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所谓的农民，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拼贴的镜像，是你们凭空想象出来的。”那次我们在他办公室谈完工作，他主动跟我说起这个话题，“你们这些整天口口声声爱农民、怜悯农民的人，在你们想象里的那个农民勤劳、善良、隐忍、宽厚，总之，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都集合在他身上。可是真正有一个满身汗味的农民走到你们跟前，你们马上会捂着鼻子躲开；如果你握一下他们的手，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找洗手液洗手。可是，我天天要跟他们待在一起，是你们了解农民还是我了解他们？是你们爱他们还是我爱他们？”
我告诉他，这完全是两码事，正如热爱正义事业的人不一定非要冲到浴血奋战的前线。可能某个具体的农民并不值得同情，但是对他们的关心依然是大家共同的情感，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他同意我这种说法，但还是坚持认为，他主张把农民“赶进”城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你知道吗，每个月即使他们只有一千块钱的收入，也几乎是每亩地一年的收入，这不仅仅能解决脱贫的问题，上学就医都能解决了。所以这样的选择是理性的，你回去可以和你老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理性的人每时每刻都面临着选择。就像目前，我可以选择结束争论，也可以选择不。”
这年的寒假，老公把女儿带到了这个县一起搞调研。对老公的这份热情，女儿一直嗤之以鼻，包括我的挂职锻炼她也作如是观。在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眼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不，”她说，“把这些说成是闹剧算是夸你们了，说是一厢情愿的意淫更贴切。”其实，我喜欢她辛辣的语言和尖锐的思想，这常常使我的写作调转方向。
不过在看了几个困难户之后，她喋喋不休的讽刺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我们到的第一家是个三口之家。男主人过去在城里帮人家开货车，一次车祸致使他高位截瘫，屎尿都拉在床上。女主人的手由于长期泡在水里洗涮，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腰肌劳损，骨节粗大得吓人，腰都直不起来。家里只有女儿还算个正常人。当我先生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时，他们的回答是：“没有不需要的！”
第二家是一对捡破烂的老人，收养了四个残疾儿童：两个侏儒，一个兔唇，一个肺结核患者。两个老人靠每天捡破烂的收人养活他们。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患肺病的孩子正躺在床上咳嗽，离很远就听见他拉风箱一样的哮喘声。这个孩子面部潮红，头上汗津津的。我们站在他面前看着他，他也用眼窝深陷的眼睛看着我们，黑眼仁有一种死亡的光芒，亮得让人心疼。老人说，他每天下午都发烧，吃了药也没多大用。我说，好像政府有个专项救助，就是专门针对结核病的。老人说，知道，不过政府规定得拿到市里的证明才作数。如果到市里去，光花费就得成百上千，他们拿不起。这时女儿从包里掏出一千块钱给他们，让他们抓紧时间去检查。
第三家的生活状况更是让人惨不忍睹。这家的男主人跟着人家上山打板栗，回来的时候车翻进了沟里，十三个人到现在都没找到尸首。女人也撇下五个孩子扬长而去。孩子们跟着风烛残年的爷爷生活。屋子里几乎没一样像样的东西，室外的光线透过残缺不全的窗口照着阴暗的室内，看着就像好莱坞的劫难后剩下一堆废墟的片场。两个大点儿的女孩子上学去了，剩下的三个孩子木呆呆地看着我们。就是在那里，女儿被深深地震撼了：“真想不到……怪不得……”我觉得她肯定在心里试图把自己和她生活圈子里的人与这个残破的家庭拼接起来，但她的努力显然失败了，这巨大的反差使她陷在一种矛盾的虚无里。她主动把汗湿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一直到往回走了很久也没说一句话。
快到县城的时候她提出来要去西部当志愿者。我和她爸爸都没有说什么。
晚上周书记陪我们吃饭。女儿突然提出了一个想法，她建议电视台搞一个栏目，叫“一百个人的过年梦想”，把这些人的生活困境和他们过年的愿望通过电视反映出来，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从而帮助他们过一个充满爱心的春节，然后在县里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把其中的经典节目植入进去，以达到“在欢乐中抒写悲苦”的强烈艺术效果。
我对她这个想法在心里还是首肯的，她的想法也得到了电视台的一致赞成。过了没几天，电视台“大爱汝东——圆你过年的梦”的大型公益节日如期推出，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患关节炎的母亲说“我需要一台洗衣机”的声音刚落地，下面飞播字幕打出来的手机互动，竟然有一百多个人愿意帮助她圆这个梦。那个捡破烂的老人带着四个残疾孩子出现在屏幕上，我相信所有观众的心都被震撼了，他过年的愿望是：“吃一顿大肉饺子，给每个孩子买双鞋。”手机信息应接不暇，电视台打出了这样的字幕：“因观众所发信息过多，致使信息平台出现拥堵故障。”
到了春节晚会上，又把这个活动推向了高潮。那个因车祸而高位截瘫的病人被推到了舞台上，他们一家三口在聚光灯下泪流满面。这个病人说：“谢谢你们的关爱能让我们度过一个温暖的春节，我的心给你们跪下了！”他的女人真的在镜头前跪下了。这个朴素的动作，让台下热泪横飞，掌声雷动。一个企业家走上台动情地说：“你这一辈子的轮椅我都包下来了。”
捡破烂的老人带着四个孩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背景音乐《爱的奉献》如梦幻般响起。四个孩子都穿上了新鞋新衣服。那个患肺病的孩子依然瞪着漆黑的眼珠看着这个喧闹的世界。在他们转身走下去的时候，县里从北京请来的两名歌星走上台来，捐出了她们当晚的全部所得。
让我遗憾的是，那个爷爷领着五个孩子的家庭始终没有露面，电视台的节目没有他们，春节晚会也没有。大年三十的上午，和女儿离开县里回家之前我专门去了一趟。五个孩子都在家，围着爷爷包饺子。这个家虽然困苦不堪，可是依然有着幸福家庭的其乐融融。看到我进来，老人赶忙站了起来，孩子们坐着都没动。我让司机把我带来的东西拿下来放进屋里，孩子们依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站了几分钟，我走了出来，站在院子里跟老人拉家常，一个声音突然从屋子里飘了出来：“阿姨，你们走吧，让我们安静地过年！”声音有点激动，也有点胆怯，甚至还有点愤怒。我重新走到屋子里，看着这几个手上沾满面粉的孩子，我说：“我来没别的事儿，也不是公事，只是想趁过年看看你们。”那个大点的女孩站了起来，她有十六七岁的样子，跟我的女儿差不多大，冻得红彤彤的小脸上挂着泪痕，胸脯一鼓一鼓的。她说：“我们不需要。”我走到她面前，试图去拉她的手，被她躲开了。“为什么呢，孩子？”“不为什么，”她扭头看着墙壁，“我们只想过一个有尊严的春节。”我大为惊奇，说：“孩子，这跟尊严无关，每个人都可能遇到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包括我在内。”这姑娘依然没回头：“我们也需要帮助，可不是这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我问。“我弟弟没钱交学费而被逐出校门，我爸爸失踪没人管，你们都在哪里？我妈妈为什么出走？她到政府跑了上百趟，没一个人管我们。”
这时我女儿过来插话说：“小妹，关心别人是不分时候的。”那个女孩停了一会儿说：“是这样子吗？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只有到了春节才能看到你们的笑脸，摸到你们温暖的手？可是你们知道吗，当你们在电视上拉着我们的手笑的时候，我和妹妹却在底下看着你们哭。你们从来没想过，把我们一家人的痛苦拿去展览我们会是什么心情。我爸爸每年都要在电视上死一次，妈妈每年都要在电视上跑一次，”她用手指了一下我女儿，“换你你能承受得了吗？”
这样的话不仅仅是愤怒，简直算是仇恨了。现在小孩子们的早熟，着实让我吃惊。我以为女儿会跳起来，但她却默默地拉着我的手往外走。老爷爷跟着把我们送出门外。我坐上车，看他站在寒风中目送着我，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母，也一下子明白了他们的心情。我又跳下车，把过年给双方老人准备的红包掏出来给了他。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语无伦次地说：“孩子不懂事，您别生气……过了年她就该去打工了。”
在他的语境里，出去打工就是长大了，成人了，懂事了。
在路上，女儿手脚不停地发着过年短信。我说：“孩子，别发了，我心里堵得难受。”她说：“我比你还难受。”“我们的难受不一样，你难受是受了刺激，我难受是感到无助。”女儿停止了动作，说：“不是的妈，我觉得你们彻头彻尾地错了。其实，拿人家的苦难作为你们爱民如子的表演道具，让人家每年都陪绑，并不是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悲哀是，你们凭什么不经人家的允许就可以随便推开人家的门怜悯人家？就因为你们是领导，就因为人家是穷人吗？”
7
张和平所叙述的刘万福杀人事件，远比那天我在半山羊村听来的沉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它缓慢的生长过程，充满着远远比故事大得多的张力。
刘万福与刘七的恩怨从上一代就结下了，那时刘七的爹是大队支部书记。已经做了爷爷的刘七爹，看上了刘万福的一个小姑，就在一次村里组织的冬季兴修水利工程的工地上，把她给强奸了。但是这事儿到底是不是强奸，刘万福一直很迷惑。因为那时候在村子里，小姑可以莫名其妙地不参加集体生产。她待在家里，一会儿刘七爹就踱过来了，叼着一根烟，胳肢窝里夹着一本记工本。刘万福知道，只要他拿笔在这本子上画一道，你就可以得到一天的工分，价值一毛多钱。
后来小姑远嫁到山那边的安徽省去了，据说小姑夫曾经给刘七爹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小姑夫肯定不会说，刘七爹也因为患睾丸癌被耗得皮包骨头后一命归阴（他死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说，死在这上头真是报应）。只是有一次小姑夫来走亲戚的时候，一家子人正在吃饭，刘七爹忽然蹿了进来，进门就把桌子掀翻了，然后冲上去扇了小姑夫一个耳光，骂道：“你他妈的不是告我强奸你老婆吗？告去啊，我就是强奸了，我看你能把我咋地？”刘万福记得他爹赔着笑脸把骂骂咧咧的刘七爹劝走了。小姑夫捂着肿胀的脸，半天没说话。
作为小孩子的刘万福的疑惑是，如果是强奸，小姑干吗在家里等他？如果不是强奸，那么她干吗要告诉小姑夫？长大了他才咂摸出这里面的道理，估计是新婚之夜那一关小姑没过去，被小姑夫审了出来。小姑夫一气之下写了封信给刘七爹，才出现后来的那一幕。
等刘万福能想明白这个事儿的时候，恩怨已经移植到他们这一代了。从煤矿回来后他结了婚，婚礼的第二天他就领着新媳妇到田里干活，也算是冤家路窄，在路上正碰上刘七。他跟刘七还是小学同学，小学毕了业他就辍学了。刘七一直上到高中，毕业后凭他爹的关系跟着公社书记当通讯员，后来因为跟打字员乱搞被清退了回来，在家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看见刘万福两口，刘七踅了过来，说：“大眼，都说新媳妇长得漂亮，这一看才知道嫂子长得果真不错啊！”说着就动手动脚起来。刘万福说：“刘七，咱俩可是从来没开过玩笑，这儿也不是开玩笑的地方。”刘七听这话并没恼怒，还是笑嘻嘻地说：“我没赶上闹你的洞房，今天刚好在这里找补一下。”他眼睛看着刘万福，趁他媳妇不注意，忽然扭头猛地一下把她的裤子褪了下来。新媳妇里面没穿内裤，羞得尖叫起来。刘万福说：“刘七，你不能……”话还没说完，刘七又去扯她的上衣。老婆哭着喊道：“大眼，你还是个男人吗？”刘万福赶紧过去推刘七，刘七一个趔趄倒在稻田里。他从水里爬起来，指着刘万福的鼻子骂道：“你他妈找个破货还跟捡个宝贝似的，你看她屁股这么大，像个处女吗？戴个球绿帽子还这么嚣张！”刘万福说：“你再瞎扯我撕碎你的嘴！”刘七没敢再过来，只是点着刘万福说：“有本事你过来撕撕看看！”还没等刘万福冲过去，就被他媳妇拦住了，媳妇说：“别跟小人一般见识。”刘万福咽不下这口气，拉着媳妇去了派出所。
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在派出所遭到了一顿奚落。人家警察说：“你们怎么这么经不起闹腾？新婚三天，天地闹翻。如果都不跟你们闹，你们这婚结得多没面子？”刘万福说：“要是只有我自己遇见这事儿也就拉倒了，算我倒霉。你们知道他在村子里祸害多少人吗？现在正赶上严打，你们不打这样的坏蛋，光抓那些小偷小摸的算什么啊！”警察立马严肃起来：“你说话得负法律责任，他犯了什么罪你现在就可以举报，但是诬告是要反坐的。”刘万福想了想，说了几件事，警察说：“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够不着犯法。”他也实在想不起来有什么大事，只好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从湖北车祸出院之后回了家，刘万福彻底断了进城的念头。在弟弟妹妹们的帮助下，他买了辆农用三轮车给人家运建材。有一次他拉了一车石子正跑着，看见一辆越野车横在路上。他下了车走过去，看见刘七带着一群人坐在车里。大热的天，刘七头上还歪戴着一顶帽子。刘七说：“老同学，你在大城市待习惯了，咱乡下的规矩你还不知道吧？”刘万福说：“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确实不知道。”刘七的一个小喽啰拉开车门跳了下来，走到刘万福的车子前面举起手里的一把锥子，把刘万福的三轮车的轮胎全捅破了，然后用锥子点着刘万福说：“这个规矩你不知道吧？你以为咱们这么大个半山羊都是你们家的一亩三分地啊？”说完这帮人扬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