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嚷嚷像僵尸一样挺立在张老倔的尸体旁。
大漠静悄悄的，远远近近，起起伏伏，盖在白雪下死一样的沉寂。
好半天赵大嚷嚷才冒出了一句话，“这是咋整的？”又沉默了一会儿，才叫人回去报信，并告诉赵老蔫赶着大轱辘车来。
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把张老倔的丧事才处理完。
后来赵大嚷嚷他们根据张老倔跑过的路程和死时的姿势与双手握着的枪管分析，张老倔追着兔子绕了一气圈子总算追上了，但那也是狗乏兔子喘的时候了，人和兔子都跑不动了。张老倔肯定是先扣动了扳机，但这杆洋砂炮多少年没用了，扳机扳开后又很长时间，这冷的天气，一定是把扳机冻住了。张老倔看见近在咫尺的兔子，便掉过洋砂炮的枪筒握在手中，而用洋砂炮的枪托去砸兔子。
赵大嚷嚷他们分析得对，因为洋砂炮的枪托子尖上粘着几根兔子毛。但没有砸正，枪托子从兔子的后腿边下擦过，因为用力过猛，枪托重重地砸在了冻得石头一样的雪地上，也同时震动了枪扳机。洋砂炮响了，但打着的不是兔子而是张老倔自己，火药和铁砂子巨大的冲力把张老倔的羊皮袄和棉袄穿透又把肚子掏开了。
又一位猎人自己葬送了自己。
可是漠北村很多老年人都说，“甭惹乎那玩艺儿，大漠里头有狐仙，有黄仙，也有兔子仙。这回张老倔肯定是把兔子仙给追恼了，兔子仙使了法术，让他自己把自已打死了。”
说到底，还是人没打着兔子，反倒让兔子把人打死了。
张老倔死了，我觉得很悲痛。
张老倔的老爹和我爷爷是亲表兄弟，张老倔和我爹也是表兄弟，他比我爹小一岁，我叫他表叔。解放战争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后来打到广东。抗美援朝他一直打到汉城，虽然身上挂过几次花，但都无甚大碍，但就是脾气太倔，据说他在部队里只当过几天的代理班长，连个排长也没当过就回家了。
张老倔的死让赵大嚷嚷感到非常突然，他认为这是任三爷惹的祸，张老倔是为任三爷死的。
赵大嚷嚷恨恨地说：“任福整不出啥好事来！”
任三爷听说张老倔为他打山猫打死了自己，说什么也不相信，挣扎着要起来，终于没有爬起来，发昏死了过去。二表哥、三表哥俩人薅着他头发喊了半天，三表哥还爬到房顶上对着烟筒喊“爹”，据说这可以把魂叫回来，折腾半天任三爷才缓过气来。又过了两天，任三爷终于熬不下去了，眼一瞪撒手人寰。出殡时，我妈去了，她说任三爷的眼睛到死也没闭上。我妈还说，任三爷是心里有事没法闭上眼睛。但要我说，他死的时候恐怕连闭上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
任三爷去世的消息无法送给在外面要账的任家大表哥。
任三爷死后的第三天任家大表哥才赶回来。他说他是因为右眼皮总是跳，跳得都睡不着觉，心里面总觉得有事，这才赶了回来。他跪在任三爷的坟前，身边是他的两个兄弟，他哭得趴在地上，哭得帽子滚落在一边的地上。他双手拍打着坟堆，哭嚎着：“爹啊！你把我们哥仨扔下，我们可怎么活啊！”
任家二哥、三哥也跟着哭喊，哥仨的哀嚎声让人听了十分难受。
后来我听说任老大这次去无功而返，不但钱没要上还惹了一身祸。任老大到了白音和硕，和他相好的那位蒙古族寡妇乌云被公社群专抓去了，家里就剩三个孩子。任老大把那对黄花榆梳头匣子留下，又把兜里的钱掏出来，自己留下五元钱做路费，把剩下的十二元钱都留给了三个孩子。
任老大离开了白音和硕，他不知道更大的厄运正向他袭来。
给任三爷烧完头七，任家大表哥神秘兮兮地把我拽到他们家里。那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农家小院，院子里横躺竖卧地扔着些铁锨、镐头什么的。屋子里也是凌凌乱乱的，像走了人家似的。屋子里的黄土墙大概很长时间没扫了，房笆和土墙的接连处有厚厚的一层霜雪。任三爷死后，大表哥就上他爹那屋住，二表哥、三表哥还住原来的西屋。炕上的炕席是用苇篾子编的，紧挨炕沿的席边豁牙露齿的。大表哥用棉袄袖子划拉一下炕，苦笑了一下，对我说：“将就坐一会儿。”然后把脸凑到我的耳朵旁轻声说：“老兄弟你对我说实话，啥叫神经病？我睡不着觉，这回在白音和硕蒙古大夫说我神经衰弱，这咋回事，是不是下一步就是精神病了？”
我不假思索地说：“神经衰弱是你神经有毛病，精神分裂是精神病，不是一回事，但是有联系，都和人的神经有关。”我不知道我这番说明解除了他的忧虑没有，只见他抽回身子，一脸的沮丧，咕哝了一句：“和神经有关那还不是一回事。”他突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不能像吴疯子那样，要是那样还不如早点死了。”
大表哥说的吴疯子叫吴士明在村东头住，是吴凤凤的一个叔伯哥哥，已经三十多岁了，念书一直念到辽河县中学，初中毕业回了家。五几年的时候正少文化人，县教育局打算招他当教师。可他看上了同班一位女同学，他说那位女同学总瞅他笑是对他有意。其实别人说，那位女同学就是笑面，见谁都笑，是他整天瞅人家瞅入了迷。那位女同学后来考到沈阳财经学校去了，他就成天给那位女同学写信，再不整天在纸上画那位女同学的肖像，贴得满屋都是。
十个疯子九个邪，吴士明一来二去地就疯了。
人疯了就没人管了，一年不剪一回头，不洗一把脸，手脸、脖子，凡是露肉的地方都是黑乎乎的，穿着开了花的破棉袄破棉裤，趿拉着没了后跟的破鞋头子，看人的眼睛直勾勾的。他常在人家的墙跟蹲着晒太阳，有时把手伸进怀里或裤裆里摸虱子放在嘴里咔叭咔叭地咬死。偶尔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拿土坷垃扔着打他，打疼了，他才站起身喊一句，“操妈的！”孩子们跑了，他又蹲下去。有时他突然跟在年轻女人的后边冷不防地说一句，“你相中我了，不敢承认是吧？我能让你揣上孩子是吧？”把走在前面的女人吓了一大跳，等女人们摸起棍子打他时，他撒开腿就跑了。
任家大表哥说的就是吴疯子这个样子，他害怕他也成了吴疯子。然而还没等他更多地想是不是神经衰弱就会变成神经分裂时，更大的灾祸已经临头了。
赵大嚷嚷连着在漠北公社开了两天会。
袁革已经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漠北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把原来那个“代”字去掉了。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上级要求要坚决彻底地把隐藏最深伪装得最巧妙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赵大嚷嚷头一次在公社上纲上线会上挨了批评。袁革书记极不客气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漠北大队是典型的只促生产不抓革命，要不就是整几个死老虎打一打。那几个老地主老富农是明摆着的阶级敌人，找人看好了别让他们搞破坏兴风作浪就得了。最可怕的是隐藏在人民内部的伪装得非常巧妙的阶级敌人！”
那一阵子人们传敌情传得离奇又严重。
有人说夜间漆黑漆黑的看见村东北方向美蒋特务打了一颗红色信号弹。后来又传来消息说中央、省里、地区、县里的大干部里面谁谁是国民党的人。又有人说，原来的黑石镇现在的红石镇整出一大帮外国特务，有人头年春天还给日本人和苏联人写信呢。
让袁革书记又振奋又心惊的是各大队报上来的战果。
于家窝铺大队一个原来给国民党军队团长一级大官做饭的人揪出来了。下水泉大队一个曾经在张学良少帅卫队当过兵的人被揪出来了。上水泉大队揪出一个自称是张作霖外甥的人，还在平整土地时在一个土包下挖出一酒瓶子三八枪子弹。于家窝铺大队又在一家人的井里起出一支苏联红军的冲锋枪，苏联人冲锋枪下面的弹匣是个圆盘，所以漠北人叫轱辘炮，还有一铁箱子的子弹，尽管已经烂得不像样子了，可那都是真凭实据。
更让人吃惊的是，漠北人民公社群众专政指挥部竟然破了一桩省级大案。
一个瞎子组织了一个反动会道门，叫红桥会。
瞎子自称有特异功能，不分男人女人只要跟他睡在一个被窝里枕在一个枕头上，与瞎子一人手里攥住一条红线的线头，那瞎子就能带上这人去见死去了的亲人，不管是爹妈，爷爷奶奶，叔叔大爷舅舅姨，想见谁就能见到谁。凡是跟瞎子睡了觉的人都乐呵呵地说见着想见的人了，就像做梦似的，想咋着就咋着，可好了去了。
瞎子还说，“要跟老毛子打仗了呢，再打起仗来，人们都坐着三股叉上天上打去。”漠北那一带的人们没文化少知识让瞎子骗了很容易。瞎子捉风捕影把三叉戟飞机说成三股叉，以至于六年后人们还说****是坐着三股叉掖着裙子拎着果子跑的。
瞎子说：“要是打起仗来，咱们漠北最大的事就是吃不上咸盐了，老毛子在北边把盐泡子一占，咱们可连个咸味都闻不到了，还不赶快上供销社买咸盐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