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勤奋、专心致志的重要性了，没有人比司各脱更懂，司各脱一辈子都锲而不舍、笔耕不已。其实，正像洛克哈特所说的，像司各脱这种精力过人、心境安详、举止得体的例子，即便是把各个不同时代和各个不同国家都加以考察，恐怕也很难在那些极为突出的领袖式人物中找出能够与之之匹敌的例子，在文学天才人物中，更是难以找到像司各脱这样的人。司各脱曾经多次语重心长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勤奋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勤奋是幸福和成功之本。当他儿子查尔斯在上学时，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劳动、勤奋是智者施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压力，没有劳动就没有一切，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绝对不可能成功。农夫用自己额角的汗珠换来甘甜韵面包，富翁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摆脱自己的厌倦和烦恼……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不下苦工夫就不可能学到知识。当然，各种各样的机缘和偶然性都在起作用，农夫播下的种子可能却被另外的人收割；但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掠走他人脑子里的知识，任何机缘、逆运、不幸都不能使脑子中的知识丧失掉。要大量而广泛地吸取各种各样的知识，丰厚的知识是你自己将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别人夺不走你的知识；只有你自己才能享用它。我亲爱的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利用时间，勤奋学习，不断进步。你正年轻，年轻人朝气蓬勃，脚步轻快，头脑灵活，接受能力强，这是接受知识的最好时期，一旦错过了这段时光，就会后悔莫及。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春天没有播种，秋天就不可能有收获。青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浪费了这段时间，秋天就会没有收获，到了老年就不会被人尊重，那时徒悲伤就太可怜了。”[4]
与司各脱一样，塞西也是一位十分勤勉的人，对于塞西来说，工作、劳动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塞西19岁的时候，他这样写道：“19岁了！我生命的四分之一已经这样过去了，也许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已经过去了。但我却仍然一事无成，对社会没有半点贡献，想来实在惭愧。那些为别人驱赶乌鸦的农夫每天还可以赚两便士糊口，而我却完全在白吃！他们都是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人，我则完全是一个寄生虫！”事实上，塞西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学生。他不但阅读了大量的英国著作，而且通过翻译，已经结识了塔索、阿里奥斯托、荷马和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等著名文学大师。然而他却总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漫无目的的，因此，他很想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从此以后，他一直致力于追求文学事业，直至生命结束，他每天都有所收获，每天都在进步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哪一个像他这样贫穷的人却如此博学；没有哪一个像他这样自豪的人却如此谦卑；也没有哪一个像他这样愉快的人却如此自豪。”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所喜爱的座右铭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和爱好。[5]司各脱最喜欢的格言是：“一刻也不要闲着。”苏格兰历史学家罗伯逊最钟爱的格言是“没有知识就没有生活”，伏尔泰的人生格言是“生活就是工作”，自然学家拉西比德最喜爱的格言是“生活就是观察”这也是普林尼最喜欢的格言，波舒衷在读大学的时候，学习十分勤奋，他的同学都拿他的名字开玩笑，称他为“一头总是在耕地的公牛。”瑞典诗人斯杰伯戈曾采用Vita-tis（人生就是一场斗争）这个名字，同样弗里德里克·冯·哈登堡也曾采用具有同样意义的名字Noratis，从他们这两个天才人物所采用的笔名可以看出他们非凡的抱负。
劳动是一种能力的训练、是一种严格的纪律的训练，劳动也是人类的老师。虽然劳动有的时候看来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但是劳动本身可以活跃人的思维，增强人们的组织纪律性，人们在劳动中能养成相互合作的习惯。因而，无论怎样，劳动总比任何事情都不做要强得多。因为人们在劳动中增强了技能，养成了合作的习惯，增强了纪律观念，这些为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在日常劳动中，人们能逐渐掌握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劳动也会迫使人们去注意节约时间、讲求效率，迫使人们反复思考，凡事都要有预见，迫使人们办事要思路清晰、注意条理性，等等，总的来说，只有在劳动中，人们才能锻炼、提高自己。由于平常有了锻炼，所以到了关键时刻，自己就可以应付自如，平常训练出来的各种能力都能起到作用。又因为平常总在习惯性地坚持劳动，有了空闲的时间，就可以以更高的热情去享受这份清闲，享受这份快乐。
柯勒律治曾深刻地指出：“假如说那些无所事事的闲散之人是在消磨时间的话，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那些办事有条不紊的人则把时间融入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人并非仅仅根据自己的感觉、知觉而是根据他们的道德良心来把时间看作一个确定的对象，他们是从自己的良心来体悟时间的道德人。他们不是从一般的时间观念上来看待时间。他们认为时间有自己的心灵和灵魂，他们就像应该凭自己的良心和道义来善待自己的朋友一样来安排、利用时间。假如浪费了时间，也就如同亏待了朋友一样，他们会感到内心十分不安。一个忠实而尽责的仆人，他总是把时间和精力都相当有条理地运用在指定他干的事情上，时间在他的手中得到了充分利用，这位忠实的仆人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守时的人，但这位仆人还不是那种视时间为有灵魂有心灵的道德人。因为他生活在时间中，而时间却没有生活在他的生活中。这位仆人所经历的年年岁岁，就像准时到点的班车一样，都有清晰的记载，仆人何年何月干了什么事都历历在目，时间似乎与他同在，但这位仆人却从来没有从时间本身来考虑其价值。[6]
人们最好的老师就是实际生活，它会有效地教会人们各种的方法。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又是人们通过与其他人的积极而和谐的不断接触中，逐渐体会、总结出来的。小事情里有大文章。只要人们善于观察、体会、总结，即便是经营、管理一个小家庭，也可以从中发现或者找到治理一个国家的大道理。就如同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论及的那样，那些有能耐的家庭主妇都是工作效率很高的人，她们善于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们必须能善于掌握和管理家中的各种细小问题，必须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必须有计划、有目的地筹划好家中的大小活动，必须善于处理那些归她管理的意外问题。高效率的家庭管理意味着勤奋、专注、方法、自律、纪律性、深谋远虑、谨慎小心、实际才能、应用才能、洞察人心、组织才能，这些才能是从事其他任何管理工作所都要具备的基本能力。
实际上，人们可以有许多途径去获得这种处理、驾驭世事的能力。人们必须具备这种应付各种各样事务的能力，必须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处理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无论你的这种处理问题的能力是源于家务管理、职业训练、商业和贸易交往，还是社会组织、或者是政府工作。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这种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时时都要运用这种能力。[7]在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时，人们还会培养自己勤奋、专心致志、自我克制、自我牺牲、善于同情体谅他人等好的品性，人们的识别力、判断力和机敏程度也会在这种训练中有相应提高。
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能先发制人，夺人先声
同样，那些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们通常能够做出辉煌的事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一流的实业家。这种严格的科学训练包括勤奋的习惯、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习惯等等，这些习惯都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所必备的素质。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往往能够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因而他们往往能耳听四面、眼观八方，凡事都能做到先发制人，夺人先机。受过严格训练的年轻人通常会十分勤奋、专心、善于接受新知识，他们注重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所以，他们往往比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更为敏捷、更具有智谋，更具有胆识。蒙田曾经指出，那些真正的哲人、圣者“假如他们在探求真理方面很伟大的话，他们在行动上也一定很伟大……无论举出什么样的证据和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是那样崇高，他们的心灵是那样充实，他们的灵魂是那样高洁，他们就像是知识的海洋[8]……这些圣者、智者高高地在太空中遨游，他们的身心都似乎在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
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固守书本，整日苦思冥想，时间久了，形成了喜欢想象的习惯，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会十分被动，由于他不能适应生活、没有生活能力。善于思考、会做学问是一回事，而会生活、会处理实际生活问题又是一回事。那种认为会读书、有知识就自然会生活、自然是驾驭世事的能手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很多人静坐书斋，洋洋万言信手拈来，但是他们提出来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行不通。生活与书本毕竟是有距离的，只有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人，才是有用之人。
思想家们往往遇事都深思熟虑，而实践家遇事总是先试、先做。这两种人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风格真是迥然不同：善于思考的人总是显得优柔寡断、疑而不断，因为他们总是习惯于考虑事情的方方面面、仔细权衡利弊得失、思考问题的前因后果；而那些实践家根本不会去这样思考，他们不会去从事什么逻辑推理，一旦得出确定结论之后，他们即刻就付诸实施，因而实践家们总显得雷厉风行。[9]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伟大的人物把善于思考和实干这两方面统一得很好的例子。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牛顿就是一位十分杰出的铸币局的局长。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耳担任同一职务，也做得十分出色。洪堡兄弟两人无论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采矿业还是外交、治国等方面都十分出色。
著名历史学家尼布尔也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丹麦政府曾派遣他出任驻非洲领事馆秘书兼会计，尼布尔不负众望，工作相当认真与负责。在职期间的他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后来，尼布尔被推举为丹麦政府金融管理委员会委员，不久他便辞去了这一职务出任驻柏林一家银行的联合经理职务。在繁忙的政务、公务、家务活动之余，他挤出时间来研究罗马历史，并先后掌握了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其他斯拉夫语言。他所著的三卷本《罗马史》在史学界一直享有盛誉，后人也往往认为尼布尔只是一纯粹的历史学家，殊不知研究历史只是他的业余爱好罢了。
我们已经注意到，拿破仑十分尊敬科技工作者，也许人们会认为拿破仑一定敢于任用科学家来帮他共同管理国家。事实的确如此，拿破仑一贯重视有才干的人，特别是重视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一方面，拿破仑可以说是一位敢于和善于重视知识分子的伟大的政治家，但是在任用科学家从事行政工作这一方面，他也有失败之处。拉普拉斯是法国有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当时，拉普拉斯的大名无人不晓。拿破仑任命这位大科学家为内政部长。但是刚刚任命，拿破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拿破仑后来谈起这位科学家的时候说：“拉普拉斯总是从学术的眼光来看问题，他满脑子都是问题，总是把细而又细的问题拿出来思考、分析，简直就像搞微积分演算一样，要求一切问题都按逻辑、按公式来解决。这种方法搞科学是对的，但是用来处理瞬息万变的行政工作是不合适的。”然而拉普拉斯的这一整套思维方法、行动方式是在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年事已高的他很难再改变这一切，以适应复杂的行政工作。
达鲁的情况就不同了。达鲁与拉普拉斯这种纯粹的书斋式伟大科学家不同，他有实际生活经验。当拿破仑手下的健将马塞纳率军征战瑞士时，达鲁曾在马塞纳手下任军需管理监督员。达鲁当时以善写文章著名。当拿破仑亲自提名达鲁出任政府顾问兼帝国事务总管时，达鲁犹豫再三，不想就任。他说：“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本中度过的，我已没有时间来学会如何当一个廷臣。”拿破仑笑道：“我的身边有许多廷臣，他们都很不错。我现在需要一位开明的、有知识的、沉着稳重而十分警觉的部长人选，因此，我选中了你。”达鲁接受了拿破仑的任命，担任了帝国政府最重要的部长职务。上任之后，达鲁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不负拿破仑所望。即便如此，达鲁仍然是一位十分谦逊、正直和无私的人，与以前的达鲁无异。
那些有了工作习惯的人总是闲不住，对他们来说，懒惰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即便是情势所迫，他们不得不终止自己早已习惯了的工作，也会立即去从事其他工作。那些勤劳的人们总是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闲暇时间带来的痛苦。这种人总是会利用一分一秒，而那些懒惰者则不同，他们往往白白地打发时光，英国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说：“我从来没有闲暇时间。”“毫无疑问，那些最活跃、最勤奋的人们是不可能有什么闲暇时间的，”培根说，“尽管他们也希望在适当的时刻停下来歇一会儿；除非他们觉得他们偶尔的干预纯属多余，或者他们有时太累了，需要恢复一下，他们才会有点滴的闲暇时光。”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著作就是由许多勤奋惯了的人在自己的“业余时间中”创作出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充分利用一分一秒已经成了一种生理需要，他们认为做点事情比无所事事要舒服得多。
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华都只能从社会生活中来
只有受过严格的纪律训练的人，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生活中的幸福，也可以说良好的修养、优秀的品格才是幸福的引路人。从长远的观点看，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华都只能从社会生活中来，只有经过社会生活的种种严格的考验，才能形成良好的品格，而优秀的品格又必定增长一个人的才智。离开现实社会生活，离开各种严格的训练，只是去埋头冥思苦想，或者是仅仅注重于文学上的修养，都无法也不可能增长一个人的才干，更不可能养成宽容的品格。应该加以反复说明的是，任何良好的修养都是只有经过仔细地观察和不断地实践才能获得的。特洛楚将军说：“要想成为一位好铁匠，”你就必须一辈子都去打铁；同样，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你就必须长时间去研究日常事务。”
司各脱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能人表示最为崇高的敬意。他还曾公开声称，不要说那些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即便是一流的领袖也并不比这些普通的劳动者高明多少，区别仅在于各自站的地方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