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乡村文化的新认同必须立足于走传统本位的乡村文化现代化道路，既要树立民族和乡土的传统文化自信，更要反思文化批判立场传承传统文化。在文化——民俗学层面，要加强对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精神——哲学层面，要继承“仁爱民本、自然和谐”等思想，并对民间宗教信仰等乡村精神结构加以传承，它是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全面性、系统性、价值性传承。我们要认识到，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仅仅满足于教会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孩子会唱多少首民歌、民谣，也不是简单地恢复行将消失的描绘等。民歌、民谣、民俗等是传统乡村文化的形式和载体，形式和载体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媒介，我们固然要使其延续下去，但是如果只传承这些外在形式，那么我们获得的也只是一些没有活态的传统文化躯壳，是空洞无用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还要重新解读和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内涵和精神，这才是传承的灵魂所在。因为，祖先留下了很多诸如天下为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有容乃大、崇德重义、道法自然等思想瑰宝和文化要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这些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传承的过程离不开文化整合，因为，文化整合是文化现代化的一种自主性和开放性的成长方式，其中既包括对文化自身的长处与不足的自我扬弃，也包括对多元异质文化批判吸收的科学态度。所谓“文化整合”，就是通过文化调整，理顺人们的文化心理情绪状态，使广大农民形成一致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认同。基于此，乡村文化的传承也必须依靠文化整合。乡村文化整合最应该考虑的就是如何使农民在文化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传统乡村文化精神中的负面价值和消极因素，积极转化其中的消极、落后的价值观念，并在文化实践中充分借鉴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理念，嫁接经过现代化实践证明了的普适价值和理念，从而建立具有自主性和伸展性的现代乡村文化新认同。
首先，整合传统乡村文化中的内在不足与缺陷，把现代化发展的文化“阻滞力”转变为精神“推动力”。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就提到，由于我国传统乡村文化存在着封闭性、保守性和趋同性的固有缺陷质，相应地也使得广大农民养成了封闭、保守与趋同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素质。他们通常只承认那些沿袭已久、不脱离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力求使自己的认知判断和行为选择符合传统价值观与群体行为。正是由于这种“求同不求异”的文化性格使得他们不敢创新、不敢竞争，结果成为阻滞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力量。为此，有必要通过整合乡村文化来更新农民的传统观念，充分发挥农民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实践中的主体创造作用，使之具备更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最终把传统乡村文化的阻滞力变成建设乡村新文化、重建文化价值的推动力。
其次，努力消弭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文化鸿沟”，促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协调发展。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大发展，一方面带动了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使得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和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经济鸿沟日益缩小。但是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以强势姿态出现，不断消解着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价值“羁绊”，导致乡村文化的“整体日益衰微”，从而又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产生了新的“文化鸿沟”。乡村文化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立场，成为城市文化的附庸，渐被抛弃。如果这种“文化鸿沟”不能消除甚至越来越大，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的整体现代化的。因此，在乡村社会培育出一种既剔除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并在我国传统文化土壤中扎根，又能够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现代文化，从而实现城乡文化的协调发展，就成为当下乡村文化建设的迫切选择。
再次，寻求破解“现代化悖论”的方法，建设适应现代乡村社会的新的文化环境。亨廷顿主张的“现代化悖论”认为：“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环境，我们所致力建设的现代型社会也应该是高度稳定、和谐发展的社会。但是，不可否认，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一场大变动，现代化变迁的过程也是再造不稳定、不和谐的过程，相应的造成了社会、文化和心理上的不稳定。”寻求有效破解“现代化悖论”的具体方法，是当前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严峻的现实问题。中国的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不仅应该关注现代化的价值，也不能忽视现代化价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乡村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转化到“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中构建既传承和延续了自身道德生存的价值元素，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价值，同时也抛弃了传统乡村文化中的固有缺陷，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负面价值的现代乡村新文化精神。只有通过文化整合，积极寻求破解“现代化悖论”的有效方法，建设一种适应现代乡村社会的发展与跨越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平台，才能积极稳妥地推动乡村乃至全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公民意识的养成与乡村社会公民文化认同
公民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最早是阿尔蒙德于1956年指出的：“社会的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的认识、情感和评价中的政治系统。”在阿尔蒙德看来，公民文化是描述社会文化与政治活动关系的一个范畴，通过公民政治活动中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等来体现，揭示的是一定社会文化对政治体系和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关于公民文化的确切定义，东西方学者认识的角度各有不同。站在文化的角度，我们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文化，代表着建立在国家与公民的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权利和义务的价值判断，代表着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双重领域中的复合品性，代表着契约、自由、权利以及社会责任等公益观念和公共精神。公民文化既具有理性的特征，也存在着积极性的特点。所谓公民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公民对待和参与政治活动的理性态度，他们有足够的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有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认知的能力。比如说，“有不去摧毁政府权威的政治活动；有温和的政治参与；有节制的政治纷争。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所谓公民文化的积极性是指公民认为政治与个人关系密切、利益攸关，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政治事务中，在参与动机上承认具有政治责任并愿意主动承担政治责任。也因此，公民文化被称为“参与型文化”，或者是“积极的公民文化”。
近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实践已经越来越多的吸收了民主因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诸多条件和因素正在迅速增长和积蓄，并取得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实践成果。但是，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村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公民文化，传统文化中“臣民文化”思想与民主政治所强调的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观念格格不入，其残留的臣民意识还较为广泛地影响着今天的农民心态，阻碍着中国农民的公民意识的建立，阻碍着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必须要培育与之相适应的公民政治文化，培养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并最终努力建设现代乡村社会的公民文化认同，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从臣民文化到公民文化：乡村公民主体意识养成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主体是人们已接受的并已内化为心中权威的意识形态。”“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思想基础是公民普遍具有主体意识，这也是推动民主政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和公民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公民必须拥有与其主体地位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发扬公民精神，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建立能够产生和发展公民文化的社会基础。所谓公民的主体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识，是公民主体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公民作为一名社会成员对自己的基本认识和定位，从而积极行使公民的权利，自觉履行公民义务，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培养起与政府合作的精神。在高度发达的公民文化中，强调人人平等以及人格独立，公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在任何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上都不存在依附关系，他们有怀疑的权利、有理性判断的能力，并能充分地挖掘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我国政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关键要看农民的政治修养。公民文化的塑造将使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更强，在村庄事务的管理中发挥出主动参与的精神，使村务管理更加有效。在一个具有良好公民文化的乡村社会中，农民不再是被压迫、被支配的客体，而是权力的主体，村庄中的公共权力必须来自于农民的认同。然而，传统中国的臣民文化缺乏这种主体意识，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制约着农民主体意识的增长。这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中，政治始终是高高在上的庙堂之事，而农民则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他们因为不可能拥有任何的政治权力，也就无法摆脱作为权势力量从属者的自我心理定位。而且在对权力的敬畏与崇拜中，他们缺乏行使民主权利的主动性，成为被驱使、被奴役、被支配的“政治动物”。他们只有“子民”、“臣民”、“村民”的概念，而没有“公民”意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臣民心态使农民缺乏主体意识，把自己当做权力的客体，认识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形成了大多数村民盲目顺从、消极服从的乡村文化，形成了农民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与毫无兴趣的政治心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翻身做主人，开始当家作主。但是，部分农村中，由于长期的人治统治，农民仍然习惯于盲目听从指令，而没有真正去享有公民权利。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政府的人治现象也较为严重。同时，由于缺乏适当的公民教育和法治教育，大多数村民的公民观念和法治理念仍然非常薄弱，依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法盲”。因此，当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或剥夺的时候，他们可能对此毫不知情，更谈不上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20世纪60年代初，在农村确立了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作为联系农村和农民的最基层单位的生产大队拥有全面的领导权，掌握着政治、经济文化、户籍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重要权力。这种管理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以及伴随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使农民失去了自由思想和自由行动的空间，形成了农民对“集体”的强烈的依赖关系，使农民在社会生活中成了被动的服从者，缺乏主人应有的政治心理认识和自觉的政治行为能力，成为政治上的盲从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附庸意识逐步向主体意识转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以真正主人的观念和姿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农民也逐步实现了由“子民”、“村民”向“公民”角色的转换。但是，较之社会变革的速度，农民的民主观念的进步仍然显得滞后，要求参与政治的意愿不强，对于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仍然不够关注，将政治参与仅仅视为实现某一利益要求和愿望的工具，若其某种政治目的无法达成，他们可能将不再进行更进一步的政治参与。
新的公民观念的产生无法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社会心理在人们身上积淀的臣民意识与现代实践主体的公民素质要求相差甚远，以至李慎之先生感叹道：“中国现在与先进国家的最大差距，我看就在人民的公民意识方面。”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必须加强农民的公民主体意识培育，促使农民的权利义务、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意识的形成，使农民开始相信自己的政治能力，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政治角色，参与到公民文化中。个人对于自己的政治角色的认识必须通过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才能实现，不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不进行政治行为就无法正确认知自己的政治角色，无法感知自己的政治行动力，政治效能感也会很差。参与不但能够使人融入到社会中去，避免个人对社会的疏离感，同时也会增强个人对社会以及政治体制的认同感。没有这种认同感，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就不会有效运转起来。因此，培养农民的公民文化认同，实现政治文化主体自我意识中的角色转换，实现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整体过渡，是乡村社会公民文化模塑的关键点和特殊难点，其更深远的影响是激发乡村社会的文化重建。
（二）从封建专制到村民自治：乡村社会公民意识养成的政治实践
在传统农村，家族文化和亲缘文化已植根于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之中，并支配人们的政治社会行为，村民对自己参与政治能力的评估普遍不高，自然也就无法养成公民意识和政治概念。而新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村民自治组织制度，既有诸如选举、监督、社会治安、村务管理等政治与社会功能，更对我国农村公民意识的培养与训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封建专制文化下的民间“自治”无法培养公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