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留给后世普通民众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其诛杀功臣的行径。在中国历史上，屠杀功臣的君王多得去了，但最惨烈、最绝情的却莫过于朱元璋。
登基之后的朱元璋出于各种目的，对文武百官大开杀戒，到洪武末期，明朝的开国元勋几乎被诛杀殆尽，其暴虐好杀的名声也因此与之如影随行。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对具体事件做客观分析，就会发现这些事件的发生并非如传说的那样——仅仅是源于朱元璋的嗜血成性。那些倒在权力祭坛上的文武勋臣，之所以未能逃脱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宿命，个中固然有这位开国皇帝欲将一根修理光滑的帝国权杖传之子孙的私心考量，可是，更多时候则是这些元勋宿将们咎由自取。请读者阅读下文，知晓究竟。
§§§第一节 诛杀功臣之前的诸多努力
中国有句古话：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句话的真理性被无数雄主功臣以一幕幕流血事件所验证，诸如：越王勾践复举国家后，鸟尽弓长，杀死文种，逼走范蠡；汉高祖刘邦成就帝业后，兔死狗烹，诛杀韩信、彭越、黥布……相关案例，不胜枚举。
当华夏中国的权杖传递到朱元璋手中时，开国帝王与元勋功臣之间的关系，仍旧没有逃脱这个古老的宿命。朱元璋高举着滴血的屠刀挥向昔日的战友，这惨烈的一幕，是一幅永远定格在后世人们心中的历史剪影。人们不禁要问，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初衷是什么？这要从明初的君臣关系说起。
中国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往实质上说，不过是一种主奴关系而已。正常情况下，帝王依靠官职爵位的封赏或权威的胁迫，收卖或命令臣子们帮助自己统治天下。可是，尊崇无上的皇权对世人的诱惑力毕竟太大，在艳羡垂涎的同时，觊觎窥望它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种情况在那些参与王朝建立的有功之臣中更是常见。
明朝建国，功臣元勋们无不在潜意识中把国家的胜利看做是自己的胜利，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个胜利为自己带来的权力、财富有荣耀。这种想法原本合乎人情，无可厚非，历史王朝的开国君主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客观地讲，朱元璋出身农家，乡土情结浓厚，他“龙飞淮旬”，其队伍的班底骨干如汤和、徐达、冯胜、李善长、常遇春、邓愈等等，大多出自淮西一带地区。这些淮西旧人，他们或统兵征伐，冲锋陷阵，或留守后方，运筹谋划，皆为大明王朝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同样，朱元璋也投桃报李，给予这些故旧勋臣丰厚的封赏和特别的优待，期望与他们和衷共济，励精图治，长享富贵。
早在明朝建国以前的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就曾借评点古人之机，表达自己的观点，批评刘邦“内多猜忌，诛夷功臣”，认为他“度量亦未弘远”，赞赏李世民“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的气度。建国之后的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当时刚刚经过功臣大册封，朱元璋苦口婆心地对中山侯汤和等旧将说：“朕赖诸将佐成大业，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为公侯，安享富贵，当保此禄位，传之子孙，与国同久。”
朱元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终洪武一朝，封公爵者共十人，其中，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信国公汤和、凉国公蓝玉、开国公常昇（常遇春次子）等八人皆出自淮西，另外两位——韩国公李善长来自定远，颍国公傅友德来自砀山，也可算是淮西籍；封侯爵者共五十七人，绝大多数也都来自淮西，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贝琼曾作诗一首——“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诗中描述的正是元末明初朱元璋带领淮人打天下、坐江山的独特景观。
除了高官尊爵和大量赏赐之外，朱元璋还以儿女联姻的方式与这些故旧勋臣亲上加亲，以示宠信。例如，他将开平王常遇春之女聘为皇太子妃，将韩国公李善长之子李祺招为长女临安公主的驸马，将魏国公徐达之女聘为燕王妃，将宋国公冯胜之女聘为吴王妃，将卫国公邓愈之女聘为秦王妃，将永平侯谢成之女聘为晋王妃，将定远侯王弼之女聘为楚王妃。
凭心而论，在大明王朝刚刚成立阶段，朱元璋对待功臣——尤其是淮西籍功臣，其恩泽不可谓不深厚。可是，人心是贪婪的，随着新王朝的诞生，昔日并肩拚杀的战友被君臣名分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开了——一方称孤道寡，一方俯首称臣。称孤道寡者固然志得意满，俯首称臣者未必心中爽快。有一个事例很能佐证这点：据明人余永麟所著的《北窗琐语》记载，说某次马皇后宴请诸位诰命夫人，她亲热地对众夫人说：全赖各位公爷、侯爷沙场拚杀，才使百姓脱离苦海，生活安顿，各位也才有今天的富贵。像魏国公徐大人，也是受苦过来的，哪曾想到今天的日子！望夫人们好自珍重，永保富贵。诸位夫人纷纷客气：这都是托皇上和皇后娘娘的福啊！没料到徐达的夫人却冷言说道：大家都是穷过来的，如今我家可不如你家！结果，这位不会说话的徐达夫人被朱元璋派人杀掉。余永麟记载的这件轶事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不过，徐达夫人那句饱含醋意的话却真实地反映出功臣元勋们的内心世界，这种忌妒心理不由得朱元璋不产生警觉。
除了眼热皇权之外，这些功臣元勋们由于骄傲心理作祟及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常常我行我素，藐视法律，把特权无限扩大。针对这种苗头，朱元璋未雨绸缪，多次告诫。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朱元璋曾就功臣元勋中的家奴横行不法等问题召徐达、常遇春等人，苦心婆心地诫谕他们：“尔等从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匪朝夕所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我资将臣共济大业，同心一德，保全始终，岂宜有此？故与尔等言，此辈有横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细品这话，表面上是说诸将的家奴，实际上也是敲山震虎，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行为。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十，文武百官尚未从开国胜利的狂喜中沉静下来，朱元璋再次对大家提到功臣元勋如何保全的问题：“尔诸大臣，既受封爵、进职位，可谓尊显矣，当同心辅国，以享禄位。朕尝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满，常惧骄纵，兢兢业业，日慎一日，故能始终相保，不失富贵。大抵开基创业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终尽善，如韩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后，旧臣多有获罪者，究其所以，盖其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以致于败。古人置欹器于座侧，正以戒其骄盈耳，汝等宜戒慎之。”接着专门对诸将叮咛道：“汝等今成大功，岂汝一人之能哉？非军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挟功骄恣，轻忽下人。若此，则鲜有不败者，朕故吐心拳拳，为尔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权术驾驭，不以至诚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变。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于汝身。汝又当以朕意训汝子孙，则可与国同其久长矣。”当时，太子朱标皇帝旁边侍立，朱元璋又指着他对大家说：“太子年幼，未历世故，朕尝以此意诲之，使他日汝子成立，与吾儿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则子子孙孙，无有穷也。”
此后，朱元璋更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生，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
从上述案例来看，朱元璋对功臣元勋的诫勉不可谓不情真意切，可是，他的良苦用心却总是被辜负。薛显，他是当年与彭大、赵君用等人夜攻徐州的八位壮士之一，勇冠三军，其资历和战功在绝大多侯爷之上，可是，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的首批封侯榜上却没有他的名字。一个月之后，朱元璋才给他封了个永城侯，并且不授免死铁券，原因乃是他犯有“专杀之罪”。在封爵仪式上，朱元璋对群臣发表的一番讲话，情真意切，句句公心，引人深思：
“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赏以酬功，刑罚以惩恶，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仿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听朕言：昔汉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于诛戮；侯君集有功于唐，犯法当诛，太宗欲宥之，而执法者不可，卒以见诛。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劳，由其恃功骄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显，始自盱眙来归，朕抚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从朕征讨，皆著奇迹。自后破庆阳，追王保保，战贺宗哲，其勇略意气，迥出众中，可谓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为性刚忍，朕屡戒饬，终不能悛，至于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及杀马军，此罪难恕；而又杀天长卫千户吴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从朕，有功无过，显因利其所获孳畜，杀而夺之。师还之日，富妻子服衰绖，伺之于途，牵衣哭骂，且诉冤于朕。朕欲加以极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杀将帅；欲宥之，则富死何辜？今仍论功，封以侯爵，谪居海南，分其禄为三：一以赡富之家，一以赡所杀马军之家，一以餋其老母妻子。庶几功过不相掩而国法不废也。若显所为，卿等宜以为戒！”
令朱元璋感到恼怒和郁闷的是，像薛显这种骄横暴戾、无法无天的行径，在将帅中不是个别情况，而是普遍现象。当时，鉴于天下尚未完全平定，并且，朱元璋还决定做最后的努力，另外采取措施和办法，治病救人，力争与他的功臣们同心一德，长享富贵。
第一个办法，在中书省及六部安插非淮西籍官员进行平衡和制约。洪武初期，朱元璋曾安排杨宪、胡美、汪广洋、王溥、丁玉、陈宁、冯冕、殷哲等等一大批非淮西籍人士出任平章、左丞、右丞和参政等职务，至于六部长官，更是以非淮西籍为主。如此安排，既可避免中央政府地方派别化的嫌猜，均衡各方势力，又可达到牵制淮西勋臣集团的目的。
第二个办法，用封建礼法对元勋功臣进行忠君敬上的教育。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监察御史袁凯针对诸将居功自满、桀骜不驯的状况，向皇帝上书建议，称“国家荡平四方，固资将帅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将帅多在京师，其精悍雄杰之士智虽有余，而于君臣之礼，恐未悉究”，表示：“臣愿于都督府延致通经学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于诸将朔望早朝后，俱赴都堂，听讲经史，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朱元璋听后，觉得这个给功臣讲经的办法或许真的能够如他所说的那样，让功臣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学会君臣之礼和保全身家性命之道，于是当场批准实施照办。功臣武将们向儒生听书学习的效果如何？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可能有少数人明白了朱元璋此举的深意，对自己的言行有所收敛，更多的人则如轻风过耳，无动于衷。
第三个办法，制定法令对功臣宿将的行径严加约束。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朱元璋根据历代君臣失和多由臣子的家奴部下挑拨引起等历史教训，特地制作铁榜，镌刻九条纪律申诫公侯：
其一，凡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钱物！受者杖一百，发海南充军；再犯处死。公侯与者，初犯、再犯，免其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奉命征讨，与者、受者不在此限。
其二，凡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军！违者初犯、再犯，免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其官军敢有辄便听从者，杖一百，发海南充军。
其三，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者，初犯、再犯，免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
其四，凡内外各卫官军，非当出征之时，不得辄于公侯门首侍立听候！违者，杖一百，发烟瘴之地充军。
其五，凡功臣之家管庄人等，不得倚势在乡欺殴人民！违者刺面劓鼻，家产籍没入官，妻子徙至南宁；其余听使之人各杖一百，及妻子皆发南宁充军。
其六，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其亲属人等，倚势凌民，夺侵田产、财物者并倚势欺殴人民，律处断。
其七，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官。敢有私托门下、影蔽差徭者斩。
其八，凡公侯之家倚恃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孳畜者，初犯免罪附过；再犯住支，俸给一半；三犯停其禄；四犯与庶民同罪。
其九，凡功臣之家，不得受诸人田土及朦胧投献物业！违者，初犯者免罪附过；再犯住支，俸给一半；三犯停其禄；四犯与庶人同罪。
洪武八年（1375年）二月，朱元璋又亲自操刀，编纂一本御制《资世通训》，书中收录的主要是他对人生成败和荣辱的看法，要求勋臣宿将认真阅读，做到“勿欺勿蔽”，上报君父，下安黎民，永保自身平安富贵。
第四个办法，广布眼线，利用亲信监视文武百官。许多读者仅凭道听途说的印象，认为搞特务活动的只有“锦衣卫”，其实不然，前文讲过，“锦衣卫”的名称出现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这个机构此前的名称分别是亲军都卫府和拱卫指挥使司。替朱元璋搞特务侦察活动的固然有许多亲军卫队成员，不过，在他们之外还有皇帝的侍臣、宦官、检校和其他所有受皇帝临时所信任的人员。其中，检校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职特务，他们的构成成分非常复杂，有文人如杨宪、高见贤、夏煜等，有禁卫军官如毛骧（毛麒之子）、耿忠等，甚至还有和尚如吴印、华克勤等。这些人的足迹无所不至，上至元勋功臣，下至家奴小吏，凡所察听到的违法不公之事，悉数“奏闻太祖知之”。
举几个例子：国子监祭酒宋讷某次独自坐着生闷气被特务发现，特务将其画像后交由皇帝，次日，朱元璋召见宋讷，问他生气的原因，宋讷说，因为一位监生走路太快摔跤撞碎了茶具，自己惭愧有失教诲而自责所致，可是陛下是如何知道的呢？朱元璋便把画像递过来，宋讷这才恍然大悟。《明史》修撰者之一、清朝文学家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明初受命编篡《孟子节文》的儒臣钱宰，某次退朝后在家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次日，朱元璋在文华殿宴请诸儒，对钱宰说：“昨日好诗，然曷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钱宰惊出一身冷汗，忙磕头谢罪。朱元璋哈哈一笑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
检校等特务无孔不入的窥伺手段，由上述两个案例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朱元璋还以其他方式监视文武百官，他在凤阳中都先后为八公、三十四侯建造府第，“以公、侯、伯于国有大勋劳，人赐卒百十有二人为从者，曰‘奴军’”。这些所谓奴军，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元勋功臣，实则同时也起到了监视和震慑他们的作用。
综上所述，朱元璋为保全功臣做了大量的努力，可谓仁至义尽。 然而，由于贪婪的人性作祟，绝大多数功臣元勋对于皇帝善意的诫勉置之罔闻，他们自恃劳苦功高，依然故我，骄纵妄为，皇帝的权威受到严重挑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