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之后重返学堂，体肤虽不免大伤元气，精神却依然保持锐气。为了替无辜受处分的刘祖尧同学鸣不平，他酒后大骂监学丁平子，骂了整整两个小时，差点又遭斥退。此次处分虽未果，然而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那是一九○九年中秋过后，他与同学往萧公庙看戏，获悉有同学与营防军发生冲突而被打成重伤，不禁怒火中烧，即以学生代表身分提出条件要求校方出面交涉，无奈校方非但不予支持，反而派人登门向肇事者赔罪。这种媚强欺弱的恶劣行径，惹得校外的风潮陡然转为校内的风潮，同学们相率****。校长却不分青红皂白，一次挂牌就斥退了包括郭开贞在内的八名学生，并通饬全省，另有几十名学生也受到记大过的处分。开贞知道这一招的厉害：被斥退而又遭通饬，这意味着从此不能再用自己的本名，甚至不能再在本省读书。可是他却一点不懊恼，因为这正可以促使他实现两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不甘“眼界如井蛙”，一心要离开羁留他的“井底”——乐山。往哪儿去？海内早就掀起了留学热潮，远则飞越太平洋赴欧美，近则横渡东海往日本，少年郭开贞的心何尝不被新潮鼓荡，即使这些地方去不成，能跑到北京或上海去也不错，至少可以去成都。他越想越高兴，觉得这次受斥退，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幸运”。他摩挲着上次病中脱尽至今尚未长齐的头发，禁不住会心地笑了。
实际斗争总是错综复杂的，郭开贞虽然主张革命，反对改良，可是当全国立宪运动的声浪日益高涨之际，他出于爱国心切也曾一度被卷了进去。一九一一年初，国会请愿风潮波及四川，成都学界立即响应，由高等学堂发起召集各校代表在教育总会开会，活跃的郭开贞被推为分设中学出席会议的代表之一。大会议决全市****，要求赵尔巽总督代奏清政府，敦促早开国会。****的第四天，恰逢分设中学期终考试，学校监督（清末学官名，相当于校长）都静阶眼看学生们跟着代表继续闹事，便声色俱厉地对郭开贞说：“郭生！你可以叫他们上课堂啦！”郭开贞不动声色地回答道：“连监督都叫不动的，我怎么有那样大的魄力呢？”都监督瞪了他一眼，索兴下了一道命令：“那吗，你就先上课堂做一个榜样！”郭开贞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旗帜鲜明地宣称：“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来做破坏运动的罪魁。”
一九一九年来得不寻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巴黎和会上又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非但否定了我国提出的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而且决定将过去德国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实习的郭开贞，再也按捺不住愤懑的心情，他的眼睛虽然对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看到的却是日军铁蹄蹂躏下被支解得四分五离的“母亲”的肢体。难道祖国也会象朝鲜一样沦亡吗？他不禁想起当年赴日“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构思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闵崇华子爵于国家存亡之秋，毅然上书朝廷请求除佞安邦，不成，弃官乡居金刚山下，寄希望于未来的女婿尹子英。不料续弦李玉姬勾结外寇，妄图暗杀闵氏父女，偶被尹子英探得底细，出于营救亲人的目的，结果牺牲了自己。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开贞特意将年前写的旧体诗《怨日行》移植到小说中来，作为主要人物闵崇华的铭志诗。诗中以“杲杲炎阳”隐喻日本帝国主义，主人公“长恨漫漫”，誓寻“后羿弓”、“鲁阳戈”把它射落海涛、打下山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以反帝为主题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了。这时郭开贞的身子尽管还扑在实验桌上，不过他的心早就飞出了九州帝国大学的校园……低气压紧迫在中国的上空，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余名学生集会游行，“外争主权，内惩****”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并宣布全市总****。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和声援。六月三日，上海、南昌、天津、杭州等地的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商人先后举行罢市，全国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怒潮中沸腾了。
五四运动的浪潮拍打着瀛洲海岸，日本统治者对此反应十分灵敏，在他们的报纸上自然将这作为“天变地异的事情”描述着，居心叵测地诬蔑投身运动的爱国学生为“学匪”。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歪曲事实的真相，总蒙骗不了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留学生。为了与国内的斗争相呼应，六月间郭开贞即与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同学聚会商谈，议决组织一个义务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以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与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原称华夏，而结社地点又是在夏禹鼎家里，所以开贞便建议给这个团体取名为夏社。
夏社成立后，大家捐款买了一架油印机和若干纸张、油墨，便宣告正式开张。无奈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只得由开贞一人承包了翻译和撰述的事。
暑假期间赤日炎炎，住在蒸笼似的斗室里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开贞感到分外的气闷。一刻不能释去的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象一个难以力载的重负，压得他快要窒息了；一刻不能熄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象一蓬燃势旺盛的大火，烧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运行，熔岩在奔突，它们想要寻找一个喷发口，不过暂时还未能找到。眼前夏社的工作倒颇合他的心意。有时他一手抱着和儿，一手挥毫疾书，汗水滴落在和儿天真的小脸蛋上，和儿的口涎又滴落在他的稿纸上；有时又紧张地油印、包扎，连脸颊都沾上了油墨，和儿伸出小手好奇地摸着他。当他将自己心血的结晶——一卷卷宣传品亲手投进邮筒，仿佛觉得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射了一排排炮弹，心中得到了慰藉，一切困顿和倦意全都化为乌有。一个暑假他就这样发了几次稿，令人兴奋的是，不久《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借口。
五月下旬，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于十八日同时发出的两封来信，一为航空，一为平邮，说明有急事通知。原来达夫为沫若回国的事长期奔走已见效，他在信中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至于南京方面怎么会召沫若回国的，达夫只约略提了一下，说“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沫若一时当然无法知道其中的奥妙，后来他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这位颇有名望的日本政界元老认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日本报纸早就把这个消息当作新闻报道出来，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而且不惜添油加酱。一九三四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着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他们这样做，无非想证明郭沫若已投靠西园寺公望当了汉奸。看看社会上没有多大反响，不久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时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便又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因而他们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半钟，沫若悄然披衣起床，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斋，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好好学习做人；给最小的儿子写的一张纸，则用的是“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盼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当他转身再踱入卧室，见安娜已醒，正怡然于枕畔就灯阅读，而孩子们尚在酣睡中。他轻轻揭开蚊帐，在安娜的额头上重重吻了一下，作为诀别之礼，安娜似乎未曾察觉他的用意。沫若顾不得身上只穿了一件居家的和服，赤着脚套了一双木屐，默不作声地离开卧室走下庭园。再见了，洁白的栀子花！再见了，斑斓的大莲花！再见了，孩子们心爱的金鱼！再见了，亲爱的安娜、温暖的家，我们相见不知在何日？请原谅我如今既是归心似箭，又似万箭穿心。抹不尽腮边的泪啊，不！这不是泪，这是涌自心头的血，一步一洒，一步一回首，……他沐着残月的青辉，踩着带露的田畈，无限依恋地慢慢走到了看不见家门的最后一步。在日前约定的灌山车站，他与钱瘦铁、金祖同会齐，然后一同折回钱家，换上了瘦铁的灰色哔叽西服以及袜子和皮鞋，打了领结，头上戴了一顶草帽，手中拿着一根司的克，肩上还背了一只圆筒形的旅行袋，与平时完全判若两人，这才坐车辗转去神户。当时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双方都不需要护照或签证，出境更无需检查，沫若和祖同就混在旅客队伍中，于当天傍晚在神户港上了加拿大公司的“皇后号”邮船。生平第一次坐头等舱，有如跻身天堂，遗憾的是妻子儿女无法同行，沫若神思恍惚，心中总在惦念：安娜和孩子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可知道从此将堕入地狱？
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不过对沫若说来，此刻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自由，而是广大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了。在《抗敌与民主的不可分性》一文中，他告诫蒋介石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给人民以民主；他大声疾呼“政治是国民生活的权利”，应当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不可侮的中国”。白天，他常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激情所感染，慷慨激昂地到处发表讲话，觉得忙碌、充实。到了夜晚，念及尚未十分明朗的形势，他又感到茫然、空虚。就在回国后的第六个深夜，他独自坐在公寓里，瞻仰当初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恺（1877—1925）先生的遗容，不觉泪下，感喟“奈何随先生之终而三策亦殉葬矣”，如今狂寇日逼，平津陷没，人民涂炭，怎生是好？他轻声念着廖仲恺的名字，题了一首诗以激励自己的战斗意志，最末一句是：“我们要追踪你的血迹前仆而后起。”
沫若多么希望抗日的烽火快快燃遍中华，然而在蒋介石统治下，金台寂寞，故国苍茫，正是“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他确实有点失望。一天，刚随军调到上海的张发奎将军来访，沫若问他会不会开战，他说这要看最高当局的态度，连他也吃不准蒋介石的肚子里到底怀着什么鬼胎。沫若倒是吃准了一点：“我看日本军阀是决定要大干一场的，不过这次中国也不会示弱，倘若真打起来，日本免不了要吃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