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20世纪初叶的鼓浪屿地图，追寻历史的足迹，当时的概况尽收眼底，一览无余：面积只有1．7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有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领事馆；有和记、德记、太古、汇丰、合记等各国洋行在此设立的分行的住宅；有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等商行的办事处；有洋人俱乐部、洋人球坡、洋人墓地；有美国教会归正会开设的救世医院、日本的电报局；有英国的教堂、教士的住宅、控制操纵整个岛屿的洋人政府——工部局……甚至连码头的名称也被冠以，“美国领事馆”、“和记”等标明隶属他人所有的字样！这里一切都被“洋”化了，简直是洋人的天下！
为什么呢？因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互相争夺、互相勾结，加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卖国行径，自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起，打着“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保全主义的幌子，美国提出了把鼓浪屿开辟为“万国公地”的要求，继《厦门鼓浪屿公章》和《续订公地章程》生效后，鼓浪屿就沦为各国的“公共租界”，从此被人称为“万国公地”，实际上也就成了外国人的天下。
为了“专理界内应办事宜”，外国侵略者在鼓浪屿租界内设立了一个政权机构Municipal Council（市议会），译为工部局，由外国人组织和操纵。它不但有权征收捐税，掌管公业，还有权命令住在该地的中国人纳税，而且动不动就处以罚款。而且，他们还制定了“田地章程”，表面上管理租界内住房、卫生之类的事务，实际上是专门管理和约束中国居民。这只要从章程中所规定的几十种罚款就可看出来：水沟不通要罚款，盖房子不经工部局准许要罚款，没有营业执照要罚款，带武器上街要罚款——甚至连大声说话也要罚款，简直欺人太甚了！
再看看设的警察机构巡捕局，它更是专门保护洋人、镇压中国人民的机构：租界内如果有人“扰乱地方”，巡捕侦见，“虽未奉有票文，亦准随时拘究”，帝国主义者可以任意扣押中国居民，从来也不会犯法。凭借他们攫取的这些特权，外国侵略者豢养的这批巡捕、侦探，肆无忌惮地凌辱、欺压鼓浪屿居民。在他们第一天出巡时，一位鼓浪屿的农民挑菜在路上叫卖，印度巡捕说他违反租界章程，“当头一棒，脑浆迸裂，立时殒命”，而杀人凶犯却在帝国主义者的庇护下逍遥法外。
为了揭露帝国主义者在鼓浪屿的种种罪行，1909年（宣统元年），厦门的34个议员在联名提出的“修正《鼓浪屿公界章程》提议案”中指出：鼓浪屿居民“受外人之箝制，遭苛税之诛求，棘地荆天，凄怆无状”；外国侵略者一再侵犯我国的主权：工部局的常会“于我国人并无传知知会”；工部局擅自征收地租，抬高租额，“不经中国官之手”；中国官员在鼓浪屿出告示，还要“送工部局洋提调画押加印”；会审公堂已经完全被外国侵略者操纵，一切案件要听从洋提调的主意。工部局还设立了监狱，专门监禁“中国人犯”。在经济上，外国侵略者也违反条约，任意加捐，进行盘剥，“租税之重，以鼓浪屿为最”，其中房捐特别苛重，“贫户不堪其扰”。此外，印度巡捕任意违反警章，经常无中生有地擅自拘捕居民、调戏妇女、劫抢金银财物，而工部局的洋提调公然加以袒护。“既避割地之名，又得利权之实”，外国侵略者利用“公共租界”的名义，大肆侵犯中国的主权，激起广大爱国人士的强烈不满，人民群众自发地起来斗争。
1904年，由“跑马场事件”引发了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后的第一次反抗，广大群众“折断跑马场的栏杆、标杆，手持木棍、石块，齐声喊打”，要求“引渡凶手”，表现出对设立巡捕局与公审会堂的强烈不满；1914年，因日本流氓勾结鼓浪屿工部局的巡捕，无理干涉中国高店县挂中国国旗，广大爱国群众义愤填膺。又自发地进行了一场反抗斗争。人民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龙头街，示威游行，他们高呼“维护国体”、“收回鼓浪屿”等口号。并举行了罢港、罢市、罢工、罢课等活动。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基督教等宗教和教派迅速涌入我国并发展了起来。作为外国传教士来我国传教的门户之地，当鸦片战争第二次厦门战役的炮火“刚刚从地平线上消失”时，外国传教会就开始入侵厦门。
1842年2月，美国的归正会和公理会的传教士到达了厦门鼓浪屿，“传播神的语言”；接着伦敦会、大英长老会等也派教士前来活动。所以，岛上的居民后来信教的相当多，每到礼拜天，大人们就去教堂做礼拜，小孩来教堂参加“主日学”。当长到四五岁时，便进入教会办的幼稚园与蒙学堂学习。鼓浪屿教会频频活动，宗教气氛十分浓厚。
就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洋味十足、环境特殊的氛围熏陶下，林巧稚开始了她的启蒙教育。
“宗教意识的训练宜从小开始，要引导学生明道信主，使学生家长与教会感情融洽，为传教作导线”——基于此目的，以欧洲的幼儿教育制度为模式，外国教会在鼓浪屿开办了幼稚园与蒙学堂等教会学校。1906年，林巧稚被家人送进了由传教士韦爱利牧师夫人“韦师母”主办的幼稚园。
生性好动、天真可爱的小巧稚就在幼稚园里度过了两年多无忧无虑的生活。她体态玲珑、举止活泼。小脸蛋鲜嫩俊气，乌黑漂亮的眼睛，纤巧微翘的嘴唇，玉筝般的小手，清脆悦耳的童音，活蹦乱跳的身影，像春天田野里一株蓬勃、清新的麦苗，又像一只有着银铃般歌喉的小百灵鸟，整日唱着快乐的童谣。
要想去厦门。
或者更远些，
不能不去搭小船，
否则去不到。
划小船，划小船。
一齐来划这条金小船，
一齐来划这条金小船，
咱们要去很远很远！
大家一起划，
这条金小船。
不用力划这金小船，
就不能去很远！
用力击水，用力击水，
把水击得很高很高，
让天上飞来飞去的鸟。
把身上的羽毛全湿了！
这是小巧稚在幼稚园里学的第一首歌谣。在幼稚园里，小朋友们学的知识很简单，主要是唱歌、做游戏，表现好了还能得到糖果、饼干之类的奖励。小巧稚喜欢唱歌且聪颖开朗，经常领唱、领舞，大家就善意地送她一个绰号“哆睐咪”，父亲则昵称她为“丽咪”、“咪呃”。
父亲对小“丽咪”一向是最偏爱的。他不光给了巧稚满腔的父爱，而且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事事操心。作为她的启蒙老师，父亲还教她识文断字，并从ABCD入手，教给了她简单的英语知识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常识。在幼稚园呆了两年多后，林巧稚就在父亲的劝导下，上了蒙学堂。
自太初，有上常。造人类，创天地……
教会学校，“每日授课，当以圣经为重”。所以除了祈祷、朝拜外，在蒙学堂中，林巧稚不光学习了一些简单的英语、汉语，而且还学习了包括上述《基督教三字经》在内的主要以《圣经》为内容的用来拼厦门方言的罗马拼音课本。《圣经》的内容。就是从那时起渗透进林巧稚幼小的脑海之中的。
1908年，林巧稚在“福音堂”内参加了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这天，教堂里的祭坛装饰得洁白一新，学堂后面悬挂着红色的丝绒幕帘；祭坛右边放着一架竖式钢琴，为唱诗伴奏之用。在肃穆神秘的气氛中，手持圣烛的牧师从神坛上走下来，为她洗礼。
“孩子，我祝福你幸运地找到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不论你到哪里，上帝都会安慰你，给你带来福音。祈祷吧，求主给予你做一个善良、高尚的人和做诚实、友爱、仁惠的事的决心和力量！如果你有了邪念，我将和你一起忏悔，求主宽恕；你今生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为人做好事，拯救他们免于永恒的惩罚。愿上帝帮助你……”
巧稚的父亲早在新加坡读书时就加入了基督教。而今，小女儿巧稚也入了教，他心中备感慰藉。而小巧稚，也就是从人教的这天起，心灵深处开始刻上了深深的十字架，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由于父亲无视“男尊女卑”的态度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林巧稚从小就走着与同时代绝大多数女子完全不同的道路。鼓浪屿的明媚阳光，大海波澜壮阔的胸襟，时刻陶冶着她的性情。小小的巧稚一扫女孩子的纤弱，像个小小子一样，跟随哥哥们一道爬山，到港仔后的海滩边玩耍、游泳，嬉戏地追逐着浪花。看那展翅翱翔的海燕，听那汹涌澎湃的涛声，并在父亲“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诱导启发下，她默默地用心感受着这一深远的内涵。“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偏见虽在人们世俗的心中根深蒂固，但小小的巧稚并不屈服、顺从，也许是苍茫一色、翻腾怒吼的大海给了她博大的胸怀，惊涛骇浪的撼人威力深深地感染了她，巧稚在幼小的心底就萌发了反抗封建世俗浊流的种子，抗议缠足便是她“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缠足即裹足，“三寸金莲”是一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封建陋习。1895年，维新志士将革除缠足作为“伸民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成立了“粤中戒缠足会”并迅速扩大到各地；20世纪中叶，义和团运动之后的西太后新政中，清政府颁布诏令废止缠足。然而不忘祖辈习惯与乡规的林巧稚母亲的思想仍然很封建，在林巧稚四五岁时就要给她缠裹脚。在潜意识的支配下，小巧稚坚绝不让阿妈给自己裹脚。当阿妈把她的袜子脱掉，用热水浸泡了双脚后，长布条紧紧裹上，并打算用针线密密缝牢的时候，小巧稚就倔强地和阿妈开始了“九个回合的反复较量”，怎么也不让缠足。最后在思想开明的父亲的袒护下，才得以“解放”。父亲的鼓励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思想、言行，对幼小的林巧稚有着极大的启蒙与熏陶作用。
自打童年懂事起，林巧稚幼小的心房就被外面的世界所迷惑、所撞击：绿草如茵、红墙围起的“洋人球坡”，为什么只能供蓝眼睛的人寻欢作乐，门口却竖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刺眼石碑？他们为什么把中国妇女的洗衣篮子无缘无故地踢翻、踩烂，却理直气壮地扬长而去？外国人为什么辱骂中国劳工为“黄狗”？……她时而迷惑，时而难过，继而憎恨。特别是父亲带她到鼓浪屿的日光岩的水操台玩耍，当她听说这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挥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创造下不朽业绩的操练水师的旧址时；当她听说鸦片战争时，英勇的中国士兵搬起石头来砸侵略者，留下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时……她的钦佩之情便油然而生；在父亲的启发下，正直、争气、爱国的意识逐渐在她心中生了根、发了芽……
1911年9月，结束了蒙学堂的小学学习生活后，林巧稚进入厦门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女学）读书。紧靠海边的高等女学坐落在鼓浪屿的最南端，是鼓浪屿以至于整个厦门地区最好的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女子中等学校，也是由中国牧师周寿卿募捐创办筹建的教会学堂。因为它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水平高，所以生源很足，不少学生还从漳州、泉州、舍井等远地赶来求学。在这所榕树、芒果树环绕的三层米黄色的教学楼里，英语是最主要的课程，整个上午都是用英语讲授代数、几何、生物等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课程；下午学习历史、地理、语文、生理卫生、音乐、美术等课程。同时，定期请神父来校讲圣经，学生礼拜天则去教堂做礼拜，唱赞美诗，参加与教学结合的宗教活动。
在高等女学中，有一位英国籍的女教师玛丽·嘉凌（Mary Caring）。她头发金黄，眼睛碧蓝、削肩长臂，胸前总是挂着一枚金黄色的小小十字架。凌老师执著的敬业精神以及对林巧稚的谆谆教诲、热心培育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凌老师是学校创办人兼校长周寿卿从英国聘来的，她担任教务长兼英语教员。她的未婚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她没有再婚，而是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学生身上。她多才多艺，英语、手工、美术、音乐、钢琴等样样在行。她热爱学生，对学生要求甚是严格，教学也十分勤奋。她常教育学生说：
“上帝第一，他人第二，最后才是自己”。
“爱国应当表现在日常的行为当中，做好学生，念好书，求好学问，为国争光！……”
林巧稚在校期间，不光各门功课都学得不错，而且她还担任了学校篮球队的队长，带队代表学校参加厦门的篮球比赛还赢得了冠军。她那一口通畅流利、悦耳动听的英语深得凌老师的赏识。凌老师常给聪明好学的林巧稚看一些英文原版的文学名著，而对知识贪婪、孜孜以求的林巧稚也就是从那时起养成了床头阅读英文小说的习惯。
……
社会环境、家庭因素、宗教信仰、教会学校……在这种特殊氛围的熏陶、教育下，林巧稚就像一颗小草，顽强、茁壮地成长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