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在全部案犯中的比例，1985年为15％，1987年17％，1988年为18％。1990年与1985年比，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增长了1.5倍，沿海省份及大城市流动人口作案更为严重。广东省是我国流动人口作案最为突出的省份。该省1980年流动人口犯罪只占6.6％，1988年上升到29.6％；1980年流动人口案犯为2200多人，1988年已接近1万人。北京市的流动人口犯罪，1985年比1984年上升了33.5％，1987年比1986年上升了39％。北京市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占全部案犯的比例，1984年为7.9％，1986年为15.3％，1987年为21.7％。再从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刑事案犯中，流动人口约占1/5。到了90年代，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流动人口犯罪数量更是直线上升。据公安部门统计，1993年，福建省厦门市查获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62％，大要案占82％；北京市查获流动人口案犯占抓获各类案犯总数的44％，江苏省苏州市更占到61％；到了1994年，全国公安机关查获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人员共56.9万人，其违法犯罪率高达12.8％，而同期全国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409.5万人，违法犯罪率3.4％，相比之下，流动人口犯罪率高出全国平均犯罪率8.4个百分点。在不少大中城市，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已占全部刑事案件的50％以上。据1994年统计，流动人口犯罪占当地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北京市为46.2％，上海市为53.6％，天津市为30％，广州市为69.2％，西安市为53％，重庆市为53.9％，杭州市为50％，温州市为48.6％，南京市为47％，东莞市为85.4％，深圳市为97％。据有关资料，广东省的重大案件，有70％以上是流动人口所为（包括港、澳、台过境犯罪）。所有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在违法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比例更是直线上升。
流动人口犯罪通常以获取钱财为主要目的，犯罪团伙化、犯罪成员同一地域化、年龄低龄化、流窜犯罪、盲目犯罪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流动人口犯罪危害性甚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
§§§第二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这句话其实道出了中国社会一个基本的道理：中国问题的核心在农村！但是，与许多学者的理解可能存在一点差异是，笔者以为，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但农民问题的解决出路却不在农村。换句话说，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走城市化道路。中国社会要顺利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社会转移到城镇社会。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宋林飞教授是国内最早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学者之有关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内容参阅了西北政法大学刘跃挺撰写的《论流动人口犯罪及其治理对策》一文，笔者是在网上看到这篇论文，网上没有说明论文来源，在此无法详细注明，敬请谅解。
1982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一文，成为最早关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早期经典文献之一，在国内开了这个领域研究的先河。在那个年代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堪称是很有洞察力和学术远见的，因为当时主流社会几乎没有意识到中国农村社会存在所谓的劳动力过剩这个问题。此后，他用了很大精力一直关注着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出路问题，并在1995年再度在《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上撰写了《“民工潮”的现状、趋势与对策》一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作出了有益探索。从他的发端之作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出路的论文和著作越来越多，该领域也成了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不过，稍显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当时不可能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做整体性描述和研究，而是借助他的家乡南通作为研究的样本，所以，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发现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难以有全局性的参考意义。
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究竟有多少？对于这个问题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准确数字。2003年10月10日，人民网从《中国经济时报》上转载了一篇题为《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的文章。作者认为，当时，中国有农业劳动力4.4亿多人。而按照当时的耕作技术和经济水平，中国需要2亿左右的农业劳动力就够了。照此计算，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率高达60％左右。除了乡镇企业吸纳外，一般认为中国现有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2亿，约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4。由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15～19岁年龄组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在逐年上升，农村也遵循这一规律正在发生变化，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一定时期内还会保持上升的态势。据有关学者预测，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之势将一直持续到2020年方有下降之势，但总量的增加仍将持续到2025年。显然，这种年龄结构将使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日趋增大。据专家估算，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参与率，把原有的和今后新产生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都包括在内，如果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为目标，到“十五”末期需要安置的农业劳动力约1.5亿人，平均每年约2000万人。
笔者查阅过大量有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据，发现大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都与这个数字差异不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1.5亿~2亿。每年浩浩荡荡的民工潮似乎就是对中国存在数量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观点的最好佐证。
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所的蔡眆近期却对这种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目前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中国目前仍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只是过去提法的延续，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那种认为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想法在现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传统看法认为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今天已不复存在，未来经济发展不能再过分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竞争。事实上，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数量正在逐渐减少，目前4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这与中国存在1.2亿～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说法差距甚大。
他指出，在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的人口转变，在我国只用了二三十年就完成了。这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比较快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它使我们得以享受劳动力丰富和储蓄率高的人口红利。但是，这种人口红利来得快，去得也快。尽管我国劳动力基数庞大，但其增长速度在逐年下降，每年仍以正数增长，到2020年以后就成负增长了。目前，国内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过去，劳动力市场上将经常出现各种短缺现象，特别是结构性短缺现象。主要表现为地区性短缺，部门性短缺，劳动力技能和年龄结构性短缺，工资趋于上涨，劳动关系和劳动力规制向有利于劳动者变化。近几年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似乎又支持了他的这一说法。
那么，以上两者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的说法那种更符合实际情况？
笔者以为，这两者说法从现实中的某些迹象来看似乎都说得通，但具体数量上相差如此之大则值得推敲。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前者更多的是用静态的眼光看待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后者则更多地看到了近年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某些新变化。中国存在1.2亿～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显然，这二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中国农村社会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从而引起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至于这些变化导致了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以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多大贡献，目前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说法。
笔者曾在江西、湖南一些乡村做过一些简单的社会调查，看到的情况是一般乡镇大约有1/3的人口流动在外，村庄中20～40岁之间的人口比例极低，农闲时只有很少这个年龄段的人生活在村庄里。这些事实说明，我国农村人口中青壮年劳动力的确大部分在外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他们外出就业大大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实际数量，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低于1.5亿这个数字。但与此同时，像云南、内蒙古等省区外出人口比例则没有这么大，这些省区的情况似乎不支持中国已经转移出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点。
毫无疑问，中国二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肯定使为数不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了，关键是现在中国还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从以上蔡眆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农村只有5000万略多的剩余劳动力，这个说法似乎有些过于乐观。因为即使加上未来可能增长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每年最多也只需转移500万，这个数字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应该不是大问题。可中国未来短期内似乎丝毫感觉不到就业压力得到缓解的轻松，相反，它仍然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一件丝毫不敢怠慢的事情。所以，说中国农村只有5000余万剩余劳动力可能有些小觑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呢？笔者认为，在静态上来纠缠中国究竟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劳动力剩余与否是相对于一定时期内社会发展的理想均衡状态而言。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数据，它只有在城乡社会发展处于均衡理想状态时才会稳定下来，这时才不会有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结构问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实状况。目前中国总人口数为13.1亿略多，其中城镇人口5.9亿稍多（包括暂住人口），农村人口为7.2亿，毫无疑问，这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那么，从社会发展理想状态来看，中国目前究竟应该有多少城镇人口？假使城镇化率70％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那么城镇人口应该是9.17亿，农村人口是3.93亿。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是农村尚待转移人口3.27亿，这也是城镇社会仍需吸纳的人口数。剩下的问题是，这3.72亿人口中究竟有多少可算作劳动力的问题了。假如这些农村人口的家庭人口数平均为5人（包括老人和孩子），其中两人为劳动力，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应为3.72×2/5=1.488亿，这就是按笔者的方法计算出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值。虽然这种测算方法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嫌疑，但却清楚明了，容易让人清楚明白。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是一个不稳定的参数，它在各个不同时期和条件下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参照世界各国发展水平和自身的国情设定出来的。比如笔者在这里把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设定为城市化率70％，就是参照目前世界各国城市化水平和中国人的理想预期而得出的。从笔者得出的数据来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实际数量应该更接近前面所说的1.2亿～1.5亿之间这个范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目前并没有很大的改变。虽说二十年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是这个数值，那主要是因为那时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理想预期相对较低而造成的，如果当时人们预期的社会发展程度就是城市化水平为70％，那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远不止这个数字。所以，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既受到人口基数这个决定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人们对社会发展理想预期的影响，二者的综合动态平衡才是测定某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
由此可知，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也是一个动态性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社会逐渐趋于平衡，最终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少，并在不久的将来达到总体性平衡。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
如上所述，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除了受劳动力人口总量这个决定性因素影响外，还取决于一定时期人们对社会发展程度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又可以转换为人们对城市社会的向往，产生城市对乡村的“拉力”和乡村对城市的“推力”，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就是这一“拉”一“推”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般情况下，乡村的“推力”大体有三个：一是城乡居民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消费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二是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远低于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三是农村经济难以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上三种情况都比较明显地存在，这可以从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和消费水平比等方面得到证实。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认为我国还存在数量不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上面所说的5000万这个数字似乎与现实情况不符。与此同时，城市的“拉力”大体上有二：一是相对于农村来说高得多的收入和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二是城市对于廉价劳动力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首先体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速，城市基本建设投资急剧增长，劳动力需求过旺，致使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其次，体现在城市劳动力结构同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不一致，城市第三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而城市自身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和公有制企业向发展迅速的第三产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转移却十分缓慢，出现了劳动力结构性的供求不平衡，加上原有的一些“重、苦、脏”的劳动岗位难以在城市青年中招到劳动力，这就为农村流动人口进城从事经济和劳务活动提供了多方面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活跃在建筑、低端服务、商业等诸多行业的城市从业人员大多数都是从乡村流入城市的流动农民工，成为城市生活和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源源不断涌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正好说明城市社会所具有的巨大“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