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写到：“我要是说肉丸了，她就不懂，因为他们这儿叫‘小肉团’；她有时说‘硬花甘蓝’，我想无论是谁也想不到她说的是花椰菜；要是我说‘煎马铃薯’，她就不住嘴：‘啥！啥！’……非要我改口说‘炸马铃薯’不可，因为他们这儿就是这样叫，‘啥’是什么意思。这已经是第二个人了。第一个名字叫卡蒂，已经被我打发走，因为这个人很粗鲁，至少我觉得如此。我现在慢慢地看出来，可能是我弄错了，因为这儿的人对人说话的态度，究竟是客气还是粗鲁，很难判断。现在这个人叫芭贝塔（这里人叫芭贝特），外貌很讨人喜欢，有着一些南方人的特征，黑头发、黑眼睛，牙齿也很、止人羡慕。这种长像的人在慕尼黑是非常多的，她人也听话，已经学会了按照我的指点做几样我们的家乡菜了。譬如说，昨天她就做了一样加葡萄干的酸模菜。可是这盘菜却给我惹来一场麻烦，佩尔曼内德因为这盘菜跟我大发脾气（虽然他已经用叉子把葡萄干都挑出来了，整个下午不跟我说话，只是一个人唠叨着；我可以告诉您，母亲，生活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啊！”
可惜的是，使冬妮生活痛苦不堪的并不是“小肉团”和酸模菜……蜜月还没有过完她就受到一次打击，遇到一件没有料到的、突如其来的、简直叫人无法理解的事，这件事几乎把她生活的乐趣一扫而光，而且她再也不能恢复欢乐的情绪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佩尔曼内德夫妇已经在慕尼黑定居了几个星期以后，布登勃鲁克才把他妹妹根据父亲遗嘱应得的陪嫁费——五万一千马克，从资金里抽出来。这笔款项折成金币，平安地到了佩尔曼内德先生的手中。佩尔曼内德先生把它存放到一个安全的能孳生利息的地方。但是在这件事办完了以后，他竞若无其事地、厚着脸皮对他的妻子说：“冬内尔”——他叫她作冬内尔——“冬内尔，我知足了。再多我们也用不着了。过去我已经卖够了命，从今以后我要歇歇手，过个安静日子了，老天爷。咱们把下边两层房子租出去，剩下的房子还可以住得挺舒服，吃上顿猪肉，咱们用不上讲究排场……晚上我可以到皇家酿酒厂去喝两杯。我不想挥金如土，不想死命抓钱，我就想享受一点安乐。从明天起我就把一切事情结清，专靠利息过日子了！”
“佩尔曼内德！”她大声喊道，这是她第一次用叫格仑利希名字时那种奇怪的喉音叫佩尔曼内德。可是这位却只问答说：“去你的，别多嘴！”于是两人争吵起来，虽然才新婚燕尔，这场口角却这么严重，这么激烈，一个家庭的幸福就这样被它永远断送了……他是这场口角的胜利者。她激烈的反对在他追求安乐的欲望前粉碎了，结果佩尔曼内德先生还是把他投在忽布业中的资本提了出来，而诺普先生也就把他名片上的股份公司用蓝笔涂去……冬妮的丈夫每天晚上要到皇家酒店去，在一张固定的桌子上喝三升啤酒，跟几位朋友玩纸牌，现在他也和这些朋友中大多数人一样，只把自己的活动限于以房东的资格涨房租和安分守己地剪息票工作中了。这件事佩尔曼内德太太在给老参议夫人的信中简单地提了一下，但是从给她哥哥的信里，人们却很清楚地看出她的痛苦……可怜的冬妮！她最提心吊胆的事也远远不如这件事这么严重啊！事前她虽然看到，佩尔曼内德先生一点也没有她的第一个丈夫表现出来的那种活动力，但是她仍然对他抱着希望，而且在订婚的前夕，她还对永格曼小姐谈论过她的这种希望。佩尔曼内德竟会这样完全辜负了她的期待，这样一点也不看重和布登勃鲁克家姑娘缔婚所承担的责任，这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
她不得不克制着自己，而且从她的来信中，家中人也看到她如何在命运前低下了头。她相当单调地跟她的丈夫，跟伊瑞卡过日子，伊瑞卡每天上学，她主持家务，跟楼下的几家房客客气地来往着，此外就是圣玛利广场的尼德包尔家了。有时候她也到宫廷剧院去看戏，陪她去的是她的女友伊娃，因为佩尔曼内德先生不喜欢这种消遣。佩尔曼内德先生虽然在他那可爱的慕尼黑住了四十多年，却从来不知道绘画陈列馆的内部是什么样子。
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自从佩尔曼内德先生拿到陪嫁费退休那一天起，冬妮对于这次新生活也无法感到真正的乐趣了。她不再有任何希望。她永远也不能报告家人一件成功，一件事业上的新进展。直到她生命终了的那一天，生活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了，每天都将和现在一模一样，虽然没有愁虑，然而却处处受限制，毫无“高贵”的事情。她的心中像压着一个重担。从她的来信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来，正是因为这种低沉的情绪使她不能习惯于南部德国的环境。细微的小事自然没有什么。譬如说，她已经学会了跟使女、跟送货的人交谈，学会了用小肉团代替肉丸子，当她丈夫把果子汤叫做洗锅水以后，她也不再给她的丈夫做果子汤了。但是从大处看，她在这个新地方一直是个外人，这儿招待一位布登勃鲁克家的姑娘竟丝毫也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对她说来是一个无时或已的屈辱。有时她在信里写，一个泥水匠一手端着一杯啤酒另一只手倒拿着一个红萝卜，怎样在街上招呼她说：“几点钟了，邻居太太？”虽然她写这件事用的是诙谐的语气，可是却可以看出她深切的愤懑，而且我们也可以想像的到她当时的样子，怎样把头一扬，不但不回答人家的问话，而且连看对方也不屑于看一眼……但是使她感到陌生、感到受人冷淡的倒也不单单由于别人这种不重礼貌、不拘形式。问题是，她并没有深入到慕尼黑的生活与活动里去，却已经被慕尼黑的空气包围着；这是一个住满了终目无所事事的艺术家和市民们的大城市的空气，一种略带着些道德败坏的空气，而她的心情却常常不允许她以幽默的态度把这种空气吸进去。
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最后终于展露了一线幸福的曙光，而且这正是布来登街和孟街的人求之不得的幸福，这就是：1859年过了没有多久，冬妮第二次要做母亲的希望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事了。
在她的信里欢呼的情绪清清楚楚，长久没有读到的那些恣纵的、幼稚的、煞有介事的词句再度比比皆是。老参议夫人现在除了夏天到外地去避一避暑，已经不喜欢旅行了，而且就是避暑也差不多只限于到波罗的海海滨去，因此她对于这次不能到女儿那里去，感到是一件憾事，但是她在信里却替她祈求上帝的保佑。老夫人虽然不能去，汤姆和盖尔达却写信说他们要去参加孩子的洗礼，而冬妮的脑中也充满了各种计划准备——“高贵不俗”地款待一下娘家的人……可怜的冬妮！可惜这次款待竟落得凄惨无比，而她幻想中的用花朵、糖果和巧克力点缀的、作为一次迷人的小小的节日的洗礼也竞成为画饼，——因为婴儿，一个女孩儿，刚刚出世就夭折了。她只活了短短的一刻钟，在这一刻钟内，尽管大夫用尽了力气想使这个细弱的小生命维持下去，终究没有能挽救住她。
布登勃鲁克参议和他的妻子到慕尼黑的时候，发现冬妮本人也还没有脱离危险。她卧在床上，病况比第一次严重得多，她本来就已经常常害神经性的胃弱症，这次更差不多一连几天完全不能摄取食物。可是最后她还是渐渐痊愈了。在她的娘家人动身的时候，她的健康情况已经不用担心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很有值得担忧的地方，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看到，特别是参议的观察力很敏锐，这件事更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即使是这次佩尔曼内德夫妇的共同的灾殃，也无法再使这一对夫妻感情融洽起来了。
佩尔内德先生的软心肠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他从心中感到悲痛，看着这个停止了呼吸的婴孩，一颗又一颗的大泪珠从他的红肿的小眼睛里挤出来，顺着他鼓蓬蓬的面颊流到带穗的胡须上。他一再唉声叹气地说：“唉，真倒楣！真倒楣！”但是据冬妮的观察，他的舒适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很长的干扰，他晚上在皇家酒店消磨的钟点，不久就使他忘却了他的苦恼，在那句“唉，真倒楣”的口头禅里也就包含着他的宿命的观点。他就是在这样安适、乐天、发一点牢骚，又带一些麻木不仁的宿命观点中继续悠悠荡荡地混日子。
然而冬妮的信从那时候起却一直没有断绝悲观和诉苦的语调……“唉，母亲，”她写到，“我受了多少罪啊！最初是格仑利希破产的事，后来又是佩尔曼内德退休，又是孩子的死。我有什么罪过要遭到这么多不幸啊！”
参议在家里一读到这样的表白，就忍不住要微笑起来，因为尽管这些话里隐藏着那么多痛苦，他在字里行间却可以读得到冬妮的几乎令人发笑的骄傲感，而且他很清楚，冬妮。布登勃鲁克不论是格仑利希太太也好，是佩尔曼内德太太也好，一直没有脱掉是一个孩子。她对自己一切成年人的经历，最初几乎不相信是真实，而后却又以孩子式的认真、孩子式的煞有介事，特别是以孩子式的反抗来承受。
她不了解自已有什么罪过要受这么多苦，因为她虽然嘲笑她母亲的虔诚，她自己却也是充满了这种思想，她笃信世上有所谓因果报应……可怜的冬妮！她第二个女儿的天逝，既不是她受到的最后一次，也不是最残酷的一次打击……
1859年年尾，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9
这是11月末的一天，一个寒冷的秋日，雾气很浓，很有雪意，虽然阳光仍然不时地穿射过来。在这个海港里常常有这种天气：尖锐的西北风厉声呼啸着兜过教堂的厚墙角，人们动不动就会害上肺炎，这天恰好就是这种天气。
将近中午，托马斯·布登勃鲁克走进早餐室来，发现他母亲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正俯在桌上的一片纸上。
“汤姆，”她说，眼睛望着他，双手把纸拿向一边，好像踌躇着不愿意递给他似的，“不要吃惊……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也不了解……这是从柏林发出来的……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给我吧！”他干巴巴地说。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咬了咬牙，太阳穴上筋脉突现了一会儿。他伸出手的那个姿势仿佛是下了莫大的决心似的，似乎在说：“不愉快也罢，就快点给我吧，不要给我做准备工作了！”
他站着读纸上的几行字，挑起一条淡淡的眉毛，一边用手指慢慢地捻着自己上须的长须尖。这是一份电报，上面写着：“请勿惊惶。我和伊瑞卡立即回去。一切都完了。你们的不幸的安冬妮。”
“立即……立即，”他有些气恼地说，望着老参议夫人，急速地把头摇了摇，“什么叫立即……”
“她不过是用这么一个词罢了，汤姆，这没有什么意思。她的意思或许是乘最近一班车什么的……”
“为什么从柏林来？她在柏林做什么？她是怎么到柏林的？”
“我不知道，汤姆，我也想不透——这封急电是十分钟之前刚到的。可是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我们等着看是什么事吧。但愿上帝保佑，一切都平安如意。你坐下吃饭吧，孩子。”
他坐下，机械地倒了一大玻璃杯黑啤酒。
“一切都完了。”他重复了一句电报上的话。“底下又写：‘安冬妮’——孩子气……”
接着他默不作声地吃饭和喝酒。
过了一会儿老参议夫人开口说：“会不会是和佩尔曼内德有关系，汤姆？”
他没有抬头，只耸了耸肩膀。
临走的时候，他一手握着门柄说：“是的，母亲，我们得等着她，可能她不肯深更半夜地闯回来，那么就是明天白天的事了。到时候请派人告诉我一声……”
老参议夫人一点钟又一点钟地等着。这一夜她休息得很不够，隔一会就摇铃招呼伊达·永格曼过来（永格曼现在睡在中层隔楼的最后一间屋子里，紧挨着老参议夫人），叫她给自己预备糖水。甚至上床以后，她还拿着针线活在床上笔直地坐着。第二天上午也是在这样提心吊胆的紧张心情中熬过的。吃第二餐午餐的时候，参议宣布说，如果冬妮回来，也只能坐从布痕来的车子，要在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才能到。到了下午这个时候，老参议夫人坐在风景厅里靠窗户的一个位子上，想读一本书消磨时光，她拿的是一本黑皮的书，封面上印着一枝烫金的棕榈树枝。
这天和昨天一样：寒冷，雾气和冷风，在闪闪发亮的铸铁枪杆后面，炉火已经噼噼啪啪地燃起来了。老太太一听到车轮的声音，就禁不住打了个冷战，急忙向外看去。到了四点钟，她差不多不大理会外面的动静，差不多已经把她的女儿忘记的时候，楼下起了一阵骚动……她急急忙忙地把上半身转向窗口，用手巾擦去玻璃上的水蒸汽：果然有一辆出租马车停在下面，人已经顺着楼梯上来了。
她两手握住椅子扶手，想站起来，但是她想了想，又重新坐下去，只是把头向着女儿来的那面略微转过一点去，摆出一副几乎可以说是冷淡的面孔。伊瑞卡由伊达·永格曼握着手，在玻璃门旁站住，冬妮却飞快地、几乎是扑着跑进屋子来。
佩尔曼内德太太穿着一件皮斗篷，戴着一顶带面罩的长形皮帽子。她看来脸色苍白、疲劳不堪，眼睛通红，嘴唇像从前那样抖动着，冬妮小时候每次啼哭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她抬起胳膊来，但是又颓然放下，双膝一屈便跪在她母亲脚前，把脸埋在老太太的衣服的皱折里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好像她就是这样一口气从慕尼黑迳直跑了来，现在终于逃奔到目的地，人是得救了，但也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老参议夫人沉默了一刻。
“冬妮！”她用温和的责备语调说，一面小心谨慎地拔出佩尔曼德太太用来簪住帽子的一根大别针，把她的帽子放在窗台上，然后两只手亲切地、安慰地抚弄着自己女儿浓密的淡亚麻色的头发……
“怎么回事，孩子……出了什么事了？”
但是她必须非常有耐性地等着，因为又过了很久，她这个问题才得到回答。
“母亲，”佩尔曼内德太太声音嘶哑地说，“妈妈！”但是她只叫了两声就又停住了。
老参议夫人抬起头向玻璃门那边望过去，她一边用一只手搂着她的女儿，一边把另一只手向她的外孙女伸过去。这个小女孩把食指搁在嘴唇上，正不知所措地在那边站着。
“来，孩子，到这里来，对我说一句‘你好’。你长大了，你的样子又活泼、又健康，我们得感谢上帝。你今年几岁了，伊瑞卡？”
“13岁，姥姥……”
“天哪！一位大姑娘了……”
她在冬妮的头上面吻了这个小女孩一下，接着又说：“跟伊达上楼去吧，孩子，我们等一下就吃饭了。现在妈妈要跟我谈一点事，你知道。”
屋子里只剩下她们母女两人。
“喏，我亲爱的冬妮！你还没有哭够吗？如果上帝要让我们受一次考验，我们就应该甘心情愿地忍受下来。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像福音书上告诉我们的那样……可是你是不是也想先到上面去休息一下，定一定精神，然后再下来找我啊？我们的好人儿永格曼已经把你的屋子布置好了……我谢谢你拍来的电报。当然了，我们都吓了一跳……”她的话被打断了，因为这时从她的衣褶中传来冬妮的颤抖的、嘶哑的声音：“他是个下流坯子……是个下流坯……下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