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蒂安从汉堡赶了回来，他的衣着华美，气色虽然有些病恹恹的，但是仍然满脸含笑。他告诉人说，他和布尔梅斯特合营的生意一帆风顺，克罗蒂尔德和他也许要在那边结婚——当然是说：各自找各自的对象。他去教堂去得非常晚，因为他首先到俱乐部转了一圈。尤斯图斯舅舅对这件婚事非常感动，他又表现了往常那种慷慨的本色，送给新婚夫妇一件非常精美的、沉重的大银盘……他和自己的老婆在家里差不多快要挨饿了，因为这个禀性柔弱的母亲仍然像往常一样用生活费替她那位逐出家门的浪子亚寇伯还债。人们谣传，亚寇伯现在正待在巴黎。——布来登街布登勃鲁克家的几位小姐发表她们的看法说：“看吧，希望这次不要再中途散伙了。”使人不愉快的是，大家都怀疑，她们是不是真心希望这样……塞色密·卫希布洛特踮起脚尖来，在她的学生、如今是佩尔曼内德太太的前额啧地吻了一下，又用她那由于满心热诚而特别加重的母音祝贺说：“祝你幸福，我的好孩了！”
7
早晨八点钟，布登勃鲁克参议下了床，从暗门后边一座回旋楼梯走进地下室，洗过澡，再重新把睡衣披上以后，马上就研究起社会大事来。因为每天到这时候，理发师兼市民代表会的代表温采尔先生就端着一盆从厨房打来的热水，拿着理发用具走进浴室来。温采尔先生生着红通通的一双手，一张聪明的面孔。当布登勃鲁克参议扬着头坐在一张大靠背椅上，而温采尔先生开始打肥皂沫的时候，两人几乎总要谈些什么。这场谈话通常都是以夜间休息得怎样和天气如何开始，接着话题一转，谈到世界大事，然后又转到本市新闻，最后以商业和家庭等切身问题结束……这场谈话把刮脸的程序拖得很长，因为每逢参议说话的时候，温采尔先生就不得不把刀子从他的脸上暂时挪开。
“睡得好吗，参议先生？”
“谢谢你，温采尔。今天天气好么？”
“下霜，不大，带着点雪，参议先生。在雅各教堂前面孩子们又已经弄了一条滑冰道，十米长，害得我从市长那儿出来的时候差点摔一跤，这些小鬼头！”
“看报了吗？”
“《公报》和《汉堡新闻》，是的。除了奥尔新尼炸弹案以外没有别的……真可怕，就发生在前往歌剧院的路上……很大一群人呢……”
“喏，这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想。这和人民没有什么关系，惟一的效果只不过是使警察和报纸受的压力各自增加一倍而已。他也在警备着……可不是，据说总是惶惧不安，这一定是事实，因为他为了保持自己宝座，不得不接连不断地想办法。可是虽然如此，我还是尊敬他。从过去的事看来，他不是个傻瓜。举例说吧，他那粮食贷金和减价售粮的事，真叫我从心里肃然起敬。他无疑很为人民做了一些事……”
“是的，不久之前吉斯登麦克先生也这样说过。”
“是施台凡吗？昨天我跟他谈过这件事呢。”
“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的情况非常糟，参议先生，事情不会再拖下去了。人们传说，公爵就要摄政了……”
“噢，这种事怎样发展，我们倒应该注意看看。他现在已经表现出是假自由思想的人物了，这位威廉，而且他对于宪法一定不会像他哥哥那样怀着隐秘的厌恨……只不过是忧郁在耗损着他的精力罢了，这个可怜的人……哥本哈根有什么新闻没有？”
“什么也没有，参议先生。他们不愿意。同盟已经宣布，霍尔斯台因和劳恩布格的总宪法是违法的……可是他们北边就是不愿意撤销……”
“可不是，真是没听见说过，温采尔。他们逼着联邦会让采取行动，假如联邦会议能够更机敏着点的话……哎，这些丹麦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唱的一首赞美诗，开首的一句是‘主啊，给我，也给一切对尘世淡泊的人……’当时我不懂什么叫‘尘世’，心里总是把‘淡泊的人’想成‘丹麦人’，独自纳闷，为什么主要特别给丹麦人什么东西呢……”
“您留神我那里破了一块，温采尔，您笑了……是的，再譬如说我们现在这条直通汉堡的铁路吧！在外交上不知道打过多少交道了，还不知要费多少力气……”
“是的，参议先生，最愚蠢的是，反对这件事的是阿尔通纳——基勒尔铁路公司，说穿了，也就是霍尔斯台因一族人；不久之前咱们的市长鄂威尔狄克也这样说过。他们特别害怕基勒尔把生意做起来……”
“当然了，温采尔。这条沟通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新交通线……您会看到的，阿尔通纳——基勒尔公司一定要千方百计从中破坏。他们可能另外修建一条铁路进行竞争：东霍尔斯台因，新门斯特，诺宜城，这决不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们不能让人家吓倒，我们一定要有一条直通汉堡的铁路。”“参议先生对这件事很热心。”
“是的……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只要我这一点微薄的势力还能产生一点作用……我对我们的铁路政策很感兴趣，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我父亲在1851年就参加了布痕铁路董事会，我23岁的时候就当选为董事，说不定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只是我一直没有做出一点成绩来……”
“噢，参议先生，照您这么一说，那时的市民代表会……”
“是的，这样我多少留给别人一个印象，至少人家都知道我的心意是好的。您知道，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这样给我铺平了道路，我真是感激万分，而且他们生前在我们城里所获得的信任、爱戴，也都轻轻易易地落到我的头上，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像现在这样活动自如呢……譬如说，我父亲在1848年以后、50年代初为了我们的邮政改革曾经尽了多么大的力量？温采尔，您知道，他在市民代表会里怎样尽力主张把汉堡驿车和邮政联合起来，1850年在市议院——当时议院办事只是一味不负责任地拖拉——又怎样一再倡议实现了参加德奥邮政联盟的事，如果说我们现在寄信的邮资比较低，有了纸箱的邮递，有了邮票、信箱，能够和柏林、和特拉夫门德通电报，家父的功劳决不比别人小。如果不是他和另外一些人一再敦促议院，我们在邮政制度方面永远得落在丹麦和土仑——塔克西斯后面。所以现在我在这件事情方面发表什么意见，人们总是乐于倾听……”
“参议说的话一点也不假，上帝看得到。说到汉堡铁路，两三天以前市长鄂威尔狄克博士还对我说过：如果我们事情办得顺利，能在汉堡买一块地皮作车站地基的话，我们一定把布登勃鲁克参议派去办这件事，布登勃鲁克参议比许多别的律师都管用……他就是这么说的……”
“喏，他真是太过奖了，温采尔。请您在下巴再涂一点肥皂；那儿要刮得干净一点。”
“不错，长话短说，我们必须动作起来！我倒不是反对鄂威尔狄克，我是说，他已经上了年纪了，如果我是市长的话，一切都会进行得快一点。现在已经开始安装煤气照明了，那倒楣的煤油灯连同那些铁链子终于要消声匿迹了，我对这件事感到的快慰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我自认在这件改革上也多少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哎，要做的事还有多少啊！您知道，温采尔，时代在变化着，在新时代面前我们有无数要尽的义务。当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喏，那时候我们这里是什么样子，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街上没有人行道，镶路的石板缝里长着一尺高的野草，房子带着延伸到街心的前屋，空地和板凳……我们这些中世纪的建筑物因为历年添建而变得奇形怪状，最后逐渐坍塌倾圮，因为我们这里的个人虽然有钱，没有人挨饿，可是政府却一文不名，一切都这样马虎拖拉下去，像我的那位妹夫佩尔曼内德说的那样，谁也想不到修缮保管。那时候真是知足长乐的时代，我祖父的一位知己朋友让·雅克·霍甫斯台德——您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到处游游荡荡，从法文翻译一些下流的小诗……但是时代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很多情况已经改变了，以后还要有更多的改变……我们的居民已经不是三万七干，而是五万多了，这您是知道的，而且我们城市的性质也正在改变着。我们增加了新建筑物，郊区扩展开，铺设了整齐的马路，过去伟大的时代的那些值得纪念的建筑也可以恢复旧观……然而这还只不过是外表的变化。最重要的还摆在我们前面，我亲爱的温采尔，这里又谈到先父的呼吁，谈到关税同盟了，温采尔，我们一定要加入关税同盟，这一点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如果我为促成这件事而奋斗的话，你们一定都要助我一臂之力……请你相信我的话，我虽然身为商人，却比外交家知道得更清楚，如果怕这件事情损伤了独立和自由，那真是太滑稽了。加入关税同盟，像梅克伦堡和施莱斯威——霍尔斯台因那样，内地的大门就都为我们打开了；今天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完完全全控制到北方去的交通，那么加入关税同盟，这对我们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好了……请把手巾给我，温采尔。”参议结束了这场话。然后两个人交换了一两句关于黑麦当前的行情——黑麦目前停留在五十五泰勒上，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也许又提了一下城里某家人家的什么事，以后温采尔先生就从地下室走出去，把他那闪亮的盛肥皂水的杯子倒在街头的石块路面上，而参议也从回旋楼梯回到上面卧室里。盖尔达这时已经醒了，他在盖尔达的前额上吻了一下以后，便开始穿衣服。
每天早晨和这位活泼的理发师的这场冗长的谈话构成参议一天工作的序幕，以后他就无比紧张地活动起来，想问题啊，写东西啊，计算啊，到处走走啊，他一天的时间被各种事务填得满而又满……由于他足迹广、见识多，也由于兴趣广泛，托马斯·布登勃鲁克在他的周围一群人中头脑最不受小市民思想的限制，他是头一个感觉到他的活动范围狭小局限的人。但是在这个城市外面，在他祖国的辽阔的地区上，紧随着革命年代给社会生活带来的一阵繁盛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萎缩不振，死气沉沉的倒退的时代，十分荒芜空洞，一个活跃的思想找不到可以依存寄附的东西。然而托马斯·布登勃鲁克非常聪明，他把“人类一切活动只具有象征的意义”这句格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并且把他所有的意志、才能、热情和主动的精力都用在他的小小的社会事业上，用在他继承来的名誉和公司上。他在本市从事市政建设的一群人中已经成为名列前茅的人物，他野心勃勃，想在这个小世界做出伟大的事业，取得权力，他很聪明，他既懂得认真地看待他的野心，也懂得对它加以嘲笑。
安东伺候他在饭厅用过早餐之后，他立即穿戴好到孟街的办公室去。他在那里最多不过停留一个小时，写两三封快信，拟几件电报稿，发出一些指示，稍稍推动一下这一商业机构的主动轮，然后就把监督业务进行的责任交给马尔库斯先生，全凭后者谨慎周到的斜睨目光督察一切。
他出席会议和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在市场戈特式拱道下的证券交易所耽搁一会，到码头、仓库察看一下，和自己的几条船的船长讨论一些问题……一天中除了跟老参议夫人匆匆地吃一餐早饭，跟盖尔达吃午饭以及午饭后拿一张报，衔着一支纸烟在沙发上休息半个钟头，他紧张的活动稍微被打断了一下以外，他要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一直忙到天黑。譬如说，他自己生意上的事，税务的事，以及建筑铁路，邮政，救济穷人等等，真是说也说不尽。甚至在某些本来与他相隔甚远的领域里，某些照理应属于学者专家的活动领域里，他也具有很深的理论，特别是财政方面的事务，他在这方面早就显出来自己卓越的才华……
对于社交生活参议同样也很谨慎，不使有所忽略，虽然在这方面他很难准时赴约，常常是在最后一秒钟，存他的夫人已经打扮整齐在下面马车里等候了半小时之后，他才出现，一面说“对不起，盖尔达，事情脱不开身……”，一面匆匆地穿上晚礼服。但是一到目的地，一到宴会、舞会或者晚会上，他却懂得对一切都表现出活生生的兴趣，懂得使自己成为一个最有人缘的健谈的人……而在招待客人方面，他和他的妻子和别的有钱的人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他家的厨房、酒窖被认为是“顶儿尖儿”的，他自己被看作是一位殷勤、懂礼、体贴入微的主人，他举杯祝贺时的致辞最风趣，一般的祝饮辞很难望其项背。但是当他和盖尔达一起时，他们过的却是安静的夜晚，他吸着纸烟，或者听她演奏提琴，或者跟她一起看书，看她选的一本德文、法文或者俄文的小说……
他就这样为追求成名致富孜孜不懈地工作着，他的名望在本城人中与日俱增。虽然克利斯蒂安创业和冬妮第二次结婚，都从他公司里抽出一部分资金，公司这几年的营业却还是很兴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忧虑，有时候烦恼的事会接连几个钟头挫折他的勇气，损害他那富有弹力的精神，使他的情绪抑郁不畅。
譬如在汉堡的克利斯蒂安就是他的一个包袱。1858年春天跟克利斯蒂安合伙的股东布尔梅斯特先生因为中风突然去世了。他的继承人从公司里把死者的投资提走了，参议力劝他的兄弟不要用自己的资本独力往下经营，因为他很清楚，当资金锐减的情况下，继续支撑一家门面已经铺开的商号是多么困难。但是克利斯蒂安却坚持要独自继续经营，他把H·C·F·布尔梅斯特公司的资产和债务全部继承了过来……将来烦恼的事还多着呢。
此外还有参议在利加的妹妹克拉拉……她和蒂布修斯牧师结婚之后，一直没有生育，但这倒也罢了，反正克拉拉·布登勃鲁克自己也从来不希望有孩子，而且无疑的，一点做母亲的才能也没有。但是从她自己和她丈夫的来信看来，她的健康却没有什么转机，她从少女时候起有时候就害的头痛现在变成周期性的了，而且这种痛苦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这些都令人忧虑不安。但是还有第三件，就在本地家中，那就是，布登勃鲁克这一姓是否后继有人，至今仍不敢肯定。盖尔达对这个问题总是不屑谈论，淡然处之，而且淡漠到使人猜想她是否心存嫌恶的地步。托马斯对自己的苦闷也矢口不谈，只有老参议夫人引为己责地把格拉包夫医生扯到一边说：“大夫，咱们说句体己话，该想个什么办法了，是不是？克劳茨的山地空气也好，格吕克斯布格或是特拉夫门德的海滨空气也好，都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您想该怎么办……”格拉包夫知道自己的温和的老药方：“膳食谨慎：吃一点鸽子肉和一点法国面包”这次也不会有很大效力，便开了个新药方，到庇尔荣山和施朗根浴场去……
这是参议三件忧虑的事。至于冬妮呢？可怜的冬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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