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转型，实质上乃是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变迁。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的历史就是乡村城市化。”
新中国成立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城市化水平逐渐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导致我国城市化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创造条件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是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跃迁的标志
我国社会学学者童星教授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完成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跃迁，通常可以根据以下三个指标确定三个转换点：
（1）产值结构转换点。一般来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农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是由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这通常被称为工业化。
也就是说，城市化的第一步必须实现工业化，使农业产值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下。
（2）就业结构转换点。一般来说，在劳动力总人口中，非农业劳动力超过农业劳动力是由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二个必要条件，这通常被称为非农化。也就是说，在启动工业化以后，为了最终完成城市化，还必须实现非农化，进一步使得非农业劳动力人数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50％以上。
（3）城市结构转换点。一般来说，在国民总人口中，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是由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三个必要条件，这通常被称为城市化。
也就是说，只有当农业产值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下，农业劳动力降到劳动力总数的50％以下，农村人口也降到总人口的50％以下，才算真正完成了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跃迁。
通常情况下，以上三个转换点的转换顺序总是恒定的，即总是按照工业化、非农化、城市化的先后顺序完成。工业化带动非农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又带动城市化。工业化一经启动，非农化和城市化就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而城市化的实现，必然包含了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化是起点，城市化是终点。
以这三条标准来考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我国在1956年实现了产值结构的转换。这一年，我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9.8％，非农产值占到了50.2％。所以，这一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一年。197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局之年，第一、二、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27.94％、47.88％、24.19％。以后第一产业比重逐年减少，第二、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到2007年，三种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变为10.97％、50.27％、38.76％。这一比例虽然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相对于历史水平来说，产业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其次，我国就业结构转换点的完成由于大量流动农民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统计上的困难，但大致估计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就业结构转换就已经完成。至于城乡结构转换，至今仍然没有完成。从2007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44.9％这个数字来推算，如果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能够保证大约以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向前推进，则我国将会在2012—2015年完成城乡结构转换，最终进入城市社会。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预测，如果按照中国1980年至2004年的速度估算，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达到1960年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跟上面预测的中国城乡结构转换点的时间几乎一致，正好从侧面说明中国大约会在2015年之前完成向城市社会转型的预测是可信的。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所谓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或城市地带集中的现象或过程。它既表现为非农产业和人口向原有城市集聚，城市规模扩大，又表现为在非农产业和人口集聚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城市，城市数量增加。
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城镇发展迅速，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和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城市综合实力大大增强等方面，这些成就在前面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在看到我国近几十年城市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概括起来，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化滞后问题
众多研究都表明，我国城市化存在严重滞后问题。这种滞后主要表现在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的滞后和城市化相对于非农化滞后两个方面，二者比较而言，我国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滞后又更为明显，所以，这里将选择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来作为讨论的对象。
一般而言，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城市化驱动和经济动因来自于工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进一步拉动工业化。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城市化的超前发展很好地拉动了工业化的进程，使经济迅速增长。相比较之下，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30年间，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平均增长0.2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0.4％。
1997年和1998年，我国的工业化率已达到49.1%和49.2％，而城市化率仅为27.8％和28.2％。城市化和工业化相差21.3个百分点和21.0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的结果使得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受到阻碍，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小城镇无序化、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的产生，对社会发展极为不利。
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化存在严重的滞后问题。按照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的发展模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比如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为300美元时，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应该是40％左右。对照我国情况来看，我国1990年人均GNP为1558元，按当年汇率计算，为325美元。可是，我国该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城市化水平仅为26.23％，远低于理想值40％，也低于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的总体水平，足以说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
城市社会学学者王颖的研究更加支持了我国城市化存在严重滞后问题的观点。
根据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字，1995年中国人均GNP是620美元，城市化水平是29％，而人均GNP在600~730美元的国家有8个，平均城市化率为45％；如果按PPP（购买力平价理论）测算，中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与之相应，按PPP测算人均GNP在2500~3500美元之间的国家有10个，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0.2％。这就是说，按照人均GNP，中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应该在45％~50.2％之间。据中国官方报道，中国城市化水平在1997年也只达到29.9％，相差10~20个百分点。从这些统计数字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确实存在滞后性问题。由此，她还得出另一个结论，那就是在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后面，还存在一个隐性城市化问题。根据1997年前后的相关统计数据推算，她认为1996年中国城市市区人口为2.96亿，小城镇人口为3.17亿，二者相加为6.13亿，占12亿人口的50％略多一点。于是她认为，1996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至少达到或接近50％的水平。这个数字与官方公布的数字相比相差20个百分点左右，原因是在这50％的城镇人口中，有20％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可视为一种“隐性”城市人口（所谓隐性城市人口是指隐没在官方统计数字之中，被人们忽视或有意“视而不见”的城市人口，而非真的看不见）。虽然这只是她的一家之言，但这个数字似乎更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城市化水平，因而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城市人口集中度不合理问题
城市人口集中度问题的探讨主要是针对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而言的，不包括小城镇部分。就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来说，城市人口集中度不合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又一突出问题。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如何在参考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来考虑我国城市人口集中度问题，使之更为合理有效地促进城市化的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议题。
所谓城市人口集中度是指人口在大中小各种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分布状况，或者说是指一个国家城市人口在少数大城市中的集中程度。参照国际标准，城市人口集中度的计算通常有以下三种方法：
（1）二城市指数法。这是布朗宁和古布斯在1961年提出来的。他们给出的计算公式是：I=P1/P2，其中，I为过分集中指数，P1为全国首位城市人口数，P2为全国第二位城市人口数，I等于P1同P2之比。如果I=1.0，说明这个国家排名第一、第二的两个城市的人口数基本相等；如果I=3.0，说明这个国家首位城市人口数是第二位城市人口数的3倍。一般认为，按序位规模律的理想规模结构，I较为合理的数值应为2。
（2）四城市指数法。这是由金斯利·戴维斯提出来的。他给出的公式是：F=P1/（P2+P3+P4），其中，F为四城市指数，P1、P2、P3、P4分别为首位城市，第二位城市、第三位城市和第四位城市的人口数。一般认为，按序位规模律的理想规模结构，F较为合理的数值应为1。
（3）十一城市指数法。计算公式为：S=2P1/）P2+P3+P4＋P5＋P6＋P7＋P8＋P9＋P10＋P11），其中，S为十一城市指数，P1、P2、P3、P4、P5、P6、P7、P8、P9、P10、P11分别为全国排名前十一位的城市各自的人口数。一般认为，按序位规模律的理想规模结构，S较为合理的数值应为1。
中国城市人口集中度的情况怎样呢？我国社会学学者童星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出的我国1961年和1988年的以上三项指数分别是1.61、0.65、0.61和1.30、0.53、0.49。
从这些数据来看，我国城市人口集中度均低于理想值，而且，二十多年间不但没有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反而是向更不合理的方向发展，城市人口集中度越来越不理想。
到现在，近二十年时间过去了，而且我国近十多个大城市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也在快速增加，情况是否有了好转？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排名前十一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重庆、武汉、天津、广州、西安、沈阳、南京、成都、杭州，他们各自的户籍人口数是1270万、1067万、999万、768万、752万、583万、497万、488万、480万、439万、387万（选择户籍人口作为计算城市人口集中度的基础数据是因为相对来说户籍人口统计更准确，而且更能代表城区人口的真实情况。如果按常住人口来计算，一方面数据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很难把握，另一方面是像重庆这样的城市，其常住人口为3200万，那它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第一大城市，显然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而且，某个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往往与它本身的吸纳能力有关，所以，一般来说，城市越大吸纳的暂住人口也越多，二者之间总会保持某种适当的比例。因此，选择户籍人口来计算城市人口集中度应该更加合理）。依据这些数据计算的三项指数分别是1.19、0.45、0.39，对照1961年和1988年的数据，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来的城市化快速发展不但没有使城市人口集中度更趋合理，而且使之更加不合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跟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化迥然不同的城市人口分布状况？以往的研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城市化发展主要不是受经济规律而是更多地受行政指令的影响，因而人为因素对城市规模影响很大。上述所列大城市，不是直辖市就是省府所在地，都是各省市（区）的行政中心。在这种格局下，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的行政中心地位带动了城市发展，而不是城市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发展，这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存在着较大差异。第二，我国城市首位度较低，还同长期以来“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的认识和政策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城市人口爆炸、居住拥挤、交通混乱、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因而在大城市发展发展方面也持一种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严格限制大城市发展成为城市化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这种片面理解和认识确实曾一度影响了中国大城市的发展，使许多大城市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不过，以上分析似乎仅仅对计划体制下和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化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但对90年代以后中国依然存在城市人口集中度不合理情况就明显缺乏解释力了。因为从那时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大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逐渐放开了对大城市发展的限制（上海、北京等少数特大城市仍然受到较大限制，其他城市则基本已经放开），大城市包括特大城市在这一时期也确实迅速发展，可中国城市人口集中度问题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不合理，这又该如何解释？所以，用以上两个原因来解释中国城市人口集中度不合理问题，恐怕已经缺乏现实解释力了。
笔者以为，中国城市人口集中度是否合理恐怕不能完全依照世界的一般经验来解释。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大国来说，硬要依据国际标准塑造出一个达到某种程度的首位城市，恐怕有些不切合实际。如果以将来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70％来算，届时中国的第二位、第三位……一直到第十一位城市的人口数量一定不会很小，依据以上三指数来计算的中国首位城市人口将会异常庞大。这个数据虽然现在无法计算出来，但大致估计届时中国首位城市上海的人口也不会低于5000万。这个数字实在是有些过于庞大，笔者以为既没这个必要，也是人为地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