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之妻)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3人的亲密与默契。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蛰居李庄,生活困顿,贫病交加,金岳霖一有假期就来李庄看望他们,同他们一道过年,林徽因一边听着日本轰炸机从上空飞过,一边在信里这样写道: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林徽因写完信,就交给思成和老金看,问他们可有补充,于是我们看到了接下来由金岳霖写的一段: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
金岳霖写完,梁思成又接过信来附言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注:梁思成因车祸脊椎受损,一直穿着协和医院为他特制的钢马甲),从我下方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封信写在又薄又黄的劣质纸张上,不分段,字极小,没有天头地脚,连多余的半页都被裁去,为了节省纸张和邮费。这封信让远在华盛顿的费正清夫妇笑了很久,接着又心酸了很久。
梁思成说:“人家讲‘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觉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林徽因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少女时代起,她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诗人,同时翻译西方文学、创作剧本、发表小说;学了建筑以后,在设计和测绘方面也多有建树,与梁思成一起完成了许多建筑学着述。虽然穿着窄身旗袍、体弱多病,但她爬起古建筑穹顶来却根本不成障碍,金岳霖到他们家去,常常看见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在自家屋顶上,为野外测绘练基本功,老金当即作了一副藏头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这夫妇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高兴,林徽因却不以为然,“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配作摆设似的!”
她怎么可能是摆设?在她家客厅的着名沙龙里,任何谈笑有鸿儒的对话,她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发上跟客人们大谈诗歌与哲学。曾经的沙龙客之一萧乾回忆说: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沈从文)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是。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女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够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兴奋型的人”,情绪喜怒不定,像朵带电的云,“只凭一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她的聪慧,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传说,流传在那些见识过这聪慧的文化名人们的口头笔端,而战争、疾病、政治运动、贫穷而琐细的家庭生活又剥夺了她大量的创作精力,所以,抛开她那些着名的“绯闻”,在学术层面上,人们通常只知道她是国徽的设计者、北京古建筑的积极保护者,而忽略了她内心更加丰沛的才华。
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终于在1955年去了,比梁思成幸运,她躲过了后来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丈夫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碑上移来她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知己金岳霖为她组成治丧委员会,悉心料理后事。人生得此,夫复何求?
她的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林徽因,她是建筑师、诗人和母亲。
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爱了林徽因一生。
1931年,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很沮丧的告诉他:“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第二天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后来又将这些话转述给了金岳霖,金岳霖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于是从此三人终身为友。
五十年代后期,林徽因已经去世,梁思成也已经另娶了他的学生林洙。金岳霖有一天却突然把老朋友都请到北京饭店,没讲任何理由,让收到通知的老朋友都纳闷。饭吃到一半时,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闻听此言,有些老朋友望着这位终身不娶的老先生,偷偷地掉了眼泪。
林徽因向来是一个群体的中心,不管是远远向往着的群众,还是登堂入室加入她的沙龙的客人,我们得到的画像,总是一群男人如壁脚灯一样地抬头仰望她,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愈发显得她眼波灵转,顾盼生姿。
这个中心在让人神往的同时,也让人神伤。梁思成说到林徽因因为爱上了金岳霖而痛苦地找他商量的时候,云淡风清地说了一句"我们都哭了"。哭过痛过,伤痕应该还在,只是出于矜持和自尊而不愿意提及。
在林徽因的一生中,穿插着许多矜持的缄默。徐志摩是嗓门最大最不知顾忌的,但是碰到林徽因也颇为委婉,并且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坠机身亡,永远沉寂。陆小曼于是也缄默了,素服终身。梁思成也是沉默的,我们只从他第二任妻子林洙那里,知道一些只字片语。林洙也是缄默的,提及林徽因的时候,她永远会想到少女时期去拜见她的情景。金岳霖面对采访者更是如此明言:"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与别人)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但是如今这个时代,或许不允许有什么缄默,爱情事件中的神秘隐讳,更像是在白猿肚子里的《九阳真经》,大家恨不得扒了出来复印之后人手一册地传看。1994年费慰梅所着《中国建筑之魂》一书出版,1996年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出版了她口述的自传,也揭秘了一把。
李健吾曾说:"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或许是因为她身边都是男性朋友的缘故,她的一生才没有被一堆回忆录的口水所淹没。当林徽因这个名字越来越流行,对于她的崇拜和对于她的伟大的消解同时进行,或许女性观众/读者比男性更关注林徽因,更容易崇拜她或者蔑视她,就像她们关注格雷丝。凯利,前者是一个有爱情有婚姻有事业的名媛,后者是有事业有婚姻的明星。说到底还是林徽因更高一筹,融合了亦舒式女性理想和琼瑶小说的满天诗句。
但是,在这一场场的文化关注中,到底有多少男性参与其中呢?这是让我好奇的一个问题。费慰梅的丈夫费正清绝对不会去写老友的传记,张邦梅若是个男子,也不会把自己姑婆的故事拿来做毕业论文。说到底,这么关注他人故事的,总是女人。
既然关注他人是女人的通病,林徽因是否是一个例外?张幼仪的自传中说到,林徽因在1947年见了她一面:"一个朋友来对我说,林徽因在医院里,刚熬过肺结核大手术,大概活不久了。连她丈夫梁思成也从他正教书的耶鲁大学被叫了回来。做啥林徽因要见我?我要带着阿欢和孙辈去。她虚弱得不能说话,只看着我们,头摆来摆去,好像打量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大概是我不好看,也绷着脸……我想,她此刻要见我一面,是因为她爱徐志摩,也想看一眼他的孩子。她即使嫁给了梁思成,也一直爱徐志摩。"
林徽因的举动的确有些让人费解,不由得人家不浮想联翩。她要看什么?张幼仪又有什么好看的?这位高傲的女神还做过另一件颇近常理的事情。徐志摩死后,凌叔华处存有他的日记和手稿,林徽因并不掩饰她对此的好奇和渴望,"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如她所愿,她拿到了徐志摩的《康桥日记》,但是少了几页,为此她还和凌叔华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我一边带着后天培养的男性良知,希望死者安息,一边又出于女性犯滥的柔情,希望看到更多的有味有料的关于这个女人的回忆录的出现。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极限,在此与各位女性读者共勉。
作为建筑学家的林徽因建筑是她心灵的诗歌
萧乾先生在绝笔《才女林徽因》中记道:"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这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萧乾做客林徽因家中吃茶时发表的感慨,同时,这也是林徽因一生做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林徽因女士的作品集搭乘世纪末班车在中国大地适度地流行了一阵子。我们当然无法用文学家张爱玲女士的文字感染力来衡量建筑学者、美术设计师出身的林徽因,这种相提并论的做法本身就是愚蠢的。但是令人悲哀的是——当下大部分读者因为无聊文人的杜撰炒作将林女士当作一条美丽的金鱼供养在床头案边,对于真正的文字工作者而言,这种荒唐的炒作已近似于耻辱。
上世纪20年代末期,时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的林徽因参加了由张学良出资发起的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大奖赛,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一举夺魁,拿下本次比赛的最高奖金。
1945年二战行将结束时,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林徽因受美军邀请,在即将执行的奈良轰炸图上为其标出了着名的文化古迹位置,以免被炸。和日军在中国八年的种种残虐暴行相对比,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进步。
她有极好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具有一个文人的纯真情怀和飞扬的精神,以纯真的情怀去面对自己的困境,这种纯真与年龄无关,与身份有异。
林徽因作为一个时代的传奇,在那个年代声名赫赫,游学欧洲,学习建筑,且成为我国在国外学习舞美设计的第一人,她的才情,真的如四月里闪亮的星子,熠熠生辉。
林徽因是个感性的人,从她抢救北京的传统工艺景泰蓝能够看出来,也正是因为她的文人眼光,同时,她还领导参与了我国国徽的设计。
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其实纵观全文,梁思成的建筑造诣要比林徽因高很多,之所以没有林徽因那么显赫,其实是因为他并非一个文人,没有为后世留下只言片语的念想。林徽因,作为少之又少的女建筑师,同时身披华美的文人的华章,为她增加了很多的浪漫和传奇色彩。
林徽因爱好交朋友,在她家的客厅,她也总是主要的发言人,她背诵萧乾的《蚕》,连萧乾都想不到这位“林小姐”能成段地背诵他的文章。
“林小姐”,是萧乾对林徽因的称呼,那时候,林徽因已经有子有女,想来萧乾这样称呼她,绝非是客套,而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林徽因始终就应该是那个独立,自主,有思想,有见地的勇敢向前冲的林家小姐,她所有的家眷,所有的亲人,似乎都成了她的附属品。
不知道,一个女人活到这样的程度,是幸还是不幸,关于她和梁思成的婚姻,我们已无从考证,只是觉得她是这么一个聪慧的女子,必然能够上的厅堂,下得厨房,其实不是,林徽因从27岁开始,即有肺病,常年受到病魔的侵袭,也因此,脾气有时候很不好,梁思成,活在如此盛名的林徽因之下,不知道是何种感想。
所谓夫妻,当能相濡以沫,林徽因是一个爱自己事业的女子,但同时也爱自己的丈夫,几乎梁思成所有的建筑图中,都是林徽因画的草图,她支持着他的事业,却在文学的领域里,自成一片天地,林徽因是很爱创作的,所以,林徽因,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文人。
林徽因51岁时溘然长逝,实在是我们的悲哀,梁思成再娶,似乎没有人知道她妻子的名字——林洙,与风华绝代的林徽因比起来,她实在不值一提,可是,梁思成却叫她小名“眉”,她甚至写了一个书,叫做《梁思成,林徽因和我》,前两个是那个鼎足相配的名字,而她,就像一个注脚,躲在角落里。
林徽因是上个世纪的传奇,她的名字如她的人一样,传至今天,为众人称道,却永远都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