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电子政务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创造条件，因而它不能完全按一个市场化项目的评估标准来衡量它的投入与产出，而应当把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化整体水平较低，政府在电子政务方面的投入相对要大，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也相对要低，但如果从社会总体效益看，我们则反而有可能会大得多。2002年是电子政务年，中国电子政务建设已经受到了高度重视。政府已决定“政府先行，加快全国电子政务建设”，并已经起草指导电子政务建设的总体方案。假设今后5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为7．5％，各级政府在电子政府方面投入的直接拉动作用约为0．2个百分点。
（2）管理效益。电子政务在管理上带来的效益至少将会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节省人力和降低行政经费支出。假设未来5年我国因为推进电子政务而减少的员工比例与90年代初期的美国大体相当的话，则可以减少财政供养的人员约50万。考虑到未来工资和物价上涨因素，按每人每年直接和间接节省财政经费3万计算，5年内总计为150亿元。电子政务的实施不仅能减少公务员人数，而且还可使办公人员的工作成本相应降低。2000年，借助互联网和新的人口统计计算机系统的帮助，新加坡政府完成了第四次人口普查。这一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总共只花费2400万新元，并且统计公报在普查结束6个月后就开始对外发布。而在过去，按照传统的人工普查办法，新加坡政府做同样的一件事情，至少需要花费7000万新元，同时统计公报也要等到在普查结束后1年才能对外发布。第二，减少国家税收损失。迄今为止，我国电子政务成绩最突出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是金关工程。前几年，我国政府一直都为逃汇套汇问题而困扰，虽然我国外贸顺差总是不少，可外汇顺收却总是不多。有人甚至断言：“每年通过各种渠道从我国境内外逃的资金可能比我国引进的外资还要多”。但是在“口岸电子执法系统”专项工程实施后，这种现象得以明显的缓解。1999年以后，我国外贸顺差和外汇顺收就基本保持了平衡。与此同时，海关查获“三假”案件案值逐年减少。1998年全国还有21亿元，1999年就降为3亿元，2000年则为零。二是金税工程。金税工程的首期工程是建立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算机稽核系统。据不完全统计，增值税计算机稽核系统运行3年多来，共查出利用假发票违法违纪案件3万多起，追缴税款1．5亿元。由于金税工程的建设规模还将扩大，对税收的增长仍将发挥较大的作用。预计由于电子政务建设的加快，未来5年税收有望多增2500亿元。
（3）服务效益。电子政务建设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政府的服务效率和质量都将明显提高。首先，政府应用信息技术，通过信息网络，降低了进政府办事的“门槛”。原来所谓的“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在网络时代可以很好地得到解决。其次，随着政府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政府工作人员的观念不断转变，政府工作人员综合素质也在逐步提高，从而促进政府服务素质和水平的提高。
从我国经济增长的支出结构分析，消费需求是支持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1980年以来，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最少都在57％以上。然而，由于消费需求增长历来波动较小，每年的GDP增长是加快，还是放慢，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投资需求的变化。而对中国而言，投资需求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和办事效率。由于政府是掌管了固定资产投资大中型项目的审批权，政府宏观调控取向可以影响当年新开工项目的多与少，而政府审批项目的效率则可以影响新项目开工的早与迟。现在，我们假设，未来5年内随着电子政务建设的加快，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时间在当前长达几个月的基础上可以减少10天。那么，它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可以得到一个粗线条的估算。
统计数据表明，近10年来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2．2%—37．6％之间波动。而每年新开工项目对固定资本形成的贡献大概又在15％—35％之间波动。随着房地产发展、城市化建设、民间资金启动和外资流入的加快，我们预计，未来5年内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加大，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将在37％左右，而每年新开工项目对固定资本形成的贡献相应上升，平均又在30％左右。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和行政审批范围的缩小，估计政府只将对其中70％的新开工项目构成影响。那么在政府审批项目时间平均缩短10天的情况下，它可以加速经济增长0．2个百分点。
（4）体制创新产生的经济效益
在中国开展电子政务建设的目的也并不在“电子”本身，而在“政务”。早在2000年，朱铬基总理已经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措施之一即是电子政务。电子政务的发展将加快推进政府在管理体制、管理观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的转变，切实实现政府职能向宏观调控社会服务、公共管理和市场监管方面的转化。它不仅涉及经济层面的改革，而且也涉及了政府体制层面的改革，因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看，每一次大的涉及体制层面的改革带来的都是一次经济大飞跃。那些由体制创新给经济则增长带来的助动力，远非技术层面的创新所能匹敌。我们认为电子政务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促进作用，从长远看与当年的改革开放可以相提并论。
大家都清楚，在1978年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正是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才使得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快速增长的发展道路，1979年一2001年GDP平均增幅高达9．4％。当然，大家也很清楚，由于过去的改革大多只涉及经济层面的改革，涉及政府体制和职能转换的改革相对较少，导致近几年来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不断减弱。展望未来，随着电子政务的蓬勃发展，政府改革又重新在获得新的动力。
行政伦理建设与公务员行为规范
一、行政伦理及其建设的时代价值
1．什么是行政伦理
行政伦理，可以说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它是执政党、国家机关和全体公职人员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职人员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也包括作为群体的执政党和国家机关所应遵循的执政与行政伦理要求。它融合在治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国家制度、行政体制、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协调、行政监控、行政效率、行政素质……直至行政改革中。
所谓行政伦理，包括了全部公共行政领域之中的伦理活动、伦理意识和伦理规范的总和。从主体性的角度看，行政伦理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在国家公务员个体，主要是国家公务员，也包括政党、人大、政协、社会中介机构、事业单位、群众团体中的公共行政领域里活动的人员，作为行政伦理主体的意义上，行政伦理是指国家公务人员的行政伦理意识、行政伦理活动以及行政伦理规范现象的总和；在政府行政机关群众作为行政伦理主体的意义上，行政伦理是指政治体制、行政体制、行政领导集团以及行政机关或执行行政职能的其他部门，在从事诸如各种行政领导、决策、管理、协调、监督、控制、服务等事务中所应遵循的法律、道德与伦理的总和。
2．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时代价值
（1）加强行政伦理建设首先是实践“以德治国”理论的需要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以德治国”战略决策，他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经验，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21世纪新的发展时期所制定的重大治国决策。“以德治国”基本国策的决策过程，有着浓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邓小平理论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以德治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关键环节和核心内涵就是以德治党、以德治政，即全面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因此，实施“以德治国”，必须首先“以德治党”。
实施“以德治国”，还必须“以德治政”，全面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之所以如此，其一，这是由行政活动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行政活动主要是运用社会权力对社会事务的组织和管理。一项行政活动不仅会涉及政府部门，还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的甚至会涉及子孙后代等几代人的利益。这就要求政府在进行行政活动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制度的规范，因为法律制度作为外在的规范只能把政府的行为限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而政府在运用社会管理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时，不仅要考虑眼前的利益、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还要考虑社会的长远利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使权力运用达到最佳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行政伦理的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行政伦理才能深入到人的内心，把政府的行为调节到最佳状态，使政府的一举一动都本着伦理的原则，为社会的长远利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服务。所以，为了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社会事务，实现国家的意志，也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重视行政伦理建设。其二，是由从政人员特殊的身份地位决定的。从政人员是行政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管理权力的具体运用者，他们的状况直接关系着行政活动的效果。古语讲“为政在人”，政府的行为能否遵循伦理的原则，达到最佳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政人员的素质。只有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提高行政人员本身的道德素养，才能制定出正确的、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使之得到贯彻实施。另外，从政人员是代表国家、政府行使权力的，是国家、政府形象的体现者，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行为不仅直接影响着老百姓，而且成为老百姓学习看齐的目标。古语讲：“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有贪官，下必有刁民”，“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向邪而俗败”。一个国家的成败直接取决于从政为官者，正如战国时鲁大夫臧哀所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所以，一个国家和政府要想树立起良好的形象，要想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一个社会要想净化社会风气，改变社会风貌，促进社会道德文明的进步，必须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人手。
（2）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本质上讲，完善的市场经济应该是道德经济、伦理经济。要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在社会中逐步培育并形成相应的市场伦理与相应的行政伦理。
考察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经营者往往采取哄骗和欺诈的手段获利，市场经营道德败坏和伪善的现象大量存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骗人的伎俩、卑劣的手段就越来越不奏效，原因是“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由此说明，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也从根本上要求有较高的商业道德与市场伦理作为基本条件。在一个有道德和有秩序的社会里，人人都能够合法获利。以美国为例，美国社会之所以有活力。是由于它的公民在行为上讲求信誉，坚持道德秩序的准则。那里存在着尊重坚持法律规则的传统，存在着尊重普通道德规则的传统，存在着严守承诺和交易诚实的传统。反之，在没有道德和秩序的社会里，只能是讲道德者吃亏，不讲道德者获益。因此，现在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对于经济交往中违反道德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还很不完善，在经济交往中违反市场伦理的现象也大量存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市场伦理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市场伦理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将会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现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制定法规制度以规范市场，规范企业和经营者的行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总体来讲，市场伦理和市场道德还比较薄弱，还急待加强。
加强市场道德和市场伦理建设，客观上又必须把行政伦理摆到首位，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伦理。凡国之举事，主体在民，主导在官。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的国家，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伦理，必须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人手。
（3）加强市场伦理建设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和趋势
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行政伦理建设，关注公务员个人的道德形象，越来越多的伦理道德规范被纳入到社会法律规则体系之中，在一些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法律几乎成了一部伦理规则的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