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顿之所以意外地回到梅奥上校的家，有两个流传开来的原因加以解释：耳膜炎和阑尾炎。到4月第一周的时候，他的健康有所恢复，足以陪伴两个堂姐妹到提尔堡（Tilbury）同阿卡狄德（s．s．Arcadid）会面。阿卡狄德把姐姐海伦带到伦敦来了。海伦已经在阿德莱德大学修完了医学本科学业，她计划继续学习热带医学以便在印度待上一年。科莱兰也到那里接海伦。埃尔顿和海伦在格罗夫公园街住了大约一个月，科莱兰则在周末拜访他们。这三个澳大利亚人与梅奥家的姑娘们及她们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餐、打网球和槌球、骑自行车、游览城市风光。他们谈论远在家乡的亲人、他们的童年和未来。很显然，埃尔顿还没有达到自己祖国的标准，他没有资格证书，没有清晰可见的未来，没有收入。
埃尔顿决定写作。他阅读的报纸大量报道有关澳大利亚和英联邦的新闻。《威斯敏斯特预算报》（WestminsterBuget）发表了一篇关于少年法庭在南澳大利亚州开展情况的文章；《帕尔·麦尔新闻》（PallMallGazette）报道了特朗珀（Trumper’）和罗兹（Rhodes）在板球上的成功，昆士兰的黄金潮，英国的帝国战略对澳大利亚海军的影响，华人劳工在澳大利亚北领地矿山上的成功，妇女医疗培训，等等。此外，埃尔顿了解到了阿兰·伯戈因（AlanBur-goyne）的成功。伯戈因曾在二十三岁的时候为《哈珀斯》杂志（Harper"s）、《环球》杂志（WormWide）和《帕尔·麦尔》杂志（PallMallMagazine）撰过稿，就自己在暹罗和新几内亚的冒险经历撰写的文章获得了30英镑的稿酬。因此，埃尔顿也可以当一名记者似乎是说得过去的。埃尔顿也满二十三岁了。
4月下旬，科莱兰帮助海伦在热带医科学校（School0fTropicalMedicine）附近的高尔街（GowerStreet）找到了一处舒适的住处。海伦通过大学妇女俱乐部结交了朋友，其中一些到她的住所与她一起喝茶。来自费城的哲学系毕业生伊迪丝-胡珀（EdithHooper）成为海伦的知己。伊迪丝聪明乖巧，有一次，当埃尔顿过来喝茶的时候，她给埃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尔顿本人没有知心朋友，而如今海伦搬到高尔大街离他而去，让他很不快乐。
当然，埃尔顿之所以不快乐原因有很多。他依靠父亲的钱糊口，这迫使他不能像过去那样奢侈浪费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养成节俭的习惯，虽然这些习惯是防止入不敷出所必要的。与此同时，他精力不足，也没有工作的意愿。而且，由于眼下没有工作或职位，他觉得不可能轻易借到钱，即使从那些对自己评价甚高的人那里借钱也不容易。住在格罗夫公园街的时候，他的态度刚愎乖张，也不肯与别合作，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凌晨两点之前不睡觉，从来不在上午十一点以前起床，当房子的女主人要他改过来的时候，他拒绝听从。而且，要是有人试图劝告或者插手他的私事，他会大发雷霆的。他在房子里游手好闲，写一点稿子，花光了钱，然后考虑再写一点。随着住在格罗夫公园街困难的增加，以及埃尔顿逐渐养成的古怪工作习惯，导致他待不下去了。他在奥蒙德大街（GreatOrmond）49号找到了学生公寓居住，从这里走几步路就可以到海伦的住处。
他常常晚上到海伦那里，他们会坐在小花园里，埃尔顿点上一支烟，海伦大声朗读家信。他们一起规划未来，做白日梦，回忆他们幸运的教育——父母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个充满兴趣和广泛知识的“心灵港湾”。他们彼此确信，这将引领他们加深对生活的理解。
在这些亲密的交谈中，海伦对弟弟关怀备至，对他给予了富有同情心的支持。海伦虽然对弟弟糟糕的大学记录感到失望，但却对此三缄其口。她之所以听他说话，是因为她爱他，而且他的想法让她感兴趣。她决定既不与他争辩，也不向他提建议，因为“这会破坏我如今拥有的任何影响力”。通过倾听，她鼓励他谈话，讲述许多关于他本人及家里的事情，免得她自己去讲。她很清楚，困扰埃尔顿的不仅仅是长期的金钱短缺，而且还有自尊心的持续丧失，并且由于缺乏可以同他一起分享他那朝气蓬勃的计划的知心朋友，因此他的情况更恶化了。她相信，他对父母怀有深厚的感情但却受到了压抑，但他之所以拒绝给家里写信，是因为他愿意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父母有意不去理解他。海伦帮助埃尔顿认识到父母失望的复杂性，让他看到恰恰是他辜负了父母，并且他在寻找得以展现才能的挑战时又避开了父母。她及时地把弟弟引导到这样一种看法上，即他拥有目前这样的父母是幸运的。他们的谈话似乎具有许多临床关系的特点，埃尔顿在多年后讲述了这种关系。
埃尔顿在一家出版《圣经》的公司里当校对，但工作时间较短。由于他非常熟悉工作，对于每一行字，他都严密地从左读到右。当他讲述此类故事时人们都会轻声微笑。与此同时，埃尔顿还为报纸撰稿。
埃尔顿大约是在各殖民地结成联盟而澳大利亚联邦宣布成立的时候离开南澳大利亚的。1904年4月，政党联盟解体后，澳大利亚工党（AustralianLabourPalty，ALP）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组建了联邦政府。埃尔顿在《帕尔·麦尔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澳大利亚政治危机的早期文章，把英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澳大利亚工党成功执政以后澳大利亚所处的“严重状态”、“对宪法的威胁”以及“极度焦虑”上。他谴责该党给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没有促进人们在城市周边定居。为了证明这种情形，他指向了养老金、乡村定居和《移民法》。澳大利亚工党的政策只有利于一个阶级。领导人是不称职的，他们提议的“白人澳大利亚国”的计划将会限制有色人种的劳工向澳大利亚移民，因而人为地抬高工资水平；他们制定的特别土地税使政府拥有对所有财产的全部支配权，他们引进的由国家控制产业的计划将“压垮私人商业企业”。在这里，埃尔顿论证了一个要点，这个要点被他再现于他的政论作品和他的教育观点中。“无知者有可能被有智力的人士所领导：受教育不足的人，特别是当一个多数党拥有政权的全部控制权的时候，将显著危及该共同体的社会福利”。
埃尔顿之所以攻击社会主义，不在于他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而是由于在澳大利亚，“工党政客和树桩演说家”不正当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他们强调自私和阶级猜忌，而且通过对乌合之众的无知的愚弄，计划把“先进人士”拉低到“……普通大众的水平”。他对重新分配财富会带来社会稳定的观点冷嘲热讽；对他来说，这种观点根本是不公平的。而且，如果迅速贯彻落实的话，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内战。他写道：“游手好闲者和挥霍无度者都将沉沦，而天生勤奋和节俭之士的地位肯定上升。”他提倡通过教育而不是立法促进社会进步。起初，对澳大利亚工党政客的这种指责也被他指向了昏昏欲睡的“殖民地上层社会”，他警告说，这些人不久将会“由于希望幻灭而突然惊醒，并将后悔莫及”。埃尔顿的政治观点再清晰不过了，他更喜欢“一个具有高度道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从“一个更高尚的阶级为了提升不那么文明的同胞的道德和智力水平而自愿牺牲某些好处”中发展起来的。
九年以后，在结婚前夕，埃尔顿在翻箱倒柜整理文件的时候找到了一篇分析澳大利亚1904年政治危机的副本。他曾考虑把它送给未婚妻，因为文章的风格有趣，但他惊骇于文章的不中肯和不诚实，所以付之一炬了。
埃尔顿的文章引起了一个澳大利亚人的注意。这个澳大利亚人当时正在伦敦，他以“P．N．R．”的署名写了一篇答复，五天之后刊登在头版的同一位置。P．N．R．声称，首先，乡村定居和养老金计划并不是联邦计划，前者是由保守党而不是社会主义执政党提出的，后者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并不是一个引起分裂的问题。其次，执政党并没有尝试限制“合格人士”移民澳洲，而且，大多数国会议员——不仅仅是工党党员——支持“建立白人大陆”的政策，并且赞成“合格人士”的定义。P．N．R．还进一步声称，内陆沙漠不适合经济发展是共识，而且因为滨海可耕种土地被少数有钱人控制了，因此，年轻的农民被迫在城市寻找工作，因而抬高了城市的失业水平。累进税是重新分配土地和缓解经济恶化最恰当的方法，它并不会变成像埃尔顿所预言的单一税。P．N．R．拒绝谈论埃尔顿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从澳大利亚经济问题的根源方面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反击。他断言，这些经济问题是1893年金融崩溃所造成的，而不是由澳大利亚工党的近期执政实践所导致的。
P．N．R．的反驳十天之后，维多利亚州前总理、保守党人欧文（w．HIIrvine）抵达提尔堡。欧文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把自己的政府从一场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解救出来因而备受赞扬；在回答记者关于澳大利亚政治危机的提问时，他也否认埃尔顿的说法。他声称，全体澳大利亚人包括工党党员在内，都希望增加外来移民。接着，他这样安慰英国投资者，澳大利亚工党完全约束了不负责任的异议分子，该党的社会主义立法决不会危及商业成长，因为保护投资者的财产的是各州而不是联邦。
当埃尔顿获悉海伦计划远赴爱丁堡探望海蒂的老家和好友时，虽然自己的作品出版了让他很欣喜，但海伦的出行还是让他很忧心。在海伦启程之前不久埃尔顿过去看望过她。他看起来脸色苍白，抱怨臭虫让他睡不着觉，讲述稿件被退回如何让自己泄气。他诉说着丧失写作能力的不幸以及从事新闻工作的失败经历，还有阿德莱德来宾的偶尔拜访所激起的思乡之苦。对此，她只是倾听，不予置评。“我们必须亲自解决这些问题”，她写信告诉父母，她并不想处理弟弟的事情，只是建议他开始户外锻炼，并且吃点滋补品。
埃尔顿对英国唐兄妹们的麻木不仁大大疏远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以至于埃尔顿被视为一个永远给人带来不快乐的人。他不受人欢迎，除非受到特殊的邀请。只有堂妹雪莉（Chefie）在任何时候都支持他。当雪莉于9月举办婚礼时，埃尔顿、海伦和约翰·科莱兰都应邀参加，但是随着婚礼的举行，埃尔顿失去了他在格罗夫公园街堂兄妹中最富同情心的人的护佑，也即失去了全力“得到他信赖和防止冲突”的人的护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