畅，词曲的结合贴切顺达，相得益彰，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因此，他的乐歌作品广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喜爱，像《送别》、《忆儿时》、《梦》、《西湖》等，特别是《送别》，先后被电影《早春二月》、《城南旧事》成功地选作插曲或主题歌。
李叔同先生生当乱世，在他历尽百劫之后，终于在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当了和尚，时年三十九岁。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三阶段，就是丰子恺先生所说的“爬上三层楼”的阶段。他一出家即告别尘世的一切繁文缛节，并发誓：“非佛经不书，非佛事不做，非佛语不说”。受戒后持律极严，完全按照南山律宗的戒规：不作主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粗茶淡饭，过午不食，过起了孤云野鹤般的云水生涯。或如好友夏丐尊所形容的，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变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这种变化，在常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在心理上难以承受，而李叔同却以平常心澹定自然地完成转化，成了弘一法师。
李叔同先生出家后，选《南山律宗》作为化教制教的《圆教宗》，以“心法”为戒体。受戒后持律精严，护生戒杀，正行弘法。他选择了佛教宗派中最重修持的律宗。他不但深入研究，而且实践躬行，事实上他也最大程度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观他一生行藏，无论是在俗时的交友，治学，育人，乃至他所从事的某一项专业，一经涉足便全身心投入，力求做得最好。可见，他一生做人的确是凡事认真而严肃的——他要学一样就像一样，做什么就像什么。李叔同先生僧腊二十四年，随着他佛教典籍的问世和嘉言懿行的传播，在宗教界声誉日隆，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了高僧之林。他从留学生、而艺术教育家、最后成为律宗高僧的弘一大师，其为人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典型。
李叔同最开始只教美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引导学生入门。他给学生开了较为系统的西洋美术史课程，并精心设计每一课时的教学大纲。上理论课时，讲台上除了点名簿、讲义、教课笔记之外，还总是会放很多的小纸条，那是用来记录讲课要点的。举凡时代、流派、代表人物及作品等，都一一记在这些纸条上。后来，这些纸条不仅成为李叔同任教期间的珍贵文献，也是学生们津津乐道的回忆。
美术课上最受学生喜爱的当然是画实习。由于西洋画与国画的学习有本质区别，是从训练石膏模型写生入手而非临摹，这让全班的学生都不知该从何下笔。李叔同便细心地穿梭于学生们的画架之间，一一给予指点，并和学生们一同作画，然后把作品挂在黑板上给学生们看，让学生们通过对比来领会写生的要领。一个多学期后，李叔同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1913年上半年，李叔同写了一篇《石膏模型的用法》，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这种在国内尚未普及的美术教学方法，内中涉及用石膏模型写生教学的优点、模型的收藏方法、写生教室的选定和布置等多个方面。
当学生们渐渐掌握了模型写生？技巧后，李叔同便开始将人体写生的训练引入课堂，这在中国尚属首例。学生吴梦非曾回忆道：“李叔同教我们绘画时，首先教我们写生。初用石膏模型及静物，1914年后改用人体写生。”现存的一张珍贵照片记录了当时写生课上的情景。照片上，一名全身****的青年男子的背影占据着居中醒目的位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坦然于大庭广众之下裸体示人的人体模特。模特站在一张桌子上，正前方是围成几排弧圈、专心作画的学生。在照片右侧，教室内侧光线较暗的地方，有一人左手插在裤兜里，怡然地站在最后一排，他的前面并没有画架，从轮廓上看，似乎便？李叔同。
课堂内的写生训练给学生打下了良好的绘画基础，李叔同接下来陆续开设了素描、图案、水彩、油画等课程，并开始引导学生走进自然，到阳光和风景中作画。常去的地方，自然是离学校不远的西湖。
当时国人很少听说过“户外写生”的概念，因此作画的学生常会招来路人惊诧的目光。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学校甚至还为此向警察局发出公函，希望得到理解，但仍不免惹出许多笑话来。一次，李叔同的两名学生李鸿梁和张联辉到运河边去写生，遇到了一名警察，见到二人搭起三脚架画画，顿时起了疑心，以为二人是在测绘地图，便上？查问。先问张联辉是哪里人，张联辉回答倒也简单：“东阳。”警察便以为他是“东洋”人，当即便要将二人揪到警察局。李鸿梁知他是误会了，忙上前解释，说同学不是东洋人，而是浙江金华东阳县人；到这里来也不是要绘什么地图，而是来写生的。谁知越描越黑，这位尽职的警察非要带二人去警察局不可。闹得不可开交时，幸好一位路过的宪兵见过写生绘画，听完两人解释后，帮忙化解了这场误会。
李叔同循序渐进的美术教育不久便有了成绩。从1915年起，李叔同开始将学生创作的铅笔画、粉笔画、传统的水墨画、西洋的水彩和油画，连同他自己的作？，拿到杭州平海路浙江省教育会和西泠印社展出。这在当时的杭州还是件非常新鲜的事，吸引了很多观众，并深受好评。这样的画展，此后不定期地举办过几次。1917年，李叔同组织学生，成立了以学习和研究绘画为目的的“桐阴画会”，此后，画展便以“桐阴画会”的名义来举办。1919年5月，其时已出家的李叔同还欣然接受“桐阴画会”的邀请，参观并指导了当年的画展，给学生以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