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次虽然是“李校长”的旧游之地，但这次重来，处境、心情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东北是根，北京却是浮萍，一切都得重新干起。
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职业，找职业得先找人帮忙介绍。
他想来想去觉得先找他的老师胡适先生，但是胡适先生没理他（1）（胡适是不帮人介绍职业的，但对有成就的人，他会主动帮忙）。
于是，就只好自己找，找来找去，找了一阵，终于在西城法部找到了一差使。（2）但他家只能住在东城——东四十二条门楼胡同，（3）为了省下车钱，他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4）下班回来时，每天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一一他父亲——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一一李敖——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5）
生活的艰苦很快伴来了时代的艰苦一一北京也不对劲了，日本鬼子的魔手自东北南下……
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6）他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却没有停止。（7）（8）
这时，他在法部做科员，因为极有才干，被上司看在眼里，开始大力提拔。（9）三四年间，他就从法部科员升到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分局长；（10）他的家也从东四十二条门楼胡同搬到了内务部街甲八号，（11）不久后，又从内务部街甲八号搬到了同一条街的甲四十四号。（12）
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面积不见得很大，但住房间数不少。大体分成三排，房子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一进大门是个很大的门洞，左边有个院子，地上铺着整齐的方砖，院子北面是第一排两间套房，其中外间较大，里间有个小门通门洞。院子东侧有一排窄长的矮房，上半截都是玻璃，可以做暖房种花用，也可以用它做储藏室。
院子南面走上去四五级台阶就是正房了，正房面积不小，北半边是很大的一间客厅，南半边是两间卧室加走廊，全部正房都是地板地。南边走廊通向第二个院子，院子当中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甬路，将正房与南房相连，甬路使第二个院子分割成两半个，并且高出院子三四个台阶，东边半个院子可以放酱、缸，烟煤之类，也可以用作小孩拍球或跳绳的场所，冬天如果浇上水的话还可当溜冰场，过年还可在那供天地爷。西边半个给小孩舞刀弄枪倒不错，再往西就是饭厅、厨房和卫生间了。
南房是最长的一排，应当算有五间另加一个走廊，也都是地板地，东边三间连在一起面积还真不小；西边是两间卧室，一间的南面有个小门通向一个单独的小花园，是整幢房子最适合种花的地方。整幢房子的格局别具一格，既不是洋房，也不是四合院。最有趣的是从大门口笔直地往前看，当然是指门都开着的时候，可以深深地一直看到南房西边的那间卧室边南面小门通向的那个花园，而看不见任何一间居室。（13）
在这里，李敖开始了“记忆”：
一天晚上，飞来一只受伤的鸽子，我们把它包扎好，伤养好后，它也不再飞走了，就成为家里的一员。不料一天被猫扑上去，把它咬死了，我们都很伤心。那时家里不能不养猫，因为房子很旧，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过阴沟铁栅，去咬走过铁栅的小鸡。（14）
不仅有了记忆，四五岁的李敖，居然道学得很。他家里的一部分房子分租给上海房客庄先生夫妇，庄先生夫妇有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妹，李敖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别人说他和小妹有什么关系，他就会立刻大发脾气，并且破口大骂，他姐姐们知道这一弱点后，一吵架时，故意说“小妹丈夫”来气他。
他呢，就用“大连太太”来报复（大连是他大爷亲戚李德邻的儿子，是个极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时候，他和姐姐们如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小妹丈夫”做赌咒，他姐姐若失信，就是“大连太太”，他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15）
1941年“小妹丈夫”的老爸被调去太原，开始任太原禁烟局局长，（16）成了李局长。
6岁的李敖也就跟着去了太原。（17）太原禁烟分局办公地点在柳巷，但住的地方却在帽儿巷禁烟所内，确切地说，是禁烟所外面一个单独跨院，由一个圆形门洞进去是院子，右手有两间房是用人居住的地方，正面上几阶台阶就是卧室和客厅了。（18）
李敖在这一住就是一年。
一年中，他第一次见到了不是一点点的鸦片，而是一堆一大操场，如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的鸦片；也在他爸爸的日文秘书于秘书的一个同事的婚礼上，第一次看到了“女招待”，还看见于秘书在棚中搂住一个“女招待”亲热的场面呢。（19）
他还去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20）在参观一家做香的工厂时，对那根根从机器中挤出来的香，很是好奇。（21）
除了太原以外，另一次又同他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22）在太谷参观一家医院时，医院中的一架人体骨骼让他更是充满了好奇心。（23）
在太原的一年里，他有一个男用人，叫吴茂林，李敖和他整天形影不离。
男用人两眼有神、两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着裤脚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中国淳朴农民的打扮，话也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憨，性格耿直。（24）不大合群，眼中却只有小少爷李敖，（25）不过小少爷做错了事时，他也会怒目指摘，可小少爷仍很喜欢他。（26）
一年后，小少爷要回北京，男用人也跟着小少爷回北京了。（27）
回到北京后，这个“话不多”的男用人终于有了一次怒目指摘小少爷的情形。
有一天，“李局长”把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小少爷忙跑过去看，发现茶碗四周画着光着身的男人女人，这时男用人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小少爷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小少爷莫名其妙，当然，也就没再去研究碗中光着身的男人女人了。（28）
“莫名其妙的小少爷”见到男用人喜欢鸟，受到影响也养起鸟来。（29）一养就养了几只，但年龄还太小，也就还没有学成北京旧家纨绔子弟的样子，出门就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叨着烟、迈着八字步的那种水准。（30）
男用人不仅喜欢鸟，还会画一笔鸟，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31）这使小少爷大为佩服，于是也大受影响，全套学到。（32）并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33）
小少爷不光是画“李鸟”厉害，对“男女之防”也不占下风，后来竟发展到男用人都吃他不消——当男用人同女用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男用人见他不在，讲了几句，不料他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大声申斥一番。（34）他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时候能画“李鸟”的、古怪的、任性的“小少爷”——李敖，已经6岁了。
6岁的李敖，有一天感觉肚子痛。家里也以为是普通毛病，痛痛就好了，替他用热水袋去敷，结果愈敷愈严重。（35）
这时“李局长”感到情况不妙，忙请中国第一名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关颂韬大夫来看，关大夫一番诊断后，断定是盲肠炎，必须开刀。（36）
听说要开刀，全家一致反对，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什么要西医开刀；（37）包括对小少爷李敖忠心耿耿的男用人，也苦谏不能开刀：动刀开膛还了得？（38）
大家七嘴八舌，使“李局长”也感为难。在这紧要的关头，幸亏关大夫说：“开刀也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
“李局长”决定开刀。（39）当男用人听到同意手术切除阑尾时，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40）
听到要开刀，李敖自己也不愿意，他晃了一个虚招，忽然说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专家关大夫当然不会上小小李敖的当。（41）
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42）开刀的那天，医生把哥罗仿按住李敖的鼻孔，叫他跟着数数字，直数到三十多，才麻醉过去。（43）
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症状已转成腹膜炎，割下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每天换药引出脓水。（44）（45）这样一“引”，“引”了二十多天才下床。下床时，小李敖的腿已软得不能走路了。（46）
住院的另一个病人也是腹膜炎，每次换药都大喊小叫的，小李敖却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还受到了医生不少称赞。（47）（48）
“李局长”很高兴自己的正确决定，使小李敖大病不死。（49）而“爷爷奶奶们”对西医也没话可说，只是认为中医照样可以看好。（50）
病好后，由男用人陪小李敖到关大夫家去感谢。（51）关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李敖喜欢鸟，就特别送“李局长的少爷”名鸟一只。（52）
收到名鸟的少爷，在家依然受宠，娇生惯养。（53）可随着年龄越来越往上爬，也该上学了。
1942年，7岁的“少爷”被送进了他大姐、二姐、三姐、四姐都念过的学校——新鲜胡同小学。（54）（55）（56）（57）（58）（59）
因为没有什么幼儿园，一念书念的就是小学一年级。一年级的级任是姓师的女老师，戴着没边的眼镜，和蔼可亲，人也漂亮。（60）因为是初次上学，他胆子很小，颇不习惯，所以由男用人陪着。（61）
男用人站在教室外，跟他保持隔窗相望，他却一边听级任老师上课，一面紧张地看着男用人，心有二用，绝不大意。（62）
他的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天亮了”。（63）
其实，他那时已在家里先背过《三字经》，也看过《小熊逃学》、《小狗回家》等儿童书，程度已经不错了。（64）
不过，那时还有读私塾的情形存在，有的小学生是读过私塾再转入小学的，所以会背《三字经》的应该不止他一人。（65）
时间长了，男用人陪他窗里窗外式地上课，后来也结束了，他也能完全适应了小学生活，并且很快学会了如何“我告老师去”。
有一次小便的时候，一个顽皮的小男生在他背后一推。他身子站不稳，两手陷到尿池里，他很快地报告了老师，老师问是谁推的，他不知道那小男生的名字，只好走过去，把那男生揪出来。（66）
还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令他很伤心的事。他在校门口向一位男老师敬礼，一边敬礼一边大喊老师早，男老师那天大概有什么毛病，忽然当面斥责他，使他大为伤心，回家后大哭一场。后来他五叔查出那男老师是他学生，跑去把那老师骂了一顿。（67）
虽然在学校经常发生令他不如意的事，但是在家中，受宠的地位还是无人能及，因为是男孩子，长辈们的偏心也就处处显露。孩子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他外祖母分给，给多少是多少。他占的便宜也就自然不少，被窝里常常会被暗暗塞上水果。（68）
到了暑假，他妈妈带着他和四姐、六妹去了太原，（69）他爸爸的日文秘书于秘书（70）也带他去看了日本国宝——相扑团来太原的表演，看到了一个个特大号的大胖子角力赛，赛前动作与虚礼的N多，让他感到好笑，台上台下，全场的日本鬼子，给他印象奇劣，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日本鬼子。（71）
在游公园时，看到一只脚从脖子下伸出来偏向前方，粗细和其他腿差不多，很挺直并且照样有蹄子和五只脚的怪牛，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奇怪的动物？（72）
这时的李敖，皮肤晒得有点儿黑了，还有点儿对齿，发音的时候舌头也有点儿不那么利落，说话的时候喜欢嬉皮笑脸地盯住人看，还有几分眯缝眼呢。（73）
1943年暑假过去了，他得在开学前赶回北京。（74）
“一家人”兴奋地搭上“回家”的火车。（75）
火车离开太原不久，就有个穿军装的日本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李局长不断交谈，“李局长”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但却非常冷静，当问到：“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时？”看样子是遭到了拒绝。
“李局长”终于对“局长夫人”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76）
车开到榆次，“李局长”和“局长夫人”带着三个孩子在两个日本宪兵的监护下下了火车。
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在泥泞昏暗的铁道上艰难地走向宪兵队，一个日本宪兵拉着他二姐的手走在最前面，当中是他妈妈抱着他六妹，他被一日本宪兵抱着和李局长走在最后，在漆黑死静可怕的夜里，跨着烂泥，吧唧吧唧地走着。（77）
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李局长”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局长夫人”带着三个孩子睡另一间，两边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李敖和他大妹，都依在他妈妈身边不哭也不闹。（78）
第二天清早，他二姐走进院子里，因为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她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而她却懂一些日语，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笑声不绝。（79）
“李局长”对日文却是一窍不通，但只要一看到机会就把她喊进房间，教她背诵六件事，直到反复背诵准确无误为止，另告诉她一有机会就转告徐伟森叔叔。（80）
当天，她从鬼子兵口中得知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听明白的消息，说下午他们会离开榆次，果然那天下午被解送回太原（81）——但是随即又被送进太原的日本宪兵队。
一个翻译对“局长夫人”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了，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
分开时，“局长”对“太太”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坚强的“太太”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82）
回到禁烟所，他二姐将几点嘱托背诵给徐伟森叔叔听后，受到了夸奖。（83）
一连过了几天，没多久，“太太”被允许带着三个孩子回北京。（84）在北京的日子便是等呀等，等呀等……
终于等到了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85）
男用人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少爷及小姐们说：“亲启的信就是秘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86）
恰巧李太太不在家，让人等得好心焦。
等呀等，最终等到了“李太太”，才得以让各位告别心焦。
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八个字：据闻老师不日归京。（87）
寥寥几个字不仅使心焦烟消云散，还让全家乐开了锅。
接下来便是盼呀盼，盼呀盼……
好不容易盼到了“李局长”的回家。“李局长”消瘦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茬儿，面色苍白，看上去让人格外心酸。
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的，等于通过鬼门关死里逃生。（88）前后被拘留约半年，他坐的是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89）受一个难友凑过来说话的牵连挨了一个耳光。（90）他的手表，也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回京时，戴的是东洋烂表。（91）
获释后，上面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他干。他心有余悸。决心不干，脱离官场，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92）便以“身体欠佳”为由谢绝了。（93）
研究问题，首先得选问题。
他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
从此，他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作笔记。偶尔也买一点旧书，有时候带着李敖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书，李敖看李敖的儿童书，构成了一幅绝美父子对读的图画。（94）
1943年暑假过后，这时的李敖8岁了，上了小学二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