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杂志虽然叫《祝你好孕》，编辑和美工也基本上都是女的，但很少有当过妈的。原因自然是忙。一群肚皮扁扁的女人一天到晚面对“羊水”、“宫缩”之类的话题，其精神折磨可想而知。人压力一大，有一些会暴跳如雷，有一些则会唠唠叨叨。有一次，一个暴跳如雷的跟一个唠唠叨叨的吵了起来，她说：
“你信不信我给你丫侧切了——侧切你那张嘴。”
不过除了喜怒无常，人基本上还是好人。因为家里没孩子，她们晚上下了班也常常懒得回家，除了吵架、拌嘴、传小道消息之外，也热心地交给姚睫一些工作上用得着的东西。那几本工艺美院出的教材，就是她在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处女的讲解下读完的。后来，她们发现姚睫的英语还过得去，便把一些翻译的活儿交给了我。有了翻译费，日子就宽松多了。
而找到现在这份儿工作，则是一年多以后的事儿了。当时她已经换了三个地方，其中包括：在《笑话荟萃》杂志当外文校对、在“路子野”广告公司当业务员、在“中华珍稀虫类保护基金会”当秘书。换工作的原因，也没什么奇特的，不是工资太低，就是领导太操蛋。虫类基金会的那个活儿本来挺不错的，地方在西五环外的农林科学院，院儿里的绿化别提多好了，还提供一个十五平米的单间小宿舍，夜里听着法国梧桐沙沙作响，感觉惬意极了。但是干了一个月之后，她的后脖颈子开始发硬、抽筋。
抽筋的原因，也不是伏案过久。姚睫的工作非常轻松，仅仅是把一些国内摄影家拍摄的虫类照片（蝴蝶产卵、母螳螂吃公螳螂之类的）制作成招贴画，配以英文说明，发到外国野保组织的信箱里。但是坐在电脑前干这些活儿的时候，她总感到脖子一阵一阵发麻。
怎么会麻呢？姚睫猛然回头，看见坐在她身后的基金会副主任匆忙低下头去。因为动作过急，他的秃顶发型乱了，几缕硬粘在中央地带的长发耷拉下来，让他的脑袋看起来像一只水母。
难道这人在朝她的后脖子吹气吗？这么大个人，还玩儿这么无聊的游戏，真是少见。第二天，她特意买了一面小镜子，放在电脑显示屏的旁边，想看他到底在干嘛。这一看，真是让姚睫不寒而栗——在小镜子里，她们的副主任，正欠起身子，以一种极其专注、极其深情，甚而带了一点幽怨的眼神——盯着她的后脖颈子看。
也许这位大叔落下这个毛病，是基于一段美好的回忆，比如说上学时暗恋过坐在他前面的女生之类的。但是从女孩儿的角度来理解，这可实在不容易让人接受。难怪他明明有自己的办公室却不去坐，非要在女秘书的后面安置一张桌子。
何况他这一往情深的“看”，来得还是那么频繁，那么长久。每每伏案写写画画不到十分钟，他那张像秃顶一样光洁、锃亮的脸就仰起来了，盯着姚睫，只是看。有的时候能看上半个钟头，眼都不带眨的。自从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姚睫的脖子——被“看”的地方——就开始不自在。在阳光明媚的上午，她刚刚做到桌前，那里便隐隐发麻了起来。为了抵御副主任的目光，她曾经试过穿着厚厚的、立领子的外套上班，可是无济于事。身后那两道目光，犹如x光射线一样无坚不摧，穿越衣物，直抵皮肤。
“妈的，我总不能背着一块二十公斤重的铅板上班吧？那不成王八了么。”
脖子的危机让她不堪其苦。发展到后来，它不仅会发麻、发硬，干脆疼了起来。有一天下班，她坐车到城里，找了一家盲人按摩，让一个带着墨镜的酷师傅给我揉脖子。师傅搓了搓，说：
“都打结了。”
说得她的经络好像一团烂绳子，被无可救药地捆在了一起。一边耐心地给姚睫揉，师傅还讲了很多关于脖子的知识。他说：“你知道什么人的脖子压力最大吗？”
姚睫说：“是打字员吗？”
“不不不。”师傅说，“赛车手的脖子最辛苦。”
姚睫说：“为什么？”
“他们加速、减速、转弯都太急了，全是脖子在受力。我给一个赛车手按过脖子，硬得像铁一样。”
而按照这个师傅的说法，姚睫的脖子难受，就是因为一天到晚都在“使劲儿”。他又问我：“难道你也飙车吗？小姑娘家家的，玩儿这个很有性格呀。”
姚睫心里叫苦：要是飙车就好了，什么时候砰地一撞，脖子咔嚓一声折了，倒也一了百了；哪儿似现在这样，钝刀子割头不觉死。她既没法把脖子练得像赛车手一样粗壮，也没法劝我们副主任像盲人师傅一样，带着墨镜上班。她只能逃之夭夭啦。
辞掉这个工作，说起来还真是舍不得。在姚睫干过的所有单位里，也只有这边不用加班、按规定提供“三险一金”的了；福利也不错，妇女节还发电影票，让姑娘们去看《虫虫特工队》呢。但是没办法，她已经开始自己吓自己了：谁知道那家伙什么时候看腻歪了，或者看得兴发了，就会做出什么呢？在很多美国犯罪片里，喜好肢解被害人的杀手都是这种貌不惊人、性格给人以粘稠感觉的中年居家男人。
下定决心后，姚睫立刻到商店去买了一只大号的双肩包。现在，她的“家当”比从四合院逃走的时候多了一些，但是这么一个包儿也足够了。她背着它回到宿舍，将乱七八糟的东西塞了进去，然后又去办公室取水杯、u盘和几本书。
为了不惊动农科院的保安，她没有开灯，凭着手机的光亮，在办公桌上摸索。但就在拉好背包拉链的时候，灯突然亮了。姚睫屏住气，回头，看见副主任亮闪闪地反射着桔黄色的光，站在门口。
她想：他是跟踪我来的吗？还是仅仅回来拿什么东西？或者他有晚上在办公室消磨时间的习惯？这时她又想起了变态杀人狂这个事儿，弄得大气儿都不敢出了，只能直愣愣地看着副主任。
副主任倒像没事人一样跟她打招呼：“背这么大个包儿干嘛呀？”他的声音如此和蔼，真是吓死人了。
姚睫说：“我……要走了。”
“走？也没请假呀？家里有什么事吗？”
姚睫咬了咬牙，扯谎道：“我不在这儿工作了，有个外企要我了。”
副主任吁了一口气，说：“那边工资高吧？”
她点点头。
然后副主任就做了个“请便”的手势。对于基金会来说，姚睫这样的外聘人员毫无重要价值，换个新人接班也就是两三天的事儿，因此可以来去自由。她像得了大赦一样背起包，溜着墙根要走出去。
“对了……”副主任突然在背后叫她。姚睫只好“咚”地一声站住，后脖颈子又开始作痛了。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呀？”她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姚睫赶紧说：“哪儿有，哪儿有。”为了缓解脖子的压力，她转过身去对着他。
没想到，看见的却是一张悲怆的、如同受了多大迫害似的脸。那一瞬间，姚睫觉得他的鼻涕都快流下来了。
“其实我……我们这代人，真是不容易呀……”副主任说。
听到这话，姚睫就不害怕了，转而想笑。这明明就是电视剧的路子嘛——一革命队伍里的中年男人深情地对女学生、女文工团员、女打字员说：“其实，处长也是个不容易的男人……”然后的台词大概就是：“我们这代人，都是包办婚姻……”“……根本不懂爱情！”到底是电视剧写得太真了，还是眼前这老男人被电视剧熏陶得“假”了呢？总之，面对眼前这情境，姚睫能做的只是咬紧牙关，把嘴唇抿得紧紧的，以免一个“喷口”笑到他脸上。按照电视剧的路子，再往下也许还要写这个煽情男人和原配的关系、和子女的关系、第三者和原配的关系、和原配子女的关系……但是她可没义务陪着一个老男人意淫了。她得走了。
“……我们以前都是知青，你懂什么叫知青吗？”看到姚睫不说话，副主任倒越来越入戏了。
姚睫赶紧对他说：“您省省吧。”
“你说什么？”副主任挨了一棒子似的说。
“谁他妈容易呀？可是不是谁都像您这么爱抒情——已近近乎于邀宠卖俏了您不觉得么？”
说完，姚睫紧了紧背包带，埋头跑了。出门时，背包几乎把那男人撞了个跟头。走出农科院的大门，她才稍微有点后悔：也许秃顶副主任并没什么坏心眼儿。他在生活里琢磨的东西是如此贫乏：上班琢磨琢磨领导和同事，琢磨琢磨女下级，下班琢磨琢磨电视剧，琢磨琢磨房子、车、家用电器——老婆是没有什么琢磨的必要了。一个脑子里只有这么点儿东西的人，能坏到那儿去呢？被戗戗一句，也许够他沮丧好几天的呢。
但是姚睫可不为刚才的粗鲁而后悔。她有权力对让我别扭的人或事情说“不”。要是放弃了这个权力，生活里就不剩下什么了。
但没多久，夜奔的兴奋感便丧失殆尽了。看着幽暗的路灯，她叹了一口气。又得找工作了，今天睡觉的地方还没着落呢。
而姚睫说，她找到后来这份工作，也纯属运气。当时她到望京去面试一家影视公司，被两个鞋跟三尺高的大妞儿淘汰之后，有气无力地在街上溜达。在北四环辅路的一侧，她忽然看见了“宜家”的招牌。
这商场搬家了吗？在城市的边边角角晃悠了半年多，姚睫都没听说过这个消息。原来在马甸的时候，大家都抱怨那儿太堵，一天到晚有顾客为了争抢车位打架，现在看起来是好多了，新商场宽敞、高大，就算大减价，也不会造成区域性交通堵塞了。这可是她“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呀，姚睫心里涌起一阵凄凉的温暖：战斗了这么长时间，日子还是过成这幅狗屁样子。原来在这儿卖东西的时候，她就总想，有了稳定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买套家具布置房间，现在连这个小理想也没实现。
进去歇个脚也好。她回忆着瑞典大肉丸的味道，满嘴生津地转到了三楼的“样板间”，找了个沙发舒舒服服地靠上去。因为不是节假日，商场里非常空旷，新招来的售货员也像她们当初一样，或者三三两两地小声聊天，或者捧着本杂志在角落里看，只要你不是脱了衣服睡觉，就不会有人来管你。
而讲到这儿的时候，姚睫的语速忽然慢了下来。她说自己当时望着曾经讲解过一千多遍的“克拉拉”牌台灯，两眼无神地发了会子呆，然后就睡着了。
“在梦里，我看见了一年多以前的那个春天，一个满脸颓丧的男人靠在‘宜家’商场里同样的沙发上，打瞌睡。他看起来百无聊赖，又满腹牢骚，他对整个儿世界都是爱搭不理的。那天，当我找到你的时候，你这家伙居然在人来人往的大厅里睡着了。即使睡觉的时候，你还嘟嘟囔囔的，仿佛在嘲笑着什么人。”
我明知故问地说：“你说的那男人……是我么？”
“还能有谁呢？”姚睫突然往前凑了凑，盯着我，像说一个秘密似的问，“那时你在‘老宜家商场’睡觉的时候，做梦了么？”
我有点不知所措：“做了……”
“梦见谁了？梦见了茉莉还是……别人？”
“……都梦见了。”
“我也做梦了，巧吧？”姚睫像说绕口令一样道，“我在‘新宜家商场’梦见了你在‘老宜家商场’梦到我时的景象。”
“你这话说得很像卞之琳的那句诗呀……”我看着姚睫炯炯的眼睛，慌乱了起来，“我们的梦重合了，多巧……”
“对，多巧。”姚睫以“着重强调”的口气重复了一遍，然后继续讲起了她的事情。我暗中舒了口气。
当时，她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在“宜家”打着盹儿，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个声音在头顶上响了起来：“嗨，嗨。”
姚睫却几乎不敢睁开眼——因为刚才那个梦。她害怕见到谁呢？
“嗨，嗨。”梦外面的人却又小心翼翼地捅捅她，用英语说，“你怎么在这儿睡觉呀？”
姚睫疑惑地睁开眼，随即哈哈笑了。在台灯一侧，李宝塔那张撒克逊人特有的、红光满面的胖脸正对她和善地笑着。
李宝塔这人，姚睫对他的评价是“比较厚道”，就像大部分欧洲农民一样厚道。这厮的本名叫托尔-李，以前来中国做橱窗设计师的时候，姚睫曾经作为宜家商场销售部门的翻译陪同过他。后来，他还给她介绍了两个设计公司去“实习”。可惜后来糊口要紧，姚睫想当一个设计师的念头就被搁下了，他也没打招呼就回英国了。
而这家伙之所以有了那样一个古怪的中文名字，还是姚睫的功劳呢：
“你的名字和tower谐音，就叫李宝塔好啦。”
她还告诉他，中国有位托塔李天王，可见这个名字很威猛。但是后来，他又听说给小孩儿打蛔虫的药叫“塔糖”，就很沮丧了：
“我这个样子，怎么可能让人想起李天王呢，塔糖还差不多。”
李宝塔胖胖的，长了两个笑眯眯的酒窝，一激动就容易流鼻血，这是在他的老家挨了足球流氓一记痛击的后果。这么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再配上这么一个傻呼呼的名字，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橱窗设计师——的确如此，他当初从苏格兰乡下跑到伦敦呆了好几年，根本接不着什么活儿，所以中国这边一缺人，他就屁颠儿屁颠儿地奔过来了。
“你怎么又来啦？”在宜家商场，姚睫问李宝塔。
李宝塔实事求是地说：“你们这边人傻，干我们这行的钱好挣。”
姚睫替中国人辩护：“那是因为我们看外国人都是一个样，分不清谁长得老土，谁长得时髦——看你和看范思哲基本是一样的。”
李宝塔美滋滋地说：“所以我才这么爱中国。”
姚睫回敬道：“我们也把不少国内没人要的眯缝眼儿女性出口给你们了。都是变废为宝。”
随后，李宝塔又问姚睫干什么呢。姚睫坦率地说，失业呢。李宝塔听了却大喜：“要不跟我一块儿干吧。”
原来这个英国土鳖真的相信中国人比他还土鳖，这次回来，居然开了一个设计工作室。只不过他能付得起的工资太低了，根本找不到像样的人，到现在公司只有他一个“首席设计师”——基本处于赋闲状态。
而姚睫立刻回答他说：“只要你允许我住办公室就行。”
“你可真是太惨了。”
“彼此彼此——你要阔了也不至于到这儿买家具。”
就这样，姚睫作为“中英艺术合作社”的助理，开始了设计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她真的在位于机场辅路一侧的工作室住了一段时间。随着“七九八”的兴旺繁荣，全国各地的伪艺术贩子都往那边扎堆儿，朝阳区的农民也顺应时势，腾出了一间又一间红砖大瓦房，租给他们这些人。李宝塔的“工作室”也就七八十平米大，堆满了三合板和玻璃胶，乍一看去，分明是家野鸡装修队的库房，人在里面呆长了，会被漆味儿熏得眼泪汪汪。而西方国家再穷困潦倒的家伙，对生活要求也都很高，“很懂得把自个儿当人对待”。李宝塔自己住在酒仙桥附近的一间涉外公寓里面，交完房租，连在报纸网站打广告的钱都不剩了，为了给公司拉活儿，还得由姚睫站在尾气冲天的京顺路上，往那些烦躁的司机手里塞小广告。
和她一起干这事儿的，还有一些东北口音的小伙子、小姑娘。他们熟练地在车流里穿来穿去，喊着：“大哥，六环路旁边的好房子，到国贸二十分钟车程……”
有的司机骂道：“放屁，二十分钟，我连这个灯儿都过不去。”
而更多的人则知道骂也没用。只要你摇下窗户抽颗烟，那些花花绿绿的“楼书”就会像蝴蝶一样飞进来，号召你去五环路、六环路、秦皇岛甚至海南岛置业。如果你足够有钱，全国各地都会有你的家和丈母娘，但眼下的你却只能疯狂地转动着方向盘左扭右扭，期望从两三辆横冲直撞的大公共的车轮之间穿过去，快速赶往下一个堵塞的路口。
在马路上站得久了，姚睫也摸索出一个小窍门，就是跟着那些卖房子的人行动。当他们热情洋溢地敲开车窗，司机还没有来得及破口大骂的时候，她也把自己手里“知名工作室，英国设计师”的宣传单塞了进去。而在她后面，还会有“男人要补肾，补肾找阳根”、“德国神油日尔慢”之类的小广告、小报纸。大家合作得倒也愉快，一个东北大哥笑嘻嘻说：
“这就叫产业配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