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以后，当埃尔顿独自一人在美国的时候，他回忆起1904年的伦敦之夏。他没有同任何人交谈，一个人吃饭。生活中所有的琐事消失了。他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他人的陪伴，怀疑自己能否交朋友。埃尔顿的忧郁症驱使他像一个孤魂那样踯躅于大街，很让人同情，他深陷于一种深沉、真实的渺小无能的感觉之中。孤独、自贬、失去个人交往能力，然后更深的孤独，这种情绪上的循环似乎坚不可摧和无法打破。他“游手好闲并奢侈浪费”，“终将沉沦”。可是有一天，他的眼睛被奥蒙德大街46号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吸引了。在每层楼的玻璃上方挂着醒目的白色条幅，条幅上的15英寸黑色大字告诉行人正路过工人大学（WorkingMen"sCollege）。埃尔顿停下了脚步。有一则通知说，夜间上课的初级班将于9月27日开课；前门上的另一则通知则恳请紧急捐助15000英镑以促进本校的发展。他走了进去。孤独循环被打破了，埃尔顿迈出了进入工人教育的第一步。
尽管工人大学在埃尔顿的发展中只扮演一个简短的角色，但建校思想却同他后期的信念一致，这种信念建立在正确的工作态度之上。1854年，在杰出的神学家兼大学教师莫里斯（E．D．Maurice）的领导下，工人大学建立了。大学自治自主经营，向工人提供系统而有条理的人事学科，其标准堪与大学的专科学院相比。基督教徒般的伙伴关系为大学中的人事关系确立了基调；鼓励文科学科而不是技术学科；教学方法集中于成熟工人的有限经验和兴趣，而不是聪明年轻人的特权背景。虽然教师是拥有大学经历和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但之所以选择他们，却是由于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心、基督教徒的责任感、谦虚和友善，以及他们优先选择通过合作式学习方式来培养工人对人性的理解，而不是偏爱于通过专家式指导来传授知识。自由和秩序是主要的价值标准，因此要把工人从不得已的无知困境中解脱出来，并向他们展示所在社会和政治世界的恰当秩序。工人大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新的工业社会环境拒绝承认工人具有社会正式成员的身份以及在工人身上强加了侮辱和挫折的情况下”，给出了解答性的回应。
工人大学欣欣向荣地持续到了1872年。经过一段短暂的危机后大学被改组了，1884—1902年间，在著名商人乔治·坦斯利（George‘Fansley）的影响下，大学基督教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的色彩有所褪色，转而建立起了一种稳定可靠的教育体系。1902年，英国教育的变化给工人大学带来了新的规划。自1896年以来，工人大学一直尽力筹款并进行扩张，隔壁的儿童医院也有一个相似的安排。儿童医院得到了一笔慷慨的捐赠，并提议收购工人大学。它制定了计划，在克朗戴尔路（CrowndaleRoad）新建了一栋大楼。埃尔顿恰在此时加人了工人大学。进一步的变化悬而未决。对伦敦各校的控制权逐渐从一个中央机构转移到各地方当局，英国的教育系统正开始快速扩张，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非官方教育团体逐渐成长，尤其是工人教育协会（WoOer’sEducationAssociation，’WEA）在全英国和各殖民地的发展，填补了成人教育中其他团体所疏忽的空白。十年以后，埃尔顿将在澳大利亚欣然从事工人教育协会的这些活动。
埃尔顿成为工人大学的一员，时间是1904年9月9日至12月17日。埃尔顿申请指导一门高级英语语法课程。由于伦敦各大院校教师不足，这项申请受到了欢迎。上课时间是在星期二晚上8点到10点，但没有报酬。埃尔顿所传授的远不止语法和保持学生的兴趣。他还用迷人和体贴的方式吸引着他们。学生们钦佩他那才华横溢的辩论风格以及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正是这群听众让埃尔顿有机会看到自己如何能够快速地发展运用事实的非凡能力，并带来极大的自尊。
埃尔顿对新闻工作的尝试及时地转移到了其他方面，他下象棋，在大学图书馆看书，开始进人大学的社交生活。在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失去了政权，埃尔顿的“本辩论社欢迎澳大利亚工党内阁的近期垮台”一题使辩论社（DebatingSociety）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投票结果是十比五。考虑到大学中刮起的社会改革风气，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功。10月下旬，埃尔顿同大学创始人的儿子爱德蒙·莫里斯（C．EdmundMaurice）、戴西（A．V．Dicey）和特里威廉（G．M．Trevelyan）一道出席了五十周年纪念宴会o（9在一场允许吸烟、颁发运动奖状的音乐会上，埃尔顿为大家表演了一个音乐节目。在圣诞节前不久，老同学俱乐部（01dStudent．’sClub）也邀请他参加了晚宴。关于埃尔顿，《大学》期刊这样写道：“在这六个月期间，他深入本大学生活的程度非同寻常……他获得了许多友谊，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十七年以后，埃尔顿写信告诉多萝西娅：“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步人工人大学，很快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
关于埃尔顿断断续续的活动的消息传到家里，乔治写信给海伦，建议她与埃尔顿一起到欧洲大陆去度假。10月的第一周是空闲的，所以他们购买了联票：乘坐比利时铁路和住在库克连锁旅馆（Cook"s）。“这是最便宜最有趣的度假方式”。这次观光游历了许多教堂、城堡和博物馆，也比较紧凑，每个地方都急匆匆地概括在带有图画的明信片上。有一个博物馆对埃尔顿尤其重要，那就是韦尔茨博物馆（WiertzMuseum）。
安托万·韦尔茨（AntoineWienz）在自己的住所给布鲁塞尔的市民留下了一份包括雕塑和绘画在内的永久展品。“美化拉斐尔然后撒手而去”是年轻的韦尔茨的目标；当他成年时，他为人道主义理想着魔，他通过专注于战争、对家庭生活的威胁、死刑和社会不公等题材予以表现，其绘画表现是用现实主义的象征手法来震撼观看者。这个展示被大量可怕的绘画所主宰。除了较少例外，这些绘画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绘制优美的男女要么正在被斩首、处以刺刑、肢解，要么举行神秘的宗教仪式或者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撒旦和耶稣凝视着一个男人被一把手枪打爆了脑袋；一个因饥饿和不能支付税款而疯狂的女人，正在用刀剁自己的孩子，然后把他们放在锅里煮；一位母亲在大白天没有地方遗弃自己的婴儿，正从炉中和别人抢挖被烧焦的其他婴儿的遗体；孩子们在一尊大炮边玩战争游戏；孤儿们憔悴地望着棺材里躺着的父母——最近才因房子倒塌而被压死；妇女们与自己的孩子逃避醉醺醺的强取豪夺的士兵。
海伦和埃尔顿惊叹于“这个拥有疯狂天赋的天才，他在死前一度疯了”。他们陶醉了，尤其是以下作品：《地狱场景》（UneScenedel’enfer），在这幅绘画中，妄自尊大的拿破仑被受害者家属召来对他的大屠杀作出解释，这些家属用死者血淋淋的四肢刺向拿破仑；《埋葬》（InhumationPrecipites）表现了一个从棺材盖下往外探头凝视的男人的恐惧，棺材盖上刻着“死于霍乱——被我们医生毫无疑义地确认”（MortduCholera—certifieparpousDocteussSansdoutes）；一套三幅一联的绘画《一颗痛苦头颅的思想和观点》（Pensdesetvisionsd"unetetcoupde），展现了一个人相信被斩首后要忍耐三分钟的痛苦。许多绘画描绘了耶稣和撒旦。埃尔顿和姐姐一致认为，在所有这些画中，撒旦的脸比耶稣的脸更有活力和更优美。“埃尔顿极感兴趣，非常渴望购买一本绘有这些图画的书，”海伦写道，“我个人并不在意拥有这些恐怖的东西，但这种书我们一本也没有买到。”
在其一生之中，埃尔顿都没有养成对绘画的兴趣，尽管韦尔茨的作品确实激起了他的兴趣。韦尔茨所信奉的许多价值标准对埃尔顿很重要，表现了当时浪漫主义的特征。例如，韦尔茨的巨幅绘画《最后的大炮》（LeDerniercarton）所传递的信息是结束战争、屠杀和人类之间的人为藩篱，即“进步打碎大炮，天才点燃大火，科学、艺术和作品等文明活动在整个世界传播和平与友好”。韦尔茨之所以绘画，是为了引起重要的权威人士的关注，用栩栩如生、现实主义的形象让他们对自己不文明的成就感到羞愧，展现“友好、理智和友爱的光芒”。对韦尔茨情感的同情出现在埃尔顿后期的倾向中：权威人物，工作中的人性体验，具有组织生活的人们的关系，传统社会生活随工业化的发展而逐渐消逝，等等。埃尔顿一有机会就会参观韦尔茨博物馆。
埃尔顿和海伦对海德堡（Heidelberg）尤感兴趣，因为乔治过去常常告诉他们三十年前他在那里度过的快乐时光。不过，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埃尔顿感到很不舒服。他在伦敦时整天就吃得很少，中午养成了喝茶和吃蛋糕的习惯，而不是吃一顿适量的午饭。营养不良和额外的劳累（例如夜间旅行）让他疲惫不堪，而且在海德堡的时候出现了疟疾症状，所以他休息了两个晚上。
度假后，海伦请约翰·科莱兰来帮助埃尔顿改善他的健康。海伦不久就注意到，他的“精神状况”有所改观。埃尔顿的病态的和强迫性的白日梦——海伦归咎于非洲西部的经历，逐渐代之以对工人大学日渐增长的兴趣、一群日益增多的朋友以及对自己的写作所寄予的厚望。但是到10月底，埃尔顿逐渐抱怨疲倦、无力工作和眼睛过度劳累，与此同时，他的前景开始变得不明朗。他的稿件再也没有被接纳。海伦正计划在都柏林学习助产术，然后去印度逗留一年。阿德莱德的家人似乎对他富有同情心，所以他计划回家乡去。然而，他差一点就获得了重要的秘书职位，这表明伦敦提供了在阿德莱德轻易得不到的机会。最后，埃尔顿决定回家，在各种事情上一试身手。
12月中旬，埃尔顿改变了注意，并又一次决定从事一项冒险事业以脱离苦海。原因有五个：首先，埃尔顿和父亲对于谁将支付在欧洲度假的费用似乎存在误会。其次，海伦在都柏林，她不能帮助澄清这个问题。第三，埃尔顿在工业大学的授课已经结束。第四，孤独的圣诞节近在眼前。第五，圣诞节过后就是他的生日，埃尔顿不愿过生日，因为在其一生之中，生日都被视为过完各种节日之后的“鸡肋”。是逃离的日子了，埃尔顿决定去加拿大试一试。
为什么是加拿大呢？1904年初，加拿大内政部副部长詹姆斯·斯马特（JamesA．Smart）阁下访问伦敦，鼓励农民和劳工移民到加拿大。他预计，加拿大到1914年能够供应全英国的粮食，其工业发展将堪与美国媲美。1904年12月，到加拿大冒险似乎比1903年到西部非洲冒险更值得一些。埃尔顿给海伦写信要路费，但是她再也不能保持中立了，她感到必须处理他的事情了。“当自己的家在等待他的时候，而他在既没有钱又不具影响力的情况下去一个陌生的国度，似乎……太愚蠢了”。埃尔顿接受了她的建议，并且也接受了预先支付给他的回家的路费和花销。1904．年1月19日的利物浦，他登上了前往阿德莱德的“波斯客”号（s．s．Persic）轮船。他给海伦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了“身体保重（Aveatquevale，意大利语，意为身体健康，用于信的最后。——译者）”，并在工人大学公共休息室的壁炉架上留下了一张纸条：“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