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商学院，那时我年轻气盛，也曾对“最后一章”一试身手。不过，比大多数同事幸运的是，我有幸与天才的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GeorgeC．Homans）共事。霍曼斯对我帮助甚大。我之所以能够对工业调查的本质及其观察、证据和干扰等问题获得清晰的认识，与霍曼斯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我的觉醒正是当时我们在指导一项研究的时候。我、罗兰·克里斯藤森（c．RolandChr4stensen）、弗里茨·罗特利斯伯格以及乔治·霍曼斯共同合作，以这项研究为基础，撰写了《工人的动机、生产率和满足：一项预测研究》（TheMotivation，ProductivityandSatisfactionofWorkers：APredictionstudy）一书。该书出版于1958年。没过多久，我开始接受正规的精神分析训练。乔治·霍曼斯出版了《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SocialBehavior：It"sElemen-taryForms），作为《人类群体》（TheHumanGroup）的续篇。在《人类群体》中，霍曼斯展现了阐释理论如何不同于概念性计划。他用以构建解释性结构的理论直接得自于行为心理学和斯金纳（B．F.Skinner）的工作。当我把精力转向大相径庭的心理学并成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精神分析的学者之时，我依然对于霍曼斯对理论的精湛运用敬佩不已。我运用了乔治·霍曼斯的工作成果，其中之一就是把最后一章和埃尔顿·梅奥创造力的这一传奇打回“原形”。正如霍曼斯经常喜欢说的，“科学是用最拼命的方法干出来的”，然而，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不是在对最后一章的热望之中了。要聪明就应该足够优秀，浮夸是条灾难之路。
幸运的是，乔治·霍曼斯撰写了他那智慧性的论文集，这些交流性的书籍是与这部梅奥传记同时出版的。这两部著作合在一起，对工业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阐释。霍曼斯教授阐述了社会学和原始群体的社会心理学，正如他在智慧性的自传中指出的，当他成为哈佛大学学者学会的成员的时候，他曾师从埃尔顿·梅奥和劳伦斯·亨德森学习。这些岁月正是其思想成形时期。在这段时期，霍曼斯逐渐形成了一个信念，也就是说，他主张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现场研究对于群体、组织以及工业化社会中的工作性质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罗特利斯伯格通过向管理人员和羽翼未丰的学术人员传授来把梅奥的思想发扬光大，霍曼斯则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场观察资料的运用以创立解释性理论。如今，霍曼斯教授继续开展的工作正是在哈佛社会关系学系师从梅奥和亨德森时开始的，后来在他担任哈佛社会学系主任时也没有中断。为了表彰霍曼斯教授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SociologicalAssociation）推举他为学会主席。
或许由于对群体和组织科学的兴趣，霍曼斯依然对移情作用敬而远之，对梅奥的看法依然未改。在哈佛商学院继续从事各自工作的罗特利斯伯格及其他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霍曼斯钦佩梅奥，从梅奥那里获益匪浅，但是梅奥兴趣核心所在的治疗潜力却始终没有撼动霍曼斯分毫。最重要的是，霍曼斯很不喜欢最后一章。
根据“预测研究”这门课程来观察罗特利斯伯格和霍曼斯，我感觉到他们各自都充当了对方的他我，或许他们体现了埃尔顿·梅奥个性中的两个方面：罗特利斯伯格体现了治病术士的一面，而霍曼斯则反映了科学家的一面；前者天马行空，后者注重实际。就个性而论，前者重生再造，后者生而未改。不过，梅奥的个性不只是这两个方面，他还是一个开拓者，这一方面是罗特利斯伯格和霍曼斯都不具备的。
梅奥开创了工业中人的关系的研究，而且，就像众多的开拓者一样，他的身上也有一点桀骜不驯的影子。他从来都不顺从哈佛商学院的期望。几乎所有的教职员工都采纳和养成了商业工作习惯，对学术界的慢条斯理嗤之以鼻。这种工作习惯是朝九晚五，加上星期六的半天，此外还大量加班。暑假名义上属于个人，可实际上除了短短的几个星期外，教员很少度暑假，而且只有罕见情况下才能度一整月的假期。除了梅奥以外，每个人都一大早就出现在办公室里，而梅奥则在上午很晚才露面，与助手面谈几个小时——既是治疗也是工作（对他来说这是“硬币的两面”）。接着，他前往哈佛广场（HarvardSquare）的圣克莱尔餐厅（stClair"srestaurant）吃中饭，下午很晚在这里喝雪利酒。梅奥究竟是喜欢这套常规惯例多一些，还是喜欢嘲弄哈佛商学院的文化多一些，这是一个待决的问题。
除了亨德森和少数学生外，梅奥与商学院的同事关系很疏远。不过，他确实与院长唐翰维持了一种密切关系，梅奥在商学院度过的岁月里，唐翰一直保护着他。有若干迹象表明，梅奥考验着唐翰的耐心，这同有过失的青少年引起父母和其他权威人物的关心很相似。梅奥只按照自己的步调写作，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不轻易讲课。他怎样打发时间是一件需要推测的事情。问题或许很简单，梅奥基本上是一个懒散的人，他设法躲避新教徒的工作伦理所带来的压力。
梅奥就“罪孽观”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著书立说。他也对固执思维感兴趣。梅奥追随皮埃尔·让内的心理学思想，创立了幻想理论，罪孽观和固执思维便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猜想，梅奥是从自己的内心体验中认识罪孽观和固执思维的。对于内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有些人的解决办法是投入到活动之中，努力地工作，希望获得某种救赎。至少，努力工作减轻了负罪感带来的焦虑。所谓的星期天精神病证实了活动在逃避内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很清楚，梅奥并没有利用努力工作所提供的机会以逃避不快的内心世界。或许，这种出于防卫的回避行为提供了一个透视埃尔顿·梅奥的内心和人格的线索。
看起来，不论其幻想的内容如何，梅奥都被它们所吸引了。当有人认识到梅奥只有很少的知己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他远离妻女时间很长，而且不允许学生靠他太近。他喜欢在自己身上营造一种高深莫测的氛围，这是否与他在儿童和青年时期的经历有关，还是个未解之谜。不论他寻求特立独行的方法如何，他都回避人们可以从以下行为中享受到的舒适和满足：从属于某个专业，获得认可，从其他人对于某个领域的出色工作所给予的敬重中受益。他对私密性——以秘密为界——的渴望使人们难以了解这个人，不过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作出某些一般性的观察甚或推测的。
对于大多数患有强迫症人格的人们，其思索的内容隐藏了那些由以流露其冲突的线索。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缜密的思维来压抑情绪。在大多数极端形式中，强迫症患者迫使自己如此地执着于自己的想法，以至于当行动的时机来临之时却无能为力。但是，尽管存在着“思维隐藏情绪”这一事实，但固执想法的内容却并非没有意义，行动就有如一个用符号来产生和隐藏意义的梦，虽然对大多数人而言，强迫性思考是一个病症，但是就有智慧的人而言，它也可能是提供一条从事创造性工作的道路。虽然心理学提供了对于天分的有限理解，但是以下也可能是真实的：一旦一个有才能的强迫症患者克服了与其内心想法有联系的恐惧以后，那他就有可能开始利用这些想法为他的工作服务。但是，并不一定要根据传统途径来定义这项工作。
至于说梅奥完全熟悉他的幻想，设法理解它们，然后用它们构建一个他在哈佛商学院和工厂研究中所扮演的全新角色（工业界中的治病术士），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梅奥力图使这个角色成为管理实践的内在部分，正是这种想法引起了罗特利斯伯格的兴趣，并引导他用非指示性的咨询法对人们加以训练。“治病者倾听时使用移情作用”的思想开始渗透到哈佛商学院的课程当中，尤其是在有关人的关系的课程之中。不久以后，这个思想就可以应用于教室中的集体精神动力学了，而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它激起了众多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想像，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个思想才因承受不了自重开始轰然倒塌。
就此而论，对埃尔顿·梅奥和科特·勒温（KurtLewin）作一番比较将是学者们感兴趣的事情。这两个人都充当了社会改革的先锋，却在各自的工作中运用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科特·勒温是一名德国哲学家，为了逃避纳粹分子的迫害而移居美国。他发起了集体动力学运动，这个运动在工业研究和实践中也找到了用武之地。有一个思想把梅奥和勒温拉到了一起。这是一条把工作场所中的有害因素排除掉的原则，以便为人们提供一个排遣专制重压的“泄洪口”——当人们面临即将的勃然大怒或者因开始失控而体验到无助感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压力。吸引梅奥注意力的关键想法是改变权势人物的做法以体现治疗的功效，这在某种关系中是有可能的。这个想法也吸引了战后岁月人际关系运动中大多数参与者的关注。
但是，人际关系的践行者给出的“药方”遇到了另外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旨在用大不相同的方法处理相同的问题。美国劳工运动以一种敌对的眼光看待梅奥的工作。美国劳工运动的目标是确保抗衡性的力量，使工人在谈判桌上能够与资方平起平坐，从而维护了独立性和控制感，这对于工人的经济福利和心理平和都是必要的。在人际关系践行者的工作当中，劳工运动中有才智的领导人看到了一种杜绝工人政治动机的方法，这个方法带来的后果（不论有意与否）是提高了工人在管理上的独立性。作为一种工业心理学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人际关系运动之所以未能坚持下去，抗衡性力量的解决之道以及经由政治活动进行斗争的决心也许可以提供解释。但是，美国进退维谷的竞争现状却暗示了，如果我们的工业社会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进行一场更深层次的革命。经济学法则和市场都不具有人格，虽然常常很残酷，但却是现实的。如果在资方和工人之间对话的唯一形式在于力量的对抗，那么也许我们就不得不忍受一段经济衰退期，而这样的衰退期自大萧条以来是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
梅奥缺乏经济头脑，对公共机构和权力问题也缺乏了解。然而，哈佛商学院的其他人却没有遭受这些在治病术士身上所共有的通病的折磨。哈佛商学院前院长乔治·皮埃尔·贝克（GeorgePierceBaker）表达了这样的先见之明：对于能够以能力、勇气和人道主义动力展开行动的执行官，为了激起他们的自我理想，管理专业需要对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的思想进行全新的综合。
在纪念哈佛商学院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理查德·特拉海尔撰的埃尔顿·梅奥传记的出现恰逢其时。为了鼓励人们对梅奥这个人及其在公共机构中的角色的理解，还有对工商教育在未来岁月中面临的挑战进行反省和辩论，现任商学院院长约翰·麦克阿瑟（JohnH．McArthur）和研究室主任雷蒙德·科里（E．RaymondCorey）教授促成了本书的出版。所以，理查德·特拉海尔撰写的这部乔治·埃尔顿·梅奥传记，哈佛商学院全体人员对他感激不尽。
亚伯拉罕·扎莱兹尼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