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之路危机四伏，到处布满着荆棘与坎坷，因此很多人在前行之际总是会表现得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一旦危机降临，则慌乱无助、不知所措。可宗庆后就有这个本事，每每身处逆境，他不仅十分沉稳，而且还能够将劣势运转为造势的能量，让自己趁机变得更加强大、更添一份不可侵犯的威严。
1996年，面对《北京青年报》突然横加在娃哈哈头上的另一场声誉危机，宗庆后同样是沉着应对，依靠智慧的力量，一举扭转劣势，使娃哈哈转危为安。
当时正是娃哈哈如日中天的时期，经过近四年时间的市场拓展，娃哈哈几乎已占据了全国饮料市场的头把交椅，能够与之分庭抗议的，全国也就只有乐百氏一家。
然而就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道却把娃哈哈的大好局面给搅乱了。
1996年6月5日，一篇关于“安徽三名儿童饮用娃哈哈果奶中毒身亡”的消息突然在《北京青年报》上见报，这条惊人的消息仿佛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迅速波及全国。仅仅过了两三天，各地便有十多家媒体转载了这条消息，娃哈哈果奶毒死人的说法在各大城市蔓延传播。
广受孩子们喜爱的娃哈哈果奶竟能毒死人？这简直太可怕了！娃哈哈的声誉顿时遭受了空前毁损，全国各地的销售纷纷陷入泥潭，安徽工商部门索性下令禁止了娃哈哈果奶在安徽省内销售。
“如果我们的果奶真的有毒，势必会影响到许多人，怎么可能只毒到了三个孩子呢？肯定是有人在陷害我们！”宗庆后获悉后大为震惊，尤其令他恼怒的是：“这么明摆的事情，再没脑子的人用脚趾头想想都该想到了，北京青年报怎么不考虑考虑后果，就这么随便给登出来了？”
恼怒归恼怒，头脑清晰的宗庆后还是以最快的速度部署了应对的措施：一方面，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要求查实三名儿童饮用娃娃哈果奶中毒身亡的真相；另一方面派人火速赶往北京，进行危机公关。
向手下布置完任务后，宗庆后还不忘给唯一可以称得上是竞争对手的乐百氏当家人何伯权打去一个电话，提醒他“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借题发挥！”
“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被曝光之后，许多生产果奶的小企业顿时幸灾乐祸，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纷纷复印报纸，到处散发给经销商和消费者，以期借此打垮娃哈哈这个原本难以撼动的强大对手，趁机多抢一点地盘。不过令宗庆后担心的并不是这些起哄的小企业，而是那位真正的劲敌乐百氏。他很清楚，如果乐百氏在这个时候跳出来煽风点火地搞一下，那么娃哈哈无疑就会雪上加霜，日子将更加难过，所以他要先给对方打上一记“预防针”。不过这种强横的姿态是很容易引起别人逆反的，好在从年龄上讲还是宗庆后晚辈的何伯权也算是磊落之人，虽然当时乐百氏正与娃哈哈在争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斗得难解难分，但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之事，他是不屑一顾的。
这边宗庆后消除了暗箭的隐患，那边奉命赴京的公关人员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行动着。他们首先找到了时任《经济日报》总编的艾丰，通过艾总编的引荐，娃哈哈终于向中宣部相关领导直接报告了该事件的前因后果。与此同时，一份“关于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真相的紧急报告”还一式八份，分呈给了中宣部、公安部等相关职能部门。
对于地方报纸无视新闻纪律，屡屡抢发爆炸性新闻的做法，上面一直是比较反感的。政府相关部门立即做出紧急决定：国内任何媒体不得刊登娃哈哈果奶中毒事件的报道！中宣部还把这一决定用特急密令的方式通告全国媒体，并要求北京青年报社说明报道的来龙去脉。经核对，稿件来源与渠道都没有问题，确有三名女童喝下娃哈哈果奶后丧命。
问题是，三名孩子真的是因为娃哈哈果奶致死的吗？在公安机关没有查明真相之前，报纸就先行报道，宗庆后认为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既然你让我难堪，我也不让你安耽！他立即使出了杀手锏，将情况火速通报给一位新华社记者，恳请他帮助向上反映情况。
公安部门的侦查很快就有了结论：导致三名儿童死亡的娃哈哈果奶系有人投毒所致，投毒的目的，居然是为了敲诈勒索。
蒙在娃哈哈头上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了昭雪。如果按照息事宁人的态度，既然事情搞清楚了，娃哈哈果奶并没有问题，那这事也就该了结了。毕竟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好事情，谁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
问题是宗庆后可不这么想。你一篇报道就害我们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被损害的企业声誉也不是说恢复就能恢复的，这个严重的后果怎么可以说了结就了结呢？以他的性格，一肚子的忿满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出口，那是甭想轻易就让事情这么过去的。
由新华社记者撰写的内参终于还是呈报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案头。这篇标题为《北青报失实报道，娃哈哈无辜受牵连》的内参中心思想非常明确：一张小报刊登了不负责任的消息，几乎毁了一个国有大企业。
这下性质可就严重了！涉及到三个孩子的性命、危及到一个“民族企业”的声誉，而且在国内外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北青报终于得吃不了兜着走了，有关领导在批示中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要求《北京青年报》停刊整顿。
接到国务院转来的领导批示后，北京市委立即展开核查，并打算对北京青年报领导班子进行改组。虽然调查的结果表明，北青报的那篇报道本身并没有失实之处，但是由此引发出来的一系列“严重影响”，北青报还是难脱其责的。
1996年9月11日，北青报社长崔恩卿被调离报社，他的位置由北京日报社一位副社长前来接替。同时，北青报的总编和副总编也分别被给予了“记过”和“记大过”的纪律处分。
“因为报道娃哈哈犯了错误，北青报的领导都受处分了！”消息传开后，娃哈哈岌岌可危的形象顿时来了个180度大扭转，重新挺拔起来的形象甚至带上了一层令人同情的悲壮气息。这样的结果不仅让宗庆后长出了一口恶气，而且还有了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树立起了一种无形的威严。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对于犯我之人，我会拼尽老命，整得你半死！宗庆后用他的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了他那凌厉不可侵犯的处事原则。
这颇有点类似于小孩子之间的关系。一群孩子中，如果哪个孩子脾气特别毛，其他孩子不小心惹到了他，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全力反击的话，久而久之，其他孩子就会对这个孩子避之不及，更别说去惹他了。
宗庆后显然已经深谙这个同样适用于成人之间的相处规律，因此一旦有谁敢在娃哈哈头上动土，他就会像激怒的公鸡一样不依不饶地与你单挑。你别说，这一招还确实管用，自从北青报事件发生之后，便很少再有媒体胆敢去惹娃哈哈了。
宗庆后在成功化解危机的同时，把娃哈哈的声誉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北青报事件由此成为了宗庆后借助内参之力化解危机的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