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的锤炼是指运用语言时，对词语进行反复推敲，精心琢磨，以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锤炼的目的在于寻求恰当的词语，既生动贴切又新鲜活泼地表现人或事物，也就是说，不仅要求词语用得准确，还要求用得巧妙；不仅要服从内容的需要，而且要适应语言环境。 词语的锤炼分意义锤炼和声音锤炼两个方面。 意义的锤炼指选用词语应着眼于它的意义是否恰当。“准确”，“贴切”，是意义锤炼的基本要求。准确，要求选用的词语完全切合所指称事物的名称、情状或行为动作；贴切，则要求所选词语在情味、语气、风格上妥当、恰当。除此之外，词语意义的锤炼还应该进一步追求“新鲜”、“生动”，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说服力。为了求得“准确、贴切、新鲜、生动”，就必须注意一些锤炼的技巧，下面分词语的概念意义锤炼和附加意义锤炼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概念意义的锤炼 概念意义即词语本身的理性意义。具体的锤炼方法有： (一)寓繁于简 指用简练的词语表达丰富的意义、内容，赋予词语以高度的概括力，启发读者对有关联的意义内容进行联想。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用“绿”比选择“到、过、入、满”诸词要色彩鲜明，易于唤起联想。因为首先“绿”(形容词)在此作动词用，给人有清新的感觉；其次，“绿”既包括了“到、满”等许多意思，又描绘出了草木葱茏、春意盎然的春色；且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引起思乡之情绪。可见一“绿”字蕴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 (二)寓抽象于具体 把难于直言的思想感情，寄寓在具体的可以感知的事物或行为动作之中，使抽象的思想感情具体化，形象化。如杨朔《雪浪花》中说凹凸不平的礁石“是叫浪花咬的。”《茶花赋》中说自己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这“咬”、“醉”，都是表具体的动作情态的词。“咬”字赋予浪花以生命活力；“醉”字恰当地揭示了作者由异国踏入本土后情景交融的特有感受。贴切传神，形象鲜明。 (三)寓静于动 把动态的词语用于静态的事物上，使之由静变动。如：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孟浩然《过故人庄》)
“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
(杨朔《茶花赋》)
其中的“合”和“斜”、“托出”，都是富于表现力的动态词语，用于静态事物“青山”“绿树”等上面，把静止的东西写活了。
(四)超常搭配
词语的搭配通常要注意逻辑事理、语法习惯，否则要犯搭配不当的毛病。但有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越出常规，造成奇特的修辞效果。如：
“抬头看时，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背脊上还有汗正在流下来。”
(鲁迅《示众》)
“背脊”用“一座”来修饰，似乎不合常理，但又在情理之中，实际上作者把它暗喻成一座建筑物了。这种奇特新颖的配搭，比常规的说法更含蓄、风趣、深刻。 (五)临时改变词性 如鲁迅的《社戏》： “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 句中的后一个“胖”本是形容词，这里用作动词，带上补语“开”和宾语“他的右半身”，虽然基本义没变，但词语的表现力得到了加强，把胖绅士的“弹性”活脱脱地显示了出来。 (六)临时仿造词语 根据修辞需要，在特定的上下文，故意不用现成的词语而突破词汇规范，仿造出临时新词。如：
“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
(鲁迅《无常》)
“苦趣”是仿“乐趣”而造，指人生的苦味。前后对照，鲜明突出，机智含蓄，发人深思。
有些熟语经翻造，也可产生幽默、机智或讽刺的效果，如“精官(兵)简政、盛气凌鬼(人)，未(初)出茅庐、出口成脏(章)、见利(义)勇为”等。 二、附加意义的锤炼 附加意义是概念意义之外表示主观评价的这部分意义。通常指词语的色彩，主要包括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在表情达意时，必须做到使词语感情色彩鲜明，语体色彩贴切。
从感情色彩方面来说，词语有褒义、贬义和中性之别。准确地加以选用，可以鲜明有力地表达爱憎好恶的思想感情。如：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乎我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作者准确地选用了“凶残”、“下劣”、“从容”这三个褒贬分明的词语形容“当局者”、“流言家”和“中国的女性”，体现了鲁迅先生的鲜明态度。
有时候，褒贬反用也能增强语言的感情色彩。如孙犁的《荷花淀》写女人们“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就用了贬义微妙地传达出几个青年媳妇对丈夫的又嗔怪又亲昵的感情。
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风格色彩。语体不同，要求所用的词语的色彩上也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口语体要求词语通俗自然、简洁生动，书面语体要求语词准确贴切或形象典雅。书面语中政论语体用词要准确严密，科技语体要精确规范，文艺语体则要形象而富于个性化。例如“多少”和“若干”、“老家”和“故乡”、“小孩子”和“儿童”等，前者是通俗平易的口语风格，后者是文雅庄重的书面语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