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给予李克无限的信任，他得到了这样的回报：李克以他的初具规模的法家思想，对魏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法家改革。
自周平王东迁之后，历经春秋之世，进入战国初期，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周礼已无法对民人进行约束，乃至有肆意杀人、蓄意夺人财产之事发生。
因此，李克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所谓“盗”，是指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所谓“贼’，是指对人身的侵犯，包括杀伤之类。
李克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个人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行为，甚至是在街上白捡别人丢下的钱包，也要受到挖膝盖（膑）、断足（刖）的严厉处罚。
杀人偿命，天经地仪，但为了扼制显然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无法无天行径，李克不得不痛下重拳。
李克规定：杀一人者，除其本人处死以外，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打击手段是相当重的，这就是所谓的乱世需用重典吧。
以上就是李克的重要著作《法经》中之《盗法》与《贼法》的主要内容。《法经》共分为六篇，另四篇是：《囚法》、《捕法》、《杂》、《具法》。
所谓《囚法》，讲的是“断狱”的法律，《捕法》讲的是“捕亡”的法律。《杂法》包括惩罚“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等六种违法行为。“轻狡”是指轻狂的犯法行为，后来的商鞅具体为喝酒滋事、打架斗殴；“越城”是指偷越城墙，“博戏”是指赌博，“假借”是指坑蒙拐骗等欺诈行为，“不廉”是指官员的贪污贿赂，“淫侈”是指荒淫奢侈行为，“逾制”是指应用器物超过了规定的等级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具法》－－“以其律具其加减”，就是说，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李克亦是讲究人情味的，决不放过坏人，但也不能冤枉好人。
从六篇的内容来看，李克意在重新打造社会秩序，对固有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以全新的思念－－法，来取代久已行之不通的周朝宗法制－－礼乐。其效用和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不仅魏初政治清平，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商鞅。
商鞅在秦国所做的一切，坯子就是李克的坯子，只不过商鞅在这个基础上，走得更远，做得更为彻底，更为冷酷无情而已。
与此同时，李克在政治上，也采取了一套有利于新兴势力之崛起的政策措施。李克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的办法。
具体就是，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改为按功劳大小和对国家贡献多寡，分别授予职位和新的爵禄，对于那些对国家没有贡献，靠“富爸”享受到特权（世袭），过着奢侈生活的“淫民”，坚决一撸到底，哪凉快哪呆着去，将这些爵禄赏于有功于国家的四方贤士。
这就开启了战国之世，招纳贤才的了不得的风气，影响后世极其深远。
李克不仅卓越于法家思想，于经济，看来他也是行家里手，堪称大家，并能舍身处地为农民着想，着实不简单。
在经济上，李克推行平籴之法。所谓“平籴之法”，相当于现在的农产品“保护价”。就是说，年成好的时候，政府收购农民的余粮，等饥荒年再以公平价格卖给农民。
李克来自民间，深知这样的道理：“籴甚贵伤民（士与工商），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
李克曾经算过这样一笔帐：
比如有一户人家五口人，耕重一百亩的土地，每亩一年收成一石半，这样，一百亩可打粮食一百五十石。刨去国家税收（十税一，称十一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每人每月消耗粮食一石半，五人一年要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按当时的市价，每石粮食售价三十钱，四十五石共卖得一千三百五十钱。
这一千三百五十钱是这样开支的：每年社闾尝新（古代于孟秋以新收获的五谷祭祀祖先，然后尝食新谷），春秋之祠（祈求上天保祐五谷丰登），需用钱三百；每人每年置办必要的衣服行头，需钱三百，五人一年要用钱一千五百。这样算下来还缺口四百五十钱，这还不包括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国家的额外征收（上赋敛）。
你想，农民一年忙到头却入不敷出，生活非但没法改善，反倒越来越穷困，他能把心思放在农业生产上吗，还不民工潮就产生了么？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的米价越来越贵的原因（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
鉴于这种情况，李克主张“尽地利之教”，鼓励农民尽力开辟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据他估计，方百里之地，除去三分之一的山泽、邑居，可有田地六百万亩。如果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这样，地方百里就可增产一百八十万斗，合一十八万石（十斗为一石）。而对于农户而言（一家五口耕种百亩地），一年就可以多收入三十石，得钱九百，除去上述所说的缺口四百五十钱，尚有赢余四百五十钱。
于是，魏国农民就爆发出空前的“农业学大寨”的热情，开荒开地真忙。
从政治到经济，已然做好充分准备的魏国，开始了短暂而风光的大国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