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17日，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
杜月笙和金廷荪特别关注各种马路消息，因为这事关系到他们的财源问题。
等他们有了充分的资料，便一齐去见黄金荣。
先由金廷荪发言，归纳他们所得的情报。可以看出，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后，英租界碍于国际观瞻，必将宣布禁烟，“潮州帮”烟土商所开设的大土行，既然在英租界无法存身，必然会改迁他处。他们会迁在何处呢？金廷荪说，唯有法租界。因为法国人只要钱，对于烟土走私，历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潮州帮”的大土行统统搬入法租界，将会给法国人带来无尽的金银，此等好事，法国佬有何不为呢？三鑫公司想发大财，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接下来，由杜月笙给黄金荣分析：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因为大土商依赖“大八股党”为时已久，他们可能会听从“大八股党”的主张。因此要争取到这些财神菩萨的唯一办法是说服“大八股党”，请他们做个顺水人情，把对“潮州帮”烟土行的保护权转让给三鑫公司。
金廷荪讲话的时候，黄金荣闭目养神，象煞老僧入定。杜月笙他们则虎视眈眈，六道目光一齐盯住沈杏山。
沈杏山恍然大悟了，今天并非是请他来叙旧，而是叫他赴鸿门宴来了。他眉头一皱；慢慢地吮了一口酒，才说：“英国人禁烟，只是说说罢了，全是为了应付外头的舆论，实际上没那回事。”
金廷荪却抓住他的话柄，说：“要是真的禁呢？”
沈杏山伸了个懒腰，说：“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杜月笙递了个眼色，一个打手硬梆梆地说：“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
沈杏山抬起头，膘了他一眼，鄙夷地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哩，要你们猴急个什么？”
那个打手一听这教训人的话，神色大变，杜月笙也皱起眉头，正要发作，黄金荣却睁眼说：“杏山，我们是老朋友了，今天我单单请你一个人来商议，是因为英租界禁烟已成定局，几家大土行都在作搬家的打算。俗话说：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们自家兄弟，这点忙还不帮？你们肯早点把保护权让过来，至于将来怎么分帐，全部好商量。我晓得你们打出来这个局面不容易，顶好不要糊糊涂涂的收了场，叫人看了笑话。”
黄金荣这番话却勾起了沈杏山的旧恨前嫌。他记起“小八股党”拼命硬抢烟土，叫他们丢了面子；“小八股党”又将抢来的烟土，公然开设三鑫公司发卖，使得“大八股党”和土商们联合操纵的上海烟土价格始终摆不平。便免不了挖苦几句：“金荣哥，你的手段我真佩服，你吃捕房的饭，做的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手下又有这么多三头六臂的人物，何必要我们出让什么保护权呢？
鸦片进口就在吴淞口，你喊人搭了兵舰，统统去接过来吧！”
他这番话正好揭了黄金荣的疮疤，且又饱含蔑视之意。黄金荣气得脸色发青，呼地站起来，伸出手掌，对着沈杏山，“啪啪”甩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
黄金荣带来的那个打手，一见老板动了怒，立即霍然站起来。沈杏山知道这两个是杀人不眨眼的暴徒，吓得浑身发抖，放声大呼：“不，不要动、动手，有话好讲……”杜月笙抓住这个时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协议书，叫沈杏山在上头捺了个手印。
辛亥革命以前，张啸林在茶馆里为争座位，跟旗人大打出手，几乎酿成命案。他怕官府捉拿，逃出杭州，躲在一个当巡官的朋友家里。辛亥革命后，他打旗人的案子不了了之，于是又堂而皇之地回到杭州，继续独霸一方。
他早先到过上海，托人引路，与黄金荣见过一面，没与他交往。
这一次重返沪上，是打算来大干一场的。因为他看准了一着棋。当时浙江军阀卢永祥由淞沪镇守使上任浙江督军，卢系大将军何丰林继任淞沪镇守使，刘春圃任淤沪警察厅主任秘书，俞叶封调任缉私营统领，这些人都与张啸林有很深关系。这些人在台上，无异于是给他指明了一条路：赶紧到上海去插手鸦片走私，好好捞他一把。当然，他也懂得“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道理，而且他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他自忖自己绝对不能在上海滩另开码头，唯有争取黄老板、杜月笙的合作，于是就来拜码头了。
黄金荣看他不上眼，而杜月笙则从他的言谈中看出他的背景深厚。于是，杜月笙劝黄金荣重用张啸林。他说：第一，张啸林会说普通话，对于官场交际应酬，有他自己摸出的一套，用不着搭架子。第二，张啸林是杭州人，而上海属于浙江军阀的势力范围，北洋第三镇出身的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继任的淤沪护军使何丰林是他的心腹大将，何丰林手下的军警要人，皆为浙江籍。如请张啸林去与之联络，必定合适。
经杜月笙这番分析，黄金荣对张啸林不由得刮目相看了，因为他正要找一个能与浙籍军阀沟通的人物。
三鑫公司成立之后，独占了法租界的烟土市场，接着又吉星高照，英租界宣布禁烟。这时候的黄金荣、杜月笙已牢牢地掌握了上海的烟土事业。展望前程，是一片金山银海，瑞气千条。但是，在他们面前，还有一重关口，有着无限隐忧。自吴淞口到龙华而入租界，这一条长长的烟土人港必经之路，都是淞沪镇守使衙门的天下，水警营、缉私营、警察厅，乃至各级队伍，虎视眈眈，稍一逆拂他们，便要受制。这个关键若不打通，运输方面说不定还要走“水里抛、顺江流”的老路，要担风险不说，还会经常出现抢土事件，严重影响收入。
杜月笙说服了黄金荣后，立即找张啸林聚谈，并把张引为生平知己，从此两人成为秤不离砣，砣不离秤的亲密搭档。
张啸林既已入了杜、黄一伙，又领了杜月笙的大笔交际费，便去找卢永祥、何丰林，促成了军阀、帮会、租界三位一体的鸦片走私联盟。
这一来，局面豁然开朗，三鑫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杜月笙更是踌躇满志，一帆风顺。
由于各大烟土行全都搬到法租界，由三鑫公司每年收取保护费。这些大土商除了有特殊的大买卖必须抽取一大笔钱孝敬他之外，每逢一年三节（春节、端阳、中秋），也要交上一笔钱。仅此一项，杜月笙每年收入至少在100万元以上。
杜月笙是个挥金如土之人，他肯用钱去收买人心，会用钱去除难排纷。
他每年要花一大笔钱买药到高桥故乡去施舍，冬天，则买棉衣去发放。
三鑫公司发的是什么财，上海的三尺童子都耳熟能详，于是多少人垂涎、觊觎。
为了填平这些人的欲望，杜月笙便借助于手中的银钱。他将三鑫公司的钞票撒向四面八方。在他公司里“吃俸禄”的人士中，有：一、手中握有大权力者；二、各衙门中与之有关的部门；三、新闻界人士；四、帮会首领；五、各路朋友；六、可能铤而走险，对公司构成威胁者；七、旧日友好。这些人，杜月笙无一不送一份“俸禄”，这叫“破财消灾”或“广结善缘”。
杜月笙和黄金荣、张啸林不同。当时，上海滩上流传着这么几句评语：“黄金荣爱钱，张啸林爱打架，杜月笙则会做人。”
杜月笙眼光远，不孜孜于近利，不论当权的或在野的，他都肯折节结交。对于有些落魄的名士，也给以接济和收养，以笼络人心。
有一个姓杨的，曾任福建督军的秘书长，卸任时，将历年搜刮所得，装了6只大皮箱，其中全是珠宝古玩。派人押运来上海，准备在租界当寓公。不料船到上海后，发现6个箱子全不翼而飞。杨得讯后，请淞沪镇守使代为查访，毫无结果。改请杜月笙帮忙，只3个小时，就全部追回来了。杨某感激之余，拿出4000元，请杜月笙转酬其部下。杜月笙坚持不受，说：“自家人，交个朋友。”
杜月笙过一个春节，花费要一、二百万元。过年那几天，杜月笙门前天天车马盈门，宾客如流水。各种铺张不说，单单压岁钱就不得了。少至5元，多至数10元。租界的巡捕、包打听等，从初一起便给“杜先生”拜年，杜月笙便叫小徒弟们应酬，分别赏钱一包。
至于那些直接为三鑫公司效力的人，从淞沪镇守使到各级衙门，每一个人，按照盈余数字，分派好“红利”、“俸禄”标准，一年三节，届期结帐。于是达官贵人、地痞流氓、巡捕军警、散兵游勇，人人都得好处，个个皆为他卖命效力。
军阀开战，杜月笙财源受扼
三鑫公司自与军阀勾结，业务上自是一帆风顺，进展神速。
可是到了1923年和1924年之交，突然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过去，运鸦片的轮船是从长江中崇明岛的南水道驶入吴淞口，再从高昌庙起岸，沿公路运到上海的。但是，自从三鑫公司独占了上海的市场，“潮州帮”退居附庸地位，业务每况愈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汇合了黄浦滩上另一股力量，全力另辟运土新途径，企图东山再起，进而与三鑫公司抗衡。他们几经周折，选定了长江北岸的启东、海门一带，作为拨运的驿站。民国初年的启东、海门以至南通，都是归通海镇守使张仁奎管辖的。
张仁奎行伍出身，武功娴熟，他是清帮中大字辈的人物，他组织了一个“仁社”，门中弟子多的是达官巨贾、高级军官，势力之大，自山东、苏北，直达上海、长江沿岸。
想同三鑫公司对抗的那一帮人，在海门、启东一带，和张仁奎驻军搭上了关系，因而开辟了贩卖鸦片的新航线。
这一来，大大影响到三鑫公司的业务。不久，江苏军阀与浙江军阀打起仗来。浙江军阀卢永祥与淞沪镇守使何丰林被打败而下野，上海成了江苏军阀的领地，孙传芳占据了淞沪。杜月笙、张啸林苦心联络的上层关系。靠山都无用了，而有心去另攀高枝一时也来不及。眼看黑货的来源就会断绝，因为兵荒马乱之中，没有孙传芳的保护，原先堂而皇之的那条老路线，如今是决不敢再走了。
这一下，把杜月笙急了个臭死。以前他有恃无恐，货到立即发售，从不考虑库存的问题，现在一经战乱，瘾君子们罗掘一空，上海大小上行，更进一步面临鸦片断挡的危险。
贩卖鸦片的生意陷于停顿，除了黄金荣家底子厚，平常花费不多，金廷苏开销小，有点积蓄外，杜月笙、张啸林以及“小八股党”顾嘉棠等人，很快就捉襟见肘，囊中金荆特别是杜月笙，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到这时，一分余钱也没有了。
眼看又快到过年之时，大家日困愁城，束手无策。杜月笙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直转，因为他过去过一个年，花费要一、二百万，如今这场面要如何去撑持？张啸林穷疯了，硬逼着他的太太把头上、手上所有的首饰都去当掉。然而杯水车薪，这几个钱顶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