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睫告诉我，她一直都没离开北京。
那个晚上，就是她终于下定决心，从四合院里“逃”出来的那个晚上——她反复告诉自己：她来北京，可不是陪着两个无聊的男人（也就是我和b哥喽）混日子的。她拿出从宜家商场“顺”来的大号购物袋，把自己可怜的几件衣服塞进去，然后背上米老鼠包，就算全套家当带在身上了。为了不吵醒b哥的那个小老乡，她轻轻地推开房门，像做贼一样走过院子。墙上的野猫咻地窜过，踩得葡萄架子一阵轻响。
可是当她小心翼翼地拨那大门的门栓时，背后还是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姚睫登时吓了一跳，嗷地叫了一声。回过头去，那个小妹子也嗷地叫了一声。她们互相吓了一跳。
“你要走呀？”小妹子说。
“……是呀。”姚睫说。
这个小妹子的脑袋很有意思，她也不问人家为什么走，而是径直问：“你走哪儿？”
这倒把姚睫问住了：“我也不知道。”
小妹子没有一点担心的样子：“那走好。”
姚睫突然想笑，然后拉了拉她的手：“帮我个忙好不好？”
“干嘛？”
“别告诉那俩人说我走了。”
“哦，反正他们来的时候也能发现。”
“赵小提这阵肯定挺忙的……等他发现，我可能已经在外地了。”
她和小妹子说好，相互嘿嘿一乐。但是姚睫开门的时候，小妹子却哭丧着脸，抱怨起来：“就我一人在这大黑屋了。”
原来她害怕了。说来也是，她还是个孩子呢，比姚睫还小。
姚睫说：“怕什么？”
小妹子说：“黄鼠狼。”
姚睫拍拍她的肩膀说：“你舅姥姥不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吗？没跟你讲过唯物主义么——黄鼠狼成不了精。”
小妹子只好点点头，然后姚睫就迈了出去。她快步走出寂静、清凉的胡同，穿过巷口的大槐树时，风吹树叶刷刷响，在黑夜里恍惚是在下雨。而当她走上大街，看到水银泻地般的灯光时，脚步便慢了下来，时间却像流逝得快了。才出来几分钟，她感到小院儿里闲散的生活恍若隔世。
姚睫对我说：“这真是一个适合逃跑、适合夜奔的时节啊”。
一辆空荡荡的、像被街灯照得通体透明的夜班车驶了过来，她想也没想就上了车。坐稳之后，她才开始琢磨起到底该去哪儿。离开北京回家乡去？这是一个切实的选择。前两天姚睫从“宜家”商场下班的路上，顺便去看过几处出租的房子，条件好的根本租不起，租得起的又不像个人住的地方，房产中介爱搭不理地对她说：“北京就这样儿。”此处已经无法容身，她呆在这儿干嘛呢？前两天她妈妈给她打电话，说成都小姨上班的那所学校在招老师呢，不妨回去参加一下考试。姚睫的专业虽然不对口，但好歹是北京的名牌大学，给孩子们上上自然课美术课想必还是应付得来的，拿份儿旱涝保收的工资，一年还有两个假期，这个前景听起来不错……
“可不知怎么的，一想到离开北京，我心里就特别凄惨。”姚睫又对我说。
至于凄惨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没混好就不好意思回去——作为一个女孩儿就这点好，没人会在这方面给你太大压力——而是因为她对北京已经太熟悉了。18岁来这儿上学，今年都23了，整整五年呢。这五年里，她用过功也逃过学，做过梦也撒过谎，住过豪宅也钻过狗洞，讨厌过一些人也喜欢过一些人……他想：就这么不清不楚地离开了吗？
“这姑娘，别出神了，到站啦。”那天晚上，烫了一头波浪卷儿的售票员大姐喊她。夜班车开得快，才刚过一会儿的感觉，已经到终点站了。
“这是哪儿？”她问大姐。
大姐哭笑不得地说：“你要去那儿？”
姚睫想：我要是回四川你们的车开得到吗？她便又问了一句：“这是哪儿？”
大姐叹了口气：“正义路，这儿是正义路——你没看天安门就在那边么？你拎着大包儿是要去北京站吧？往南再往东一绕就是。”
看来“天意”是让她走。她叹了口气，下车。大姐一边打着哈欠点烟，一边在后面提醒姚睫：“小姑娘家家的，大晚上去车站留点儿神。那儿乱！”
姚睫便懵懵懂懂地往南走。算了算了，既然都到了火车站，那就索性回家算了。迎面而来的，都是些刚下火车来北京的人，他们背着大包小包，埋头前进，并不看这城市的夜景。他们仿佛明白这儿不是他们的家，因此刚一下车，就打消了自己的好奇心。因为走得太急，姚睫的肩膀撞到了一个矮个子男人的身上，这人真有劲儿，把她撞得原地转了半圈儿。在一片天旋地转中，我仿佛看到西北方向，有一团艳红而璀璨的灯火……那不是幻觉，那是天安门。
这一撞，忽然让她动了一个念头：说来也真可笑，来北京几年了，她还没去过天安门呢。每次经过，都是坐着公共汽车一扫而过；上学的时候，系里还组织过团员来这儿看升旗，可大家都公然宣称这个活动太傻了，拒绝参加。她想：都要走了，看看天安门也未尝不可吧。
姚睫就揉了揉肩膀，掉转头，加入了往北的人流，朝天安门走去。
“也就是在那儿，我又看见了你，还有茉莉。”
“巧么？咱们之间，总是有这么巧的事儿。”
我听姚睫说着，忽然有了一种奇妙之感。那天晚上，我和茉莉也在天安门，我们说着往事，却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姚睫的往事。
刚开始，她在广场上踢踢踏踏地走，无所用心地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并没有见到我们。一对儿新婚夫妇大晚上跑到这儿来拍照，新娘子穿了身板儿板儿的西服套裙，还以为是大会堂溜出来的服务员，新郎则在烦躁地催她：“快点儿快点儿，广场边上不让停车，一会儿该让警察给拖走啦……”还有一些学生打着红旗，正在排练跳集体舞，一会儿排成s形，一会儿排成b字形。姚睫想：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时至今日还认为天安门有着特殊的意义，每当说起它，都会感怀点儿什么、咏叹点儿什么；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儿也就是个广场而已，它的唯一特点就是“大”，“世界上最大”又怎么样呢？跟县里面供老头老太太扭秧歌的广场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嘛。
那么姚睫属于哪种人呢？她也说不清楚。
就在这么想着的时候，她走到了广场的北端，抬起头，恰好看见了我，还有茉莉。我在长安街边站着，抱着我的前老婆。而茉莉的脸伏在我的肩膀上，翘着一只腿，两只脱下来的高跟鞋在手上一晃，一晃。姚睫也看见路上的汽车驶过，把我们照得一明，一灭。我们三个人在辉煌的广场上静默着。
姚睫吮了口茶，对我说着当时的景象：“我当时想：他们重归于好了吗？看起来是吧。”
“可是我们并没有……”我看了看她说。
“当时就是这么觉得的。”姚睫撇撇嘴，好像有点不满似的，“抱都抱了。”
她的语气让我心里一悸。我只好闭嘴，在这个以我前老婆命名、我开的、有来又被姚睫买了的咖啡馆——听她继续说着往事。
姚睫大大咧咧地承认，那天晚上，她莫名其妙地激愤了起来：你们好了就好了，干嘛要让我看见呢？而我呢，本来应该不在乎的，为什么心里有什么东西炸开的感觉？
她不知是因为恨我，还是恨她自己没出息。而她能做的，只有逃跑，再跑远一点。
回家去。她的心里只有这么一个念头了。姚睫神魂颠倒地背着包儿，快步往北京站的方向跑去。妈的，再见啦，天安门。
而那个晚上后来的事，就都像梦里发生的了。她撒开腿在北京的街头飞奔，也许边跑边哭，也许没有哭，反正也无所谓——流了眼泪，被风吹干了，也等于没流。跑进火车站，她冲开盘踞在门口的人群进去买票，那个疯狂的样子一定吓坏了不少人。
出人意料，平时排着长龙的售票窗口前，那天的人却很少，只有寥寥几个男人凑在那里。在一股蛮劲儿的作用下，姚睫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挤进了他们中间。加塞就加塞吧，都要离开北京了，还不能在这里撒点儿野吗？这个念头让她变成了一个混不讲理的人，一个男人操着河南口音喝斥她：“你干啥你干啥？”
她对他吼回去：“买票！你管得着吗？”
但是她刚掏出钱包，拿出钱来递过去，周围的气场突然就变了。余光能扫到的几张蜡黄的脸变了表情，四处八方都是皮鞋踩踏地面的声音。姚睫身边的几个男人朝各个方向四散而逃，远处传来哨子声、喊声：
“别跑别跑！”
姚睫也回过头去，和大厅里的其他人一起伸着脖子看：警察从不知什么角落冲了出来，玻璃门外还停着一辆红蓝灯交替闪烁的警车……再后来，她听到砰的一声，身体突然就轻了，两脚离地地漂浮了起来。灯光、人脸、电子屏幕在头顶呼啸着旋转，这感觉让她感到自己是一个体操运动员，耳边响起了宋世雄老师的声音：“……接一个团身后空翻转体一百八十度……”
最后，她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姚睫是被车站派出所里浓重的烟味儿熏醒的。她睁开眼，看到一只嗡嗡作响的白炽灯，侧面是一堵黄不拉叽的墙，斑驳得好像方圆十里的狗都冲着它撒过尿；墙上，挂着一张拙劣的宣传画，一个大头娃娃般的民警甩着副手铐，告诉人民群众“有事儿您说话”。
如果不是摸到了身下那张钢丝行军床，她还以为自己被人扔到男厕所里了呢：七八个男人排成一字长蛇阵，在我对面的墙下蹲着，人人都提着裤子。当然，他们也不是在排泄，他们只是被没收了裤腰带。烟味儿突然浓重了好几倍，呛得姚睫直咳嗽，一张黑眼圈重得像熊猫、歪寇着顶大檐帽的脸凑上来观察她。他几乎是把烟碰到了她脸上。
“醒了醒了，没大碍。”那老警察沉稳地说，“我说没事儿吧。”
“我这是怎么了？”她颤着嗓子问。
“自个儿都不知道啊？”老警察笑道，“你这小姑娘真够愣的，这帮人凑在售票口，你还敢往里扎，还加他们的塞儿，你不怕他们拿刀片给你破了相呀？”
姚睫头重脚轻地坐起来，发了几秒钟呆：“我被撞倒了？”
老警察对那群男人厉喝一声：“抬起脑袋！”他们立刻乖乖地仰起脸来，曲项向天歌。
“看看是谁把你撞了。”老警察说。
她低下头去：“不知道。我也没看清楚，稀里糊涂就倒了……算了算了，让他们走吧。”
老警察笑了：“你傻呀？光撞个人我们犯得着这么兴师动众么？这几个是票贩子。”他又问她，“你要去哪儿？”
“四川，先到成都倒车。”
“快看看票还在么。”
姚睫摸了摸兜，心里一惊：“钱包都没了。”
“那麻烦啦，麻烦啦。”老警察很担心地说，“肯定被谁给捡走了……你是回家么？有急事儿么？”
姚睫还没说话，一个蹲在墙角的男人忽然积极地喊起来：“大哥，我手头儿还有成都的票，还是软卧，要上铺有上铺，要下铺有下铺，要不您把我放了我给她票？”
“你丫是不是欠抽啊？”老警察斜眼瞪他，却又转回来问她，“这个方案可行么？”
姚睫心里突然想笑：要是往年春运的时候碰上这事儿，那可是意外之喜。还没有说话，那男人已经一手拎着裤子，一手举着票，半蹲着小腿快捣，来到警察面前：“我戴罪立功。”
“功不抵过，不过今儿晚上你可以不睡在尿桶旁边儿了。”老警察让那男人滚蛋，又对其他人说，“人家钱也没啦，你们看着办。”
票贩子们只好纷纷掏兜，凑了起来。老警察把那对票子收拢在一块儿，递给姚睫：“差不多吧？”
“多了。”她看着那十来张百元大钞说。
“多了就算赔偿你的精神损失费。”老警察笑嘻嘻地说，“他们今天还没出货，这些不算赃款，你放心花。”
保证自己“已经没问题”之后，老警察才把姚睫送出门。姚睫对他说：“谢谢您。”
老警察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真别谢我——本来应该给你叫救护车的，但是你知道，抓捕行动中误伤群众，那得算事故……咱们互相体谅吧。”
揣着意外收获的车票和钱，姚睫便懵懵懂懂地回到售票大厅。这里依然杂乱、喧哗，丝毫看不出刚刚发生了一场意外。她又走向刚才那个窗口，那里已经换了一个售票员。她问姚睫：“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姚睫说，“我退票。”
那天晚上她变了卦，离开火车站，坐上一辆夜里的区间车，一路向东驶去。她刻意没有选择经过天安门的路线，仿佛是在躲着什么。
“此后的日子说起来挺惨，但是过的时候也没觉得有什么。”姚睫告诉我。
过去她也问过我：“你也没俩钱，怎么过起日子来那么大手大脚？”我告诉她说：“男的就这样，岁数越大越顾影自怜，哪怕家徒四壁也吃不得一点儿苦。”而按照我的说法，年轻人的一大优势，就是禁得起虐待，“头天挨十个大嘴巴第二天一早保证消肿”。
“这话算是我听过最生动的一堂励志课了。”姚睫又告诉我。
留在北京以后，虽然兜儿里还有一小叠钱，但她也没舍得花，当天晚上找了家八十块钱的旅馆，又跟人家讲价砍到六十才住下。第二天早上，宜家商场打电话问她还去不去上班，她说不去了。
出门路过一家报亭，她犹豫了几分钟，最后还是买了一个新的电话号码卡，装到手机上。
然后，姚睫找了家黑网吧，在一群小伙子骂骂咧咧的枪战声中浏览招聘网站，找工作。她在本科时念的专业叫“城市环境”，现在才知道这个专管“设计城市”的学科有多么扯淡——尤其是在北京。北京是谁设计的？忽必烈、明成祖、康熙乾隆等等各朝皇上，寻常鼠辈哪儿插得上手啊。梁思成够了不起了吧？毛主席想在北京看大烟囱他胆敢反对，结果只能靠边儿站。娶一好媳妇儿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估计那时候对他幸灾乐祸的人一定很多。
姚睫这时候就开始后悔当初没考公务员了——据说有几个进了规划局的同学都开始受贿了。
她随后又想：设计城市没资格，设计点儿别的总可以吧。除了选修过大堆的人文社科课程，她还上过一年的美术设计课——现在看来，当初真是爱错了人呀，如果暗恋的不是董东风而是一个实用学科的老师，那情况可就不一样喽。虽然知道自己那两下子“底儿潮”，但她还是硬着头皮给一些广告公司、杂志社投了应聘函，几天之后，开始了走马灯一样的面试。
毫无疑问，求职的过程可谓惨烈。当姚睫迈进人家的办公室时，被问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你穿成这样就来了？”
她低头看看自己皱巴巴的牛仔裤、即将“开口笑”的球鞋，实话实说：“不好意思，我没钱买衣服了。”
第一印象已经让人不满意了，后面的事情就更别提了。也真不怪那些招聘的公司，人家要的是“有丰富经验的专业设计人员”，可她呢，连几个常用的电脑软件都不会使，看见苹果机的时候还问人家：“这鼠标怎么就一个钮儿呀？”被人家拒之门外，连她自己都觉得天经地义。而此时姚睫唯一的优势，大概只剩下“禁得起虐待”这一条了吧——一大学生，连售货员都干过了，还有什么跌不起的“份儿”呐？
因为学艺不精，她这时能干的工作只有在办公室里打杂。“那孩子，看看传真机响了没有。”“那孩子，这儿有份文件你打一下。”“那孩子，给楼底下饭馆打电话定个餐吧。”那家名叫《祝你好孕》的杂志的编辑们总是这样吆喝她，而她就要跑跑颠颠地给他们干这干那。
当初姚睫决定在这家杂志当勤杂，而没去《男人装（b版）》，唯一的原因是这边地处偏僻，都快到通州了，一套两居室住八个人那种群租房，每个床位只要交三百块钱一个月。一千来块钱的工资，不仅够活命了，还够洗澡和买卫生巾呢。可以干干净净地来月经，这是一个体面妇女的起码要求——她靠勤劳的双手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