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的八、九月间，沉寂了多年的山城鞭炮不绝，锣鼓鼎沸，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大游行持续了好多天。八月二十日沫若回到重庆，正碰上游行队伍，车辆简直无法通行。从嘉陵江畔千百张扬眉吐气的笑脸上，迭映出武汉献金热潮中老百姓慷慨激昂的面容，长沙大火中灾民们疲惫绝望的神色，重庆大轰炸中受难者喷着怒火的眼光，……再回到眼前，多大的历史变迁！欢腾的心潮在沫若胸中翻卷，他意识到了，历史向东方的文明古国提出了新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应当向何处去？
记得出国之前，曾与朋友们一同发表宣言，呼吁国民政府召开国是会议。苏联之行，沫若亲身体察了一个国家若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他们的“国是”必定是处处谋求增进人民的福利，在整个建国程序中完全体现了人民为本位。今天我们的“国是”应争什么呢？我们也要建国，当然也要以人民为本位，首先就在于争取人民民主和自由。当他应邀到各人民团体和学校去作访苏观感报告时，就以大量事实宣传苏联人民在国家政权机关、生产建设和社会活动中的地位，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
一天，沫若向中央大学的学生们作报告，多次联系我国社会现状作对比，掌声、笑声一再淹没他的话音。他说，此次苏联科学院的盛大集会，是“表现苏联的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及埋头苦干的学者们庄战时的贡献，并不下于直接在前线的将士，同时也酬谢他们的成就。这正是做给各国科学家、学者们看，也是做给那些战胜后的骄兵骄将们看，更是做给那些手拿刀枪压迫人民的人看”。他的声调越来越高亢而激昂，似乎有一种悲愤之情要爆发出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盟友、好弟兄做邻，是应该处得很好的，多向他们看，多跟他们学，共同向和平建设的目标走去。否则，仍用枪杆压迫人民，欺侮老百姓，就是破坏者，一切责任都应由他负，这也就是断送了国家的前途。”
反对内战的呼声响彻全中国，蒋介石不得不于六月六日假惺惺地发布十五天停战令，沫若一眼看出这又是在耍花招。他一面就此事答《民主》周刊记者问，一面为《周报》撰写时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提醒人们认清蒋介石这一着是为了在军事上“好作更大规模的部署”。停战期间，国共双方代表在南京频频接触，包括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人士在内的第三方面代表亦陆续赴京，沫若作为第三方面代表之一，也赶去参加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
六月二十日清晨沫若到达南京，第一个感觉便是：石头城犹如“一篇粗杂的草稿”，根本显示不出国都应有的风貌。大概国民党达官贵人把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到内战的赌台上去了，谁也没有心思来为这座着名的古城整容。停战期限只有三天了，沫若急匆匆与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等人晤了面，了解到近日来他们的活动情况和谈判的经过，知道国共双方至今没有可以达成协议的征象，真是“事急时危”。国民党依然死命坚持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最后决定权”，并在整军方案中无理要求共产党军队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以及一切铁路交通线，对此，****当然没有考虑的余地。沫若拜会政府代表邵力子，先就所谓“仲裁权”问题试探道：“据报上所载，听说马歇尔对于这项大权的接受都有点踟蹰啦。”邵力子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在他当然会客气，不过要给他，他还是会接受的。”沫若心中在暗暗思忖，马歇尔并不姓“马”，他的一言一行还不都是为杜鲁门政府着想。又谈到整军方案问题，沫若直率地说：“我觉得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增加问题的困难，并不足以帮助问题的解决。那好象是要****全面投降了。”邵力子未曾表态，只是淡然一笑。
若尽力向香港读者推荐他所热爱的解放区人民文艺，希望书店多卖这类作品。他听说尖沙嘴区的智源书店是经售进步书刊的，便常去光顾，而且为该店题写了招牌。当时香港的《华商报》、《文艺生活》海外版等进步报刊，也都得到了沫若的热情支持，既经常为他们撰稿，又不断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几乎成了“社外总编”。
既非解放区也非国统区的香港，实际上是个标准的殖民地。沫若初来不久，就看到英国当局以卫生为名强行拆平九龙数百家中国民房，并派武装警察督拆居民临时搭的帐篷，居民奋起抵抗，竟被警察开枪打伤多人。广州民众闻讯后即举行示威活动，烧毁了沙面的英国总领事馆，国民党政府非但不采取妥善措施，反而下令镇压示威群众。沫若当即会同各民主党派领袖就此事发表意见，他怒斥香港英国当局“侵害中国主权”，警告一切帝国主义者“应该认清楚我们中国的真正的主人，认清楚我们中国人民磅礴的内在力量”，同时谴责南京政府的无能和无耻，呼吁“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民，最迫切的任务是加速使这个空前绝后的坏政府垮台，一切的国家权益才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
一九六五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久经历次政治运动淘荡而变得十分敏感的人们，立刻感到一股凛冽的寒风自上海刮来。二十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又引起纷纷议论。批判锋芒所问，由吴晗的《海瑞罢官》到田汉的《谢瑶环》，到剧本《赛金花》，到电影《兵临城下》，……数个月之内一个接一个被拉出来示众，善良的人们都象惊弓之鸟，专家、学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沫若看到乌云正在头上聚拢，一场暴雨就要兜头倾下，那些才长出来的青枝绿叶，将被冲得叶败枝残。但自己无力抵御，只得挺直腰杆，迎上前去。他清楚，在一般知识分子的眼中，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榜样”，必须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以冲刷自己身上残存的、从旧社会带来的泥污。他愿做一个自觉改造、严于责己的作家和学者的典型，在炼狱之火中，不断锻炼出一个纯净的新“我”来，因此他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应该把自己的着作都烧掉。他当然明白，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想躲也躲不过，痛苦与迷惘救不了自己，与其被动地做批判的靶子，还不如早些自我表态来得干脆。
然而在自己熟悉的朋友和学生面前，沫若觉得不用过分掩饰。一次他与叶以群、陈明远相晤，谈到明远已把沫若的许多旧体诗改写成新诗，编成了一本《新潮》，问该如何处理，沫若带着痛苦的声调说：“你还是专心去搞科研吧，何必白费精力去搞什么文艺？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我同时希望你能把我忘掉，至少感情淡薄些。”他多么希望利用有限的时光，教年青人一些“防身之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年，沫若接受的又一大任务，就是给各个大学的某某战斗组复信，回答他们就《毛主席诗词》注释所提出的问题，有时还需要校阅他们的注释稿。这项任务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八年，对待“红卫兵”小将可不能怠慢，他一直是谨慎行事，有求必应的。
然而险恶的浪潮还是没有放过沫若，它吞噬他心爱的儿子，也齿啮了做为父母的一颗伤透了的心。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沫若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一天！这天一清早，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一帮别有用心的家伙，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把在该校读书的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三个孩子郭世英绑架了去，并关押起来。世英最喜欢文学，在他身上较多地继承了父亲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气质，喜爱写诗、写剧，也特别爱思考，常把自己所探讨的问题提出来向父亲求教。他有缺点错误，却真诚地知错必改。因此沫若也就特别疼爱这个性格直爽又很有思考能力的儿子，外出，也尽可能常把世英带在身边。沫若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自然他也明白，当今的世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