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城市化与流动农民工问题(6)

其次，所有制改革也给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流动机会。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几乎是公有制一统天下，非公有制经济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而备受打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从此，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获得了合法地位并逐渐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20%以上，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1/3左右。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不少县、市经济的主体，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沿海地区一些省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更快，浙江温州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已达80%以上。从全国看，“十五”期间，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1%，利润总额年均增长41%。不仅如此，非公有制经济还提供了城镇75%以上的就业岗位。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大多在非公有制企业实现了再就业，农民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也是在非公有制企业务工。特别是最近几年，非公有制企业已开始成为我国高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给人们创造了大量的流动机会，同时还催生了两个新的社会阶层：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非公有制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这两个新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社会地位迅速上升。

当然，给人们社会流动带来最多机会的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带来了中国社会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较高等级职业的数量和比重大幅增加，从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据专家预测，未来10年左右，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提高，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也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扩大。

三、转型期社会流动的不合理性

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转型以后社会流动机制越来越趋于公正合理，社会流动渠道也更为畅通，社会流动的空间和机会也不断扩展和增多，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社会流动朝着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社会转型期制度尚不健全，还存在一些妨碍社会流动正常进行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转型期社会流动还存在其不合理的方面。

（一）社会弱势群体难以进行正常的社会流动，甚至产生“社会排斥”现象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双重转换时期，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重组，体制转轨则使市场逐渐成为经济运转的核心，这双重转化的结果是社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些处于社会阶层结构中心和上层的人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为他们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不断实现上向流动的目的，成为社会的上层人物和富有者；相反，那些居于社会阶层结构边缘和下层的人则社会资源奇缺，因而很难实现社会流动（指上向流动）的目标，其中大部分人将长期处于社会分层中的不利位置。所以，社会双重转化使一部分社会弱势群体无法获得社会流动所需要的基本社会资源，最终无法参与社会流动，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进一步拉大。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7年，城镇居民10%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的增幅为－0.3，而10%最高收入户为11%，另外，从20%高收入户组和20%低收入户组的减收入面看，前者要比后者高出40个百分点，高达60%。另外，1997年2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20%最低收入户的3.1倍，1998年是3.3倍，1999年扩大到3.4倍，2000年再扩大到3.6倍。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正在逐步拉大，这对社会弱势群体是极为不利的，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失去了基本的生存资源，无法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目前许多城镇失业工人难以重新就业、城市农民工难以与城市社会融为一体，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外，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而导致的社会资源不足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更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放任这种社会不平等现象发展下去，就很有可能出现“社会排斥”现象。所谓“社会排斥”，原先是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的，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现在，在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学科中，这个词的含义主要是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社会排斥。结合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在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重的情况下，那些处于社会阶层结构中心和上层的社会成员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往往只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把社会弱势群体排斥在外；那些处于社会分层结构边缘或下层的群体则因为社会资源贫乏而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声音和要求，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二）社会流动取向过于功利化，以至于严重侵蚀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社会学理论认为，合理的社会流动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能够拓宽社会各层次之间的接触界面，有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加强社会整合程度；能有效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开拓进取精神，给社会系统注入活力，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但是，如果社会流动仅仅成为人们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那么，社会流动的正面效应不但不能发挥出来，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当今中国少数政府官员不择手段的搞关系、为自己升迁创造机会，把对自身利益的追逐渲染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乃至于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对他人利益完全不顾，就是社会流动过于功利化的集中表现。

社会流动取向过于功利化最终必然侵蚀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一个过于功利化的社会里，一方面是工具理性充分发达，人的世俗物欲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价值理性日渐衰微，终极关怀日益淡薄。其结果是物质的象征——金钱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追求金钱成了人生存的目标。对于这种现象，西美尔曾尖锐地批评道：在现代社会里，“个人权力之实现，皆需货币才得以成为可能……这些现象的存在表明了把人的价值化约为一种金钱表现形式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导致了个人价值的‘货币等价物’的出现……”“通过货币经济促成的理智功能对情感功能的优势”，产生了社会生活过程的理性化，造成了“家庭关系的松散”，在“人与人之间树立起一道内心的屏障”。

他还进一步指出：“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因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

在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对这种现象给予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货币是“时空伸延的工具，它使在时间和空间中分割开来的商人之间的交易成为现实”。

人类生存的持续精神状态本来靠的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情感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来支撑的，过于世俗化的追求只能使人类失去精神归依。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人们对现世的一切热爱随之增强，享受的欲望也随之膨胀，“寻找天国的热忱开始逐渐被审慎的经济追求所取代；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宗教的神秘色彩及其文化意义逐渐被世俗目标所代替，“经济冲动力”和“文化冲动力”之间的平衡逐渐被打破，财富逐渐异化为奴役人们的一只“铁的牢笼”。一百多年前伟大学者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物欲化发展的担忧也正悄悄地向我们走来，而我们似乎并没有对此有多少警觉。

所以，社会流动取向过于功利化虽然可能使少数人得到一定程度的暂时满足，但情感深处则可能愈益不安和狂躁不休。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们只知道拼命地追逐金钱，而不知自己的精神家园何在。而实际上“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金钱只是人们通向遥远彼岸的手段，而过于功利化的人却把它当成了目标。目标为手段所遮蔽，这就是现代社会内在紧张的症结之所在！生存在这样一个手段与目标混淆的社会里，人只能在社会的迷宫里拼命挣扎而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将走向何方，只好可怜地栖居在桥上而无法到达自己本该追求的理想彼岸。

（三）社会各阶层之间正常的社会流动受阻，加剧了各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冲突

社会流动的功能之一就是加强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从而促进社会整合。但是，这仅仅是建立在社会流动合理前提条件下的一种假设。如果社会各群体、各阶层之间的差异较大，就会导致社会流动朝着不合理方向发展，不但不会加强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联系，而且会使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接触异常困难，相互处于隔离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日益分化，社会各阶层之间差距越拉越大。这使得少数人借助资源优势一次次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大多数人则一次次面临失败，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越拉越大。而一般情况下，交往是遵循对等性原则的，人与人之间如果社会地位相差太大，那他们之间的交往是难以进行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社会吸引难以产生，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之间的沟通确实困难。这时，社会流动就基本上是在相同层面上展开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则不太可能。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等级的政府官员之间很少有自如的沟通和交往，城市居民看到农民工就流露出轻视的目光。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在于他们各自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平等！当一个社会处于这种状态时，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正常流动就会受阻，层间流动、群际流动就会出现困难。其最终结果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可能影响到社会的正常发展。

陆学艺等人的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

这些趋势表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边界正在明晰化。再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这三种资源。”

从当代中国社会最高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家庭出生比例分布就更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事实。在中国现有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当中，有15.4％出生于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9.2％出生于专业技术人员家庭，9.2％来自办事人员家庭，3.1％来自小企业主和自雇劳动者家庭，16.9％来自工人家庭，46.2％来自农民家庭。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出生于不同阶层家庭的人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几率有明显不同。其中，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出生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是他们在总体结构中的比例的6倍，而农民家庭出生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则只是其总体结构中比例的2/3。

由此可以看到，各阶层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具有明显的代际继承性。所有这些资料和数据都显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总体上显示出更为开放的特征，但各阶层之间维护既得利益、相互封闭的现象仍然是中国社会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各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拉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社会出现了大量贫困人口。开始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再就业等途径来改变这种状况，可现实的情况是，这种希望并没有变为现实，相反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以致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从社会这方面来看，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制度规则本质上是排斥社会弱者的，市场在创造无限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剥夺了社会弱势群体的无数机会，只不过人们通常只看到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从贫困者个人方面来看，主要是他们面对改革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而一下被甩出了社会运行的正常轨道，而一旦甩出去了，就离社会主流群体越来越远，与社会的联系和接触越来越少，这时要他们重新就业，他们能去找谁？通常的说法是，去再就业市场，但对于一个远离社会运行轨道的人来说，他是没有能力在市场上找到就业岗位的。

他们既没法获得足够的就业信息，也没有多少人际资源可以利用，单凭在人才市场上溜达一圈就能找到工作，那他们也就不会失业了。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并不完全畅通，他们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隔阂和冲突。

§§§第四节流动农民工及其对未来城市化的影响

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里，社会流动几乎是涉及各个社会阶层的事情。

不过，就城市化进程来讲，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则显得意义更为重大。换句话说，今日中国之城市化，实质上就是广大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镇社会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相对于大多数仍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和那些“离土不离乡”的农民来说，流动农民工则又先行一步，他们成了广大农民进入城镇社会的“先头部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注中国未来城市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关注广大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及其在城镇社会如何“安营扎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