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委托——代理关系相适应，公民与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一种互相对应的权利——责任关系，而在这种关系背后起作用的便是公民的利益需求。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人们的利益需求创造了政府，政府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政府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措施、过程、方式等都应当为成员们所了解。换句话说，公民的权利产生政府赖以行使的权力，而不是相反；公民的权利是目的，政府权力是手段。公民委托政府行使权力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因此，公民对直接影响其切身利益的决策和管理应当知晓自然是题中之意，与政府的相关职责相对应的就是公民的知情权，因此，信息公开不是政府对公众的施舍和恩赐，而是政府应承担的法定责任与义务。政府信息的保密应当遵循的宗旨是有利于公共利益，主要针对的是可能有损社会成员即公民利益的敌对方或其他行为，这种职责是与公民得到保护的权利相对应的。但是，由于受既有历史和传统的惯性影响，保密一直在政府信息处理中占据首要地位，成为政府信息处理的一般原则，公开反而成为特殊原则，造成政府职责错位。这种情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有所好转，但是，政府职责与公民权利的正确对应关系的确立还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
3．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得以落实的基础在于政府的透明运作
人民依照宪法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的权利必须在充分了解和通晓政府运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信息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得以充分实现。没有它，人民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管理国家；没有它，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寸步难行，权力异化，贪污腐败就会肆意滋生。因此，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及其有效性依赖于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而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同时也反映着政府接受公民监督的主动性程度，进而反映着社会的民主程度。换句话说，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与政府接受公民监督的主动性成正比例关系，政府信息公开也是遏制腐败等权力异化现象的必由之路。
4．政府信息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
资源最重要的特征是可利用性。在整个社会信息资源中占绝对比重的政府信息中蕴含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对公众而言，政府掌握的信息中有许多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项，是人们在考察、评价社会整体情况的基础上明确自身定位并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必不可少的资源；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可以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实际上是政府信息的资源化应用，无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还是对政府的改革、创新来说，都具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四、努力构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体系
1．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行政理念，加强政府信息公开
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以真正认同、内化正确的行政理念为思想前提。只有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真正认同正确的行政理念，并且把它们内化在行政文化的结构之中，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化建设才能有持久的动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生态环境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应该真正认同、内化，并且将以下行政理念付诸实施：
（1）人民政府应该是：“服务行政”。早在二百多年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就指出：“行政权力的受任人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托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毛泽东同志在谈及人民政府的宗旨时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用行政学的术语讲，人民政府应该是“服务行政”。服务行政和权威行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政形态，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政理念。在权威行政中，“官”“民”之间保持明确的界限，而且沟通不畅，行政服务带有恩赐性或浓厚的神秘色彩。而在服务行政中，公务员或公职人员的信条是服务人民，视行政服务为一种责任、义行，行政服务具有契约性、透明性。只有树立服务行政的理念，才能谈得上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从人民中产生，由人民控制的，政府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负责，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因此，服务人民的行政理念是民主国家的本质体现和基本要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受到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许多政府工作人员而言仅仅是一种口号，没有真正内化并付诸行动。在今天发展市场经济和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使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契约的角度真正认同、内化服务行政的观念是推进政务公开的思想先导。
（2）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义务而不是一种恩赐。既然行政工作的宗旨是服务人民，那么，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言，政府信息公开就决不是基于自己“道德”的一种恩赐，而是一种不可拒绝的责任和义务；对人民群众而言，了解与自己利益或公共利益有关的行政信息、资料等也就是当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了。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詹姆斯。麦迪逊所言：“一个民选政府如果没有广泛的信息或是没有取得这些信息的方法，那么它只能是一场闹剧或悲剧的前奏或者可能二者兼而有之。知识将永远统治无知，因而准备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的人们一定要用知识赋予的力量武装自己。”
（3）政府信息公开是实现行政公平、公正的前提。许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政策的追求存在一定的矛盾，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会妨碍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其实不然，政府行为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公开是透明性达到公正、公平和正义的前提，而且离开行政公平和公正的行政效率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2．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加强对行政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和总结新经验，有利于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和规制基础。因此，要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应明确各级政府、各部门的行政首长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责任人，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列入领导全年工作目标责任制；各级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要履行好职责，加强综合协调和检查，认真做好督促指导工作，务必使政府信息公开从墙上走下来，落到地上，成为真正的施政制度。
在加强组织领导的同时，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一是抓重点问题。要从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人手，围绕群众最关心、社会最敏感、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和容易出现不公平、不公正甚至产生腐败的行政行为推行政务公开。二是抓重点部门。要继续抓好计划、经贸、人事、教育、城建、交通、公安等24个重点部门和政府审批、政府采购、工程招标等18个重点内容的行政公开，实行重点突破。三是抓关键环节。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人世”的要求，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审批、收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保证审批透明度。推广“一站式”办公服务体制和服务承诺制、首长负责制、首办责任制等，使审批管理能在一个地方、一次性办完所有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四是抓好基础工作。要抓好乡镇及站、所、办的政务公开，这既是目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也是今后工作的重点。乡镇政府的政务公开比较具体，与农民群众利益紧密相关，涉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必须下决心搞好。财务、收费的监督管理为重点，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标，全面推进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等各项工作的公开，特别是要实行农业税和涉农价格、收费公示制，使农民能够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五是抓制度规范。在全国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尚未制定和依法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各地方要根据政务公开工作的实践，积极吸取外国、外地的经验教训，制定一些相应的行政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努力使信息公开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六是抓监督机制。针对政府信息公开中个别部门假公开、半公开的问题，应加大监督打击力度，保证公开办事依据、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给老百姓一个明白。各级政府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负起责任，组织重点抽查，通过检查，发现问题，监督整改，完善措施，推动工作。七是把政府信息公开与依法行政和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通过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和依法行政，不断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
3．加快立法、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制建设的一项重大工作，就是加快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政府信息公开必须实行制度化、法制化，是西方国家政府信息公开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西方国家为保障政府信息公开，陆续制定了各种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如《行政程序法》、《政府会议公开法》、《情报自由法》、《行政规章公布法》、《公共机关情报公开法》、《阳光下的政府法》等等。这一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再良好的行政理念只能是一句空话。原因很简单：“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控制了。”如果没有法律的具体约束和外在控制，“所有有秘密思想的官僚们当然可以找到以公共利益这个充足的理由不公开可能给他们执行指定任务带来困难的档案”，因而服务人民的宗旨和理念只是纸上谈兵。按照公共选择理念，政府信息公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利益相冲突的，尤其是对那些官僚主义严重、具有私心杂念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要保证公民知政权、知情权的落实，就必须把对政府部门公开行政信息的要求上升到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责任的高度。
观念的变革和定位最终要落实为相应的制度体系。我国已有一些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散见于少数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条文中，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首先是一个构建的问题。在构建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各方面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平衡，并最终形成反映利益平衡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在法治社会，这一制度体系必然反映为由多部法律、法规相互衔接配合、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本人认为，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构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1）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完善，做好基础性工作。
构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可行性策略首先是对包括保密法和档案法在内的法律进行修订。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涉及既得利益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艰难博弈，从现有法律制度的局部修订人手，一方面可以将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另一方面，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实行也是一个过渡。
我国现行保密法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与敌我矛盾、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和传统理念密切相关。而今，市场经济正在建立，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经济全球化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保密法在定密、解密、泄密处罚、救济机制等一些重要制度的设置上已远远落后于实际发展的需要，我们需要对保密信息的范围重新界定，科学区分国家秘密与非国家秘密，为不同种类的秘密信息设定适当的密级，同时使降密、解密工作经常化、法定化。既保障公民了解政府信息，又避免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等信息的不适当公开所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从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进程。
在我国，档案文件由《档案法》调整，非档案文件则尚无任何法律调整。关于政府的档案文件的公开，现行《档案法》中的某些条款实际上限制了档案政府信息的开放，如第19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也就是说，档案法即使不是保密档案，凡是未满三十年，原则上不向公众开放的。但是，是否档案文件根本不能成为划定信息能否公开的标准。
因此，政府信息公开要迈出的首要一步就在于对保密法和档案法进行修订，明确保密信息与开放信息的界限，否则，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将受到很大限制。
（2）将政府信息公开作为贯穿当前各种行政程序的一项重要原则
在行政程序各环节、各制度中贯穿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则和精神，是加强依法行政和鼓励公民参与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开始转变，程序正义也逐渐被接受。正在酝酿中的《行政程序法》将对政府信息公开起推动作用，而这一法律的缺位则反映出公众对行政过程（包括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的陌生。例如，听证作为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其价值在于体现公民的主体性和参与的平等性，从而提高行政透明度。然而，目前听证在我国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仅限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听证；《价格法》法规定的价格听证；《立法法》所规定的制定行政法规时可以采取听证会形式听取有关组织和公众的意见等。由于程序正义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已举行的听证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走形式的问题。所以，将信息公开作为整个行政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实践中予以落实，是当前的可行策略。
（3）制定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