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仅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曾氏帐下有各种各样的能人，既有文人、武将、谋士，也有兴办洋务的科技人才；既有李鸿章这样通过正规科举出身的人才，也有放排工杨载福、愤青鲍超、师爷左宗棠这样的在野人才，还有塔齐布这样“根正苗红”的八旗子弟。这些优秀人才各具个性。但无论他们的个性怎样，曾国藩都能与他们友好相处，而这些人也都听命于曾国藩。这不得不让我们佩服曾国藩卓越的管理人才的能力。
曾国藩在用人方面有一些体会。“吾辈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人才靠奖励而出，即便中等人才，若奖励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则往往停滞于庸碌不能自拔也。”“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适用也。”“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另外，曾国藩还认为，天下人才“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
众人拾柴火焰高，曾国藩因为用人有方，手下人才辈出，这为他成就丰功伟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用才、驭才方面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这套方法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在管理中学习和借鉴。
使用人才应该扬长避短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应用其长。
——曾国藩格言
清代诗人顾嗣协曾写过这样一首诗：“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诗中道出了用人的真知灼见。历险用马，犁田用牛，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其中蕴涵着一条深刻的用人规律，那就是用人要知其所长、用其所长。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的能力再突出，也会有其所不能。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有其特长。曾国藩认为，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他人之力为我所用，才能成功。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
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出身、所从事职业如何，甚至其品德也可以暂不考虑，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所用。
唐太宗执政时，曾有人给他打小报告，说凌敬曾向人索取财物，有腐败的嫌疑。于是，唐太宗把魏征等人叫过来臭骂一顿，指责他们随便推荐不称职的官员。
别人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只有魏征很不服气地说：“我们向您推荐凌敬的时候，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这个人有学识，敢于谏诤，这是他的长处；喜好享受生活，好谋财利，这是他的短处。现在，凌敬为人写碑文、教人读《汉书》，以此为借口谋求财利。这和臣等所说的不正相同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您怎么能盯着别人的短处而看不到他的长处呢？”
每个人都有缺点，同样每个人都有优点。作为领导，应该善于发现下属身上的优点。
曾国藩手下有一个人，没有别的才能，就是会写字，写那种蝇头小楷，一天可以写12 000个字，而且还不必加夜班。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可用的人才，便把他招到帐下，发他三十两银子一个月。三十两银子在当时是很高的酬劳。
有人就对曾国藩说：我们这里写文章的人也就三十两银子，他也不写文章就是个誊抄员，还给他三十两，这有失公平。曾国藩说：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每天都有很多的公文，尤其是给朝廷发的奏折，特别需要一个善于誊抄的人才。他虽然不会写文章，但他的字写得好，且速度还很快，这些都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他既然能担当这个任务，就值得获得三十两银子，应该和起草报告、文书的人享受一样的待遇。
由此可见，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发现他人优点的人！战国时期思想家列子说：“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然则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可否，物有所通。”良才如美玉，虽有微瑕而不掩其光泽。用人所长，天下无不用之人。纵观古今，因善用人所长而成大业者多矣。昔汉高祖刘邦，论谋略不及张良，论将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不比萧何，却终能战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项羽，主要原因在于，他能善待人才，能用其长处而非求全责备。故在他麾下，骄狂跋扈的韩信能放手用兵，亡命天涯的张良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狗屠樊哙、布贩灌婴、车夫娄敬、强盗彭越等都有其缺点，却均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成为开国功臣。
然而，错误地用人之短，舍长用短，求全责备，就会导致浪费和埋没人才。曾国藩也有过用人失误的时候。
曾国藩曾让李元度把守徽州。曾国藩很清楚李元度不擅长带兵作战，他一再叮嘱李元度，在遇到太平军攻城时，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没想到，到了徽州后，李元度就把曾国藩的话抛到脑后。他不但没有固守在城中，急于立功的他还每天出城向太平军挑战。甚至当曾国藩对李元度不放心，又加派两千人前往增援时，李元度竟然让这两千疲惫不堪的援军，立即出城与太平军交战！
太平军将领摸清了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这使得李元度更加狂妄，于是大胆出击，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太平军于是乘胜追击，大举进攻徽州。这时，李元度还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轻率地打开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结果令徽州城只守了一天，便告失守。更严重的是，徽州失守使得曾国藩的大营被直接暴露在太平军的兵锋之下。幸好曾国藩急令李续宜带兵增援，这才稳住阵脚。在李元度惨败的事实面前，曾国藩只好将他革职。
事后，曾国藩对自己把李元度用在错误的位置上的做法非常后悔。正是自己“用违其才”，才毁了李元度的一世英名。
一旦用人失误，就会酿成大错。所以，我们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应该慎之又慎。为了能够更准确地使用人才，曾国藩将人才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并总结出各类人才的长处。
1． 节清之家
曾国藩认为，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在没有被任用之前就已经很引人注目了，众人也都乐意举荐他。待他显达之后，他会更加得到上下所有人的尊敬。他们的公德足以激浊扬清，他们的道德足以为人师表。这种人不会遭遇祸害，而会长久显达，为世人所尊重。他们处理各种事务井井有条，政绩与德行齐飞，声名和形象一色，让其他人肃然起敬。
这类人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特别是以道德教化为主的工作。但他们不善于处理具体的小事情。
2． 法家
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在他们还没有显达之前，会被众人猜忌。等到他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会畏惧他。他的功绩在于能够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他们还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叛扰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开化、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些地方的人人心耿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法家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用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刚暴。治理人民百姓不同于治理军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必须令行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一样。
3． 术家
术家之才，他们聪明多思，等到计谋成功时才会显现出本领。一般在开始时，他们深藏不露，然后才逐渐显露才华，并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显现出本领之前，一般人很难发现他们的才能，只有明主才能发现，并珍视他们的才能。等到他们建立功业后，就足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而当他们引退时，则会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这样的人才，神奇而不经常被用，有时会沉默无闻而不显扬。
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不论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的经济发展时期，他们都是一代奇士。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平无奇一生。乱世用奇，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4． 国家栋梁之才
这种人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行足以整肃社会风气，可谓一国表率；其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足可以匡正天下；其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文能诗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人才可以辅助君王掌管国家。三国时的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物。
5． 大臣或地方官之才
这样的人兼有德、法、术三才，但三才能力都不是很高。他们的德行只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他们制定法律只能治理一地一乡，他们的权谋只能处理一般事宜。
6． 智识之士
这种人在未发达时，会被一般人所容纳；而他们成功时，也能够为宠爱者所推许。
他们深于思虑，能力足可以佐助明主。他们在军事、行政、教化工作上能够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他们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他们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力上却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他们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这类人才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适宜治理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7． 臧否之才
这样的人善于辨别善恶是非黑白。他们在没有成功前，能够被一般人所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
他们公正无私，苛刻少恩，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他们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
他们也容易被毁谤者所怨恨。他们行事严厉而不宽容，有时先被人赞赏，而后被人疏远。
8． 伎俩之才
这样的人在没有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等到他们成功时，会被政府委以职任。他们能够清理繁冗，纠正邪谬。但其会让普通人劳顿、地位低下者疲惫。虽然做事细致，但不能保证安泰。
这类人才急功近利，如果去治理富饶之地，则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还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更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才是最为适合的。
9． 文儒之才
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传道授业的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辩之士都可归为此类。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以著书立说，流传千古，如司马迁之著《史记》；能传授圣人经典，激扬文理，却不能干预施政的人才是儒学教育之才；论事未必有道理，但应对自如，能自圆其说，或洒脱，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统的人，这类人属于口辩之才。
10． 骁雄之才
骁雄之才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在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方面则不够。他们属于政治上比较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刘邦手下的韩信和宋朝的岳飞都属于此类。
在利用上述人才时，曾国藩强调要特别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
总之，唯才是用，是用人的根本。曾国藩主张用人如器，即用他人的长处，同时避开他人的短处。以恶止恶，以暴止暴。有时，鸡鸣狗盗之徒在面对雄韬大略之人看来难应付的事时，最是得心应手。所以，不论是贤才还是三教九流之徒，只要能为我所用，都能派上用场。
领导要善于发现手下的才能，我们自己也要善于发现自身的优点，尽量发挥自己的优势，客观认识自己的缺点，扬长避短，让自己活得更加精彩。
驾驭人才懂得软硬兼施
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
——曾国藩格言
用人者都想用能人，但能人大多有一个特点，即“智者多诈，勇者多怒”。要使人才真正发挥作用，真正管理好这些人才，就要懂得两手都要硬，既怀之以德，施恩与赞美他们，又要严之以法，使用大棒与威望。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十八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刘铭传的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他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污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他便聚众为王，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刘铭传。于是，他便把刘铭传的队伍编为淮勇，命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了很多功业。但刘铭传的倨傲狂妄，也着实让李鸿章恼火。当曾国藩要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刘铭传一下。
果然，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的军队与另一悍将陈国瑞的军队发生了争斗。这可怎么处理呢？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以后还会内讧；处理吧，这是李鸿章的属下，并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还要倚重他。经过苦思冥想，曾国藩终于想出一个计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畏悸。这一招果然管用，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对于老师的这个办法，李鸿章心领神会。他后来也照着老师的办法去做，在剿捻成功后，他向清廷力荐刘铭传，让刘铭传得以任职台湾道员。
在台湾，这个桀骜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法军占领台湾的梦想破灭了。1885年，清政府把台湾改为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刘铭传是一名悍将，如果没有人能威慑他，他就会变得狂妄无忌。所以，曾国藩威慑他，让他的行为有所收敛。而当他立功劳的时候，李鸿章又暗合师意，奖励刘铭传。这样一来，刘铭传就不会与他们树敌，而一心建功立业。同样，曾国藩也是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让上边故事中的另外一名悍将陈国瑞听命的。
陈国瑞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转辗，他被收在蒙古王爷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他从未读过书，不知道什么是德，开口就是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手下都很敬畏他。
但僧王也是个暴烈、狂躁、喜怒无常的人。他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同样秉性的陈国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
等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在处理陈国瑞军与刘铭传军的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们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