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商品生产者的共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商品与要素的价格在不同地区的差别就是地区性差价。地区性差价的存在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企业利用“区位优势”进行的套利活动被称为“经济合作”，合作的方式包括资本投资、技术转让以及生产过程分解等。国内的合作推动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国际间的合作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即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必然要推动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最明显的是经济规则、政治理念以及社会价值观的趋同。从根本上说，全球化趋势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要稳定，搞计划；要发展，搞市场；既要稳定又要发展，搞改革。处理好稳定、发展和改革的关系，就是中国特色的全部含义，这6个字概括了我们事业的全部。
2．特征
经济全球化（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最主要的是两点：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它可以通过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行比较来认识。
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要素是主权国家，无论是国内地区还是跨国地区，都是官主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出面谈判，公平分配收益来实现的。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要素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与企业，无论是跨国投资还是全球性套利，都不存在官方谈判的机制，是民主、自主经济；其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场自由竞争决定的。
就是说，全球化经济是一种更自由更自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经济活动的保障是经济契约而不是民族国家，经济活动的范围不是地区市场而是“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本质特点，是经济生产活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限，在空间和时间以及内容和形式上都实现了世界的一体化。这表现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包括生产、交换、消费、分配以及组织、协调、管理等各个方面。
关于世界市场，马克思在150年前就预见到了。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作了具体的论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全球性的了。”
这里所谓“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即世界贸易。当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置身于世界市场，加入世贸体系。
这里所谓“各方面的相互依赖”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球化并不是共产主义。在这个互相依赖的世界里没有“免费的午餐”，分享利益者必须为全球问题尽其责任。正如政治经济学家马歇尔·麦克鲁汉所说，“在地球这个太空船上，没有乘客，我们都是乘务员”。
3．效应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效应有二：一是财富再分配效应；二是通货收缩效应。
前者是指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国际竞争力较弱国家的财富必然会被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再分配过去。后者是指随着世界总供给的增加，物价就会下跌，通货便会随之收缩。
经济全球化的通货收缩效应根源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总供给的增加。例如，当中国、前苏联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经济转型而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时，尽管世界的总需求增加了，但是世界总供给会增加得更快。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国家仅仅是在为本国居民而生产，而当它们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之后，它们将为整个世界而生产，因而其供给必定会随着生产力的解放而增加。
4．对政府的挑战
过去20多年间，中国的改革促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00亿美元左右，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说明中国对经济机遇抓得比较好。
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暂时获胜是靠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即人们通常强调的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的优势，幅员辽阔，资源充足的优势等。此外，还有两个被忽视了的优势：一个是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的人口最多，居民消费结构一旦升级，需求就迅速扩张（如家电、汽车、电子通信等），从而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使成本降低，提高了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个优势是具备了重点发展加工组装制造业的条件。中国从以轻纺工业、石化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到目前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势看，一批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加工组装产业正在向中国转移。如近年来颇具规模的计算机组装加工基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州地区快速形成。“中国制造”的有些产品在世界上已赢得声誉。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比过去更为严峻。加入WTO，对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规定了政府改革进展的时间表，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加快政府行政改革的紧迫性，这叫开放促改革，“改革开放”现在变为“开放改革”。
加入WTO是中国自主的、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潜力的认识和信心。但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WTO和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机遇和挑战同在。一方面，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另一方面，加入WTO后能否有效提升经济竞争力，是对中国的严峻考验，其中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突出。
首先，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我国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竞争要求进一步开放市场，其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而我国在国企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健全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其次，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要求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而如何把握开放的度，在全方位开放前，通过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力，是对政府能力的考验。
再次，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获利的机会多，受冲击力的风险也大。这对政府稳定宏观经济的能力、创造平稳市场环境的能力、危机治理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都是一个考验。
第四，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精简、人员更精干、决策更科学、政策更透明、廉洁度和行政效率更高。就是说，对政府管理的“软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中国政府管理目前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据报道，1996年，中国政府竞争力排列世界第24位，政府效率为第40位。
二、市场体制下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
1．政府职能转变的含义
政府职能是指政府的职责和功能。职责是静态的，功能是动态的。根据社会的发展和需求，政府的职责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所谓政府职能转变，就是指政府的职责和功能的变化与转换。它包括以下含义：
其一，政府职能转变，主要是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政府的阶级统治职能只存在一个强化和弱化的问题，关键要转变的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如政企、政社（社会组织）、政事（事业单位）分开就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和公共事业职能的转变。
其二，政府职能的转变，意味着政府管理权限的改变。如放权给地方，还权给企业，分权给社会，收权（行政权）授权（管理权）于事业。
其三，政府职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管理方式的转换。如变计划管理为市场管理，变单一管理为综合管理，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指挥命令为调节服务，变管理为治理。
其四，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意味着政府能力的提升和行政效能的最大发挥。如政策制定及其有效推行的能力和效率。
2．政府角色意识
从主观方面说，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效首先取决于政府的整体角色定位和政府官员的行政角色意识。在市场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定位应当是：在政治生活中，不是“中心人”而是“道德人”；在经济生活中，不是“经济人”，也不是“运动员”或“教练员”，而是“裁判”；在公共管理中，不是“划桨者”而是“掌舵者”。既不是无为政府，也不是万能政府，而应当是“有限责任政府”，即适当的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体。
3．政府职能界定
（1）政府不当作为和应当作为的领域。
私人领域，政府不当作为。因为私人领域产权界定明确，通行当事人自治原则。政府的责任是保护产权，保障人权，其余不得干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即是对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侵犯的形象说法。
公共领域，政府应当作为且可大有作为。因为公共领域产权界定不清，其管理责任只能是政府组织。公共事务政府不作为就是失职、违宪行为。公共行事无人管，就是政府缺位。
第三域，即介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社会生活领域，应该由第三部门（社会中介组织或称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去管理。第三域由于产权不易界定，政府应当介入，进行授权、规范和监督，即间接管理，适当作为。
政企分开的一个根据是政府不能干涉私域。企业的生产经营姓私，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后，也变成准私人领域。农民的种植自由不能干涉的根据也是农业属于私人领域。联产承包后，土地两权分离，产权明晰，政府可以指导服务，但不能干涉。
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过去政府管私人购物，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使其变成公共领域的事，票证就是政府补贴；现在管计划生育、扫黄打非，是因为它涉及国策、公德。某种意义上讲，政府管理职能的变化，就是私域和公域互相转化所致。
（2）政府职能体系
政府职能体系构成大致如下：
①两大基本职能——政治统治，社会管理。
②五项社会管理职能——建立法制基础；优化政策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保护环境。
③三项经济管理职能——收入再分配；资源再配置；稳定经济。
④四项管理运行职能——计划、组织、协调、控制。
（3）中国政府职能基本框架，可以概括为八个体系，分为三大职能：
八大体系——宏观调控体系；产业管理体系；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市场执法监督体系；国企改革和国资管理体系；社会公益事业管理体系；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管理体系；政治法律事务管理体系。
三大类——一般职能：指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应行使的职能。特殊职能：指中国国情条件下政府必备的职能（如就业与社会保障；缩小地区差别；经济结构调整；短缺资源的垄断控制；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过渡职能：是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需要承担的职能（如培育市场体系；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企改革），待市场完善后，将自行消亡。
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可简括为：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的概念是：现代经济学中对带有公共性的物品和服务的概括。公共产品的特性为：相对于私人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非选择性和生产的非竞争性。
从产品提供方式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互补经济制度。——由民间自由交换实现私人产品供给；由政府负责组织公共产品供给。
河南郑州的“馒头办”的失败，是政府组织供给私人产品所致。它违背了私人产品的市场竞争规律。一些市政府“花钱买岗位”解决再就业问题吃力不讨好，因为违背自由竞争双向选择的市场规律；说明就业岗位不能搞政府采购。
总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各级政府应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进行角色定位和职能定位；同时按照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职能调整和职能转换；把政府的管理职能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发挥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职能优势，树立政府的公共责任意识，提高政府的公共性。
三、中国行政改革与政府管理创新
1．20年来中国行政改革的简要回顾
20年来，中国行政改革过程可概括为“三大主题”、“四条主线”。三大主题为：打破计划体制框架；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四条主线是：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央地方权限划分；行政法制建设。
2．20年来，中国行政改革的性质定位
首先是一种适应性的他动型改革；其次是一种渐进性的过渡型改革（运用“费边战略”而非“休克疗法”）；再次，行政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职能革命”，而“职能革命”的实质是政府体制和管理制度的创新。
3．未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
首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隶属于和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体制是“议行合一”，政、治合一，政府和行政都是不确定概念，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一党执政又党政分立，党政分开又党管干部的政治体制下，行政管理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体制，当然不可能有独立的行政改革）
其次，不停地调整机构，不断地转变职能，将是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种常态。因此，行政改革将伴随行政发展的始终。
其三，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廉价政府，提高行政效率。
其四，政民关系的调整，将是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20年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主要表现为四种关系的调整：即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企关系、政事关系）
随着“治理”理论和“公共管理”理念的确立，政府权力向公民社会回归，逐步“还政于民”，将是未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趋势。因此，未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把重点定位于政民关系（政社关系）的调整，实现治权向社会的转移，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发展民主政治，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从而真正回归“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