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爹赵大嚷嚷和我正拾掇东西准备走，他在背的口袋里装了十来斤黄豆说给鲁家生豆芽吃。我俩还没走出屋门事儿又来了。
孙大裤裆领着一个蒙古族女人和三个孩子闯进屋来。孙大裤裆说是他上公社砖厂烧砖回来在西辽河河沿碰见的。他说，“当时这位女人正领着三个孩子在河边转悠，看样子想要过河但又不敢下水。我就上前问她们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想过河上谁家去。这位女人说她和她三个孩子要上漠北村，我说我就是漠北村的，你们跟我走吧。我看她还是挺为难的，我就想，看她们穿蒙古袍子这个样儿，她们家那边准没河，没看过这么深的河水肯定是害怕。她汉话又不好，我就连比划带说地告诉她，我看她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同意跟我过河了。我背着最小的孩子另一只手牵着最大的这一个，蒙古女人背着三个孩子中间这个，我们就蹚着水过河了。”
孙大裤裆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说那情景挺感人的。
初冬的时节，西辽河的河边上都结了薄薄的一层冰，孙大裤裆把外面的长裤脱了，用裤腰带一扎拿嘴叼着，便背着小的领着大的在前面领头下水了。那个女人也学着孙大裤裆的样子把蒙古袍子撩了上去，脱下鞋子让二孩子拿着背起他跟在孙大裤裆的后面也就下河了。孙大裤裆经常过河自然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了，他走的地方最多也就大腿深。可漠北人说西辽河水春扎骨头秋扎肉，冰冷的水一下子好像钻到心里。初冬的河水极其清澈，浅一点的地方都能看得见河床的沙子底，还偶尔能看得见一两群当年的小西辽河鲤鱼在水中停顿一下又飞快地游去。早先这种西辽河鲤鱼能长到七、八斤沉，那时说吃鱼还真不是难事，几个人有了闲情逸趣说中午整两盅聚一把，那一上午的时间不用炸药炸不用电网电，只要提一柄渔叉，吃顿饭的工夫就提着两条西辽河鲤鱼回来了，保准误不了中午炖西辽河鲤鱼这道菜。可惜那时候人们缺少的是那种闲情，吃不像是吃的穿不像是穿的，哪里还有几个人聚会的雅兴。
孙大裤裆领着她们母女四人蹚过了西辽河，那蒙古女人非常感动，知道孙大裤裆是个好人，就把什么话都跟他说了。她汉话不好，常常是汉话蒙古话掺和着说有时还得用手比划着，但即使这样也让孙大裤裆渐渐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她叫乌云，她就是任老大那位在内蒙古白音和硕相好的。今年也就是漠北刚割完地的时候，白音和硕那地方先是下雨接着下雪，然后下了大雪，草原全都让雪盖上了。用当地的话就是遭了白灾，牧区和农区不一样，人和人赖以生存的羊牛都张着嘴要吃的，让大雪一捂烧没烧的吃没吃的，公社让生产自救，她领着三个孩子没法自救，就想到了任老大，投奔任老大来了。孙大裤裆心头一热，心中很可怜这母子四人，但任老大死了任家家破人亡这话又说不出口，想了半天，眼珠转悠了两圈有了办法了。带她们母子去找赵大嚷嚷啊，赵大嚷嚷是漠北大队的当家人，他一定有法子安排这母子四人。
孙大裤裆先没进家，领着母子四人直接奔了赵大嚷嚷家，进了赵家的院子就喊，“赵主任在家吗？有人来找你！”这工夫正是我和干爹下了炕提上东西准备要走的时候，一听孙大裤裆的声音，干爹说：“又来事了。”他忙撂下口袋答应了一声就迎了出去。一出屋门口他就愣住了。孙大裤裆抢先一步把赵大嚷嚷拉在一边踮着脚用两只手拢着嘴巴贴在赵大嚷嚷耳根子悄声说：“任老大那个死鬼他内蒙相好的来找他来了，你说这可咋办？”
赵大嚷嚷也一时愣住了，过去光听说任老大在内蒙古有相好的恋着，可谁也没当真，都以为是说着玩的事，如今怎么成了真事了？他揉了揉眼睛，四个大活人就在院子里站着，不管咋着也得先让人家进屋说话，于是忙打招呼说：“快进屋！”赵老蔫和于桂云听着声音也从东屋里走了出来，孙大裤裆又贴着赵老蔫的耳边把事情说了一遍，于桂云忙着招呼叫乌云的女人和三个孩子进了西屋。
那叫乌云的女人看上去得有四十多岁的年纪了，可能要比她实际的年龄大好多岁。内蒙古草原的风霜雨雪，尤其是人世间的苦难沧桑让这个女人有着太多的艰辛与不幸。她比于桂云个子稍高点，在女人中算是中等偏上的个子，头上扎一条脏兮兮的浅绿色的绸布头巾，穿一条灰色的夹袍子，腰上扎一条浅粉色的粗布腰带，脚上穿一双蒙古族妇女常穿的鞋口前扣着云子钩图案的实纳帮子布鞋。三个孩子穿的衣服又脏又破，衣服上都有好几块补丁。几个孩子惊恐地瞅着屋子里的人们。那个最小的男孩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突然把脸埋在妈妈的袍子上，他大概发现了赵大嚷嚷正紧紧地盯着他。
孙大裤裆跟乌云说：“这是我们大队的赵主任，有什么事你就跟他说吧。”然后瞅着赵大嚷嚷说：“我先回去，用着我再招呼。”他看赵大嚷嚷点了头忙出屋回家了。乌云不断地双手合十朝他点头，这个不幸的女人还真是遇到了贵人。她又回过头来向赵大嚷嚷叫着“达拉嘎，达拉嘎”，后来她在漠北村待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达拉嘎”就是领导或长官的意思。她用手拍一下自己对赵大嚷嚷说：“乌云，任大哥，好。”她看赵大嚷嚷脸上那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很着急，突然把最小的孩子拉到她和赵大嚷嚷中间拍着孩子的脑袋说：“我，任大哥孩子，内蒙白音和硕白灾，牛羊”她摇摇头哭了，又断断续续地夹着蒙古话说了半天，赵大嚷嚷有时懂有时不懂，但串联起来大致意思也就差不多了。
于桂云烧开了水，给乌云和三个孩子都倒了一碗水，又拿出了他们中午预备吃的玉米面饼子，那三个孩子拿在手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那最小的都吃噎着了。
赵大嚷嚷心里思忖着，这母子四人不会是假的，这个叫乌云的女人说的话肯定是真的，装是装不成这样子的。问题是她们扑着任老大来的，她们并不知道任老大已经死了，怎么把任老大的死讯告诉她们，这母子四人又怎么安排？
正在这时，好事的翠花婶听见孙大裤裆回家一说，便风风火火地跑过来了。进了屋就对乌云说：“哎呀，我是管你叫嫂子呢，还是叫姐呢？还是叫姐吧，反正任老大也不在了。大裤裆回去跟我说了，我说呢，干脆把老任家的门开开让她们住算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连着心，这有老任家血脉呀，你说呢，赵大主任？”
翠花婶这一顿连珠炮似的话把乌云和三个孩子吵得直目瞪眼的，不知道她要干啥，但说的事肯定和她们有关。不过翠花婶嚷了一通倒提醒了赵大嚷嚷。他朝东屋喊了声：“老蔫，你去告诉刘三，让他把队委会的几个人找来，我得开会商量商量，这可不是小事。”赵老蔫答应一声跑着去找人了。赵大嚷嚷对翠花婶说：“一会儿你跟于桂云把她们娘四个叫到东屋去，就把任老大的事跟她们娘几个说了吧。”翠花婶说：“这伤心落泪的事你咋不说呢？好事找不着我。”话虽然这么说，可她还是和于桂云把乌云和三个孩子领到东屋去了。
不一会儿的工夫，刘三和大队会计、保管还有三个生产小队的队长来了。
赵大嚷嚷说：“我这正寻思要走呢，这不又来了事儿了。一个自己说叫乌云的蒙古女人领着三个孩子找下来了。她说的话我虽然听不那么明白但大致意思也差不多。她说她是任老大相好的，带来的四、五岁的老三就是她和任老大生的。现在那边闹白灾了，这白灾我知道，我爹活着的时候就说过，就是刚一入冬，啥都没准备呢，就捂上了大雪，人没吃的烧的，牲口也吃不着草。现在一个女人领着三个孩子来投奔任老大来了，这任家的人死的活的都不在了，你们说怎么办吧？”
于是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有说这母子四人大老远跑过来怪可怜的，有说要是收留了又多了四张嘴，有的说留下人户口能解决了吗，有的说光凭她一张嘴说那真假还不一定呢。刘三说：“不中咱们就跟公社请示请示？这事还是赵主任你拿个主意。”赵大嚷嚷咳嗽两声说：“这事先不能跟公社说，公社袁书记那人头皮还没卵子皮厚，另外任老大是公社整死的，你问他还能有个痛快话？该咋着就咱们拿主意吧。”
这工夫翠花婶在外间屋说：“我能进去说句话不？”刘三瞅了瞅赵大嚷嚷就说：“又没人堵住你的嘴，啥一句两句的，要说就进来说呗。”翠花婶一挑门帘人就进了屋。她向着炕上地下开会的人们说：“你们大老爷们把人家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刚才把她的情况都问清楚了。她叫乌云，是内蒙白音和硕的，六、七年前她男人长病死了，就和任老大好上了，后来生了这个小三儿，任老大年年都去，这最后一趟任老大去时她也让他们公社的群专给抓起来了。内蒙那边叫挖肃整的比咱们这边还厉害，把乌云又吊又打的，最后也是没审出啥来又把她给放了。
“今年刚过了秋天，那边就下大雪了，先下的雪化了又冻上成了冰，后来下的雪又盖在上面，牛羊一点草没有，饿死了不少。人也没吃的，公社让他们生产自救，她就领着孩子跑出来了。按照任老大跟她说过的道儿和地点，一百多里地领着孩子要着饭过来的，她还不知道任老大己经死了，赵主任让我跟她说了，我这嘴也不好张，唉，真造孳呀。”赵大嚷嚷问：“你说完了？”翠花婶脖子一梗说：“我说完了。”赵大嚷嚷说：“其实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那样吧，跟那位叫乌云的商量一下把她的三小子给我们大家领过来看看。”翠花婶去了东屋不一会儿就领着那个孩子过来了。那孩子见一屋子的男人扭头就要跑，翠花婶抓猪似地就给抓住了，那孩子张开大嘴就哭起来，接着又是拿手拥拿脚踢的。没办法，翠花婶只好撒手让他跑了。
赵大嚷嚷问大家：“你们看看，现在也没法儿滴血验亲了，这孩子是任老大的不？”
人们瞅着这个孩子，有的说：“真没差了种，忒随任老大了。”有的说：“任老大就有点鹰钩鼻子这孩子的鼻子也是。”还有的说：“那脑瓜门和下巴颏也挺随任老大的。”
赵大嚷嚷又问大家：“怎么着吧，大家都说这孩子是任老大的种，你们说怎么办吧。”
半天也没有人吱声，谁都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叫四口人四张嘴啊，如果留下一年至少一千多斤的粮食，可是个不小的负担，另外要是公社知道追究下来又咋办？
赵大嚷嚷看人们不吱声肯定都有想法，就站起身说：“操，你们都不愿担这个责任是不？这有多大个****事，你们都看了，这孩子是任老大的，任老大又不在了，咱们漠北大队不管谁管？操，往后凡是咱们漠北大队的男人在外边整的事，咱们大队就得管就得负这个责，但话说回来，不能在外面胡整，像任老大这样在家里说不上人，在外面和一个寡妇好上了，他们就是名正言顺地提出结婚，大队也应该支持才对。现在任老大没了，不管咋着他是咱们大队咱们村的人，应该负这个责任。”
一看赵大嚷嚷表态了，其他几个人也都说了话，都说留下对，孩子是任老大的该留下。有的说，人家死的死亡的亡，总得给老任家留下个人根，留下也对。还有的说到啥时候办事也得有个人味儿。
赵大嚷嚷看大伙说的差不多了就说：“我看就这样吧，让她们母子四人就住老任家的房子，就按咱们大队人的标准把各样粮食分给她们，再上场院拉一车棒子穰，让她们娘几个先安顿下来。咱们往后就立这么个规矩，记住，咱漠北大队从现在到往后不管谁当家，只要是咱们的男人在外面惹的事，咱漠北大队一定要管要负责。”
我后来接触到好多乡规民约，但没有如漠北大队赵大嚷嚷这样的。我觉得赵大嚷嚷在立这条规矩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对任家最后人亡家破有同情也有愧疚，还有漠北农村那种大男子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也许还有积德行善重情重义等许许多多的观念意识才让他做出了这么个决定。
漠北大队的政治局常委会算是结束了，几个大男人也长长地喘了口粗气。赵大嚷嚷这才对翠花婶说：“我们说的你也都听到了，就按我们说的跟那个乌云说吧，我还要上黑石镇，有啥事你们找刘主任办。剩下的事你们老娘们儿多帮助做点，把任老大死的事快跟她们娘几个说了吧。唉，这个女人也够背兴的了。”
翠花婶上东屋去不一会儿，就传来乌云的嚎哭声，还有翠花婶和于桂云解劝的声音。漠北大队的队委员们也都各自回家去了。
当天，翠花婶和于桂云婶就帮助乌云收拾了任家的房子，屋里屋外好一阵子清扫。屋子长时间没人住，都挂了蜘蛛网了，锅也长了红锈。任三哥走时大概预测到会有人来住，什么东西，包括锅碗瓢盆，铲子勺子炊帚都在应该摆放的地方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就连地上，看样子他走时也是扫过了的。翠花婶又从家里拿了点面，打了一碗糨子，上我们家跟我妈要了些旧书拆开，用书纸把窗子糊了一遍。烧起火来，屋里也就暖和了。
第二天一起早翠花婶陪着乌云领着孩子去给任老大上坟。荒凉的河滩上，长着一些枯黄的水草，往左往右都是空落落的河滩，任老大的坟孤零零地在这里。好在这几年就不发大水了，河滩挂的沙子也多了，要是早先年那大水没准任老大的坟就让西辽河水给冲没了。乌云让三个孩子在坟前跪下，她自己也跪下，然后放声地哭起来。是啊，她有太多的不幸，她对生活没有更多的苛求，只是想过一个舒心的日子都不成。她第一个男人死了，领着两个孩子无依无靠，娘家离着又远，顾不上她。后来任大哥走进了她的生活，她有了依靠。任大哥每年去都待些日子，帮她修房子换炕面夹牛圈，什么活都干，什么活都干得非常好，每年去一次，任大哥几乎是把全年的重活都干了，第二年再去。
乌云哭着，趴在坟上哭着，伤心地哭着。她原以为就是内蒙的白音和硕挖肃运动整得那么残忍没有人性，她甚至怪任大哥在她最难活下去的时候不去替她说一句话，现在她知道任大哥受的折磨比她还惨，而且直接原因是她们内蒙白音和硕的一份敌情通报。她趴在坟上哭了很久，在翠花婶的劝说下才站起身领着孩子回了任家。她不知道她能在这里住多久，只知道她和她的孩子现在只能住在这里了。
后来我听说，改革开放后，乌云还是带着两个大孩子回了内蒙的白音和硕了，主要原因是她不适应漠北的生产与生活，还有就是任老大不在了，每年清明上坟的时候她都去坟前伤心地哭上一场。但长大了的老三却留在了漠北。他继承了任老大的基因，心灵手巧，后来成了一名在辽河县都小有名气的室内装潢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