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天黑，这妇人便觉得有人在吃她的奶。她裹着厚实的棉袄，丈夫也在煤油灯下守护她，但她就是感觉有人在吃，吃得很厉害。她的奶水就这样被吸空了，继之以血，后来血也被吸空了，她成了一片枯叶。当下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她跟山上的枯叶一起，飘入了尘土。
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听来的事情。那妇人住在我们罗家坡东边大约十里外的山坳里。
西边则是另一宗事。那边是妇人，这边是孩子。孩子名叫黑娃，我至今记得的。黑娃比我大，我知道他的时候，他已经十二岁了。十二岁的黑娃吃了八年的胡豆。只吃胡豆，别的啥也不吃。每顿不多不少，吃二十四颗。那年月是大集体，胡豆作为杂粮，只种在田边地角，每户分不了几斤，要满足他日积月累的消耗，把他爹苦死了。他爹常挎着背篼，山上山下地找别人借，或者买。黑娃十二岁那年，那个尖下巴的男人爬几面陡坡，转到了我们村，热得身上的汗水也在沸腾。他坐在石磙上，说自己的儿子，把汗水说冷，接着又把汗水说干。好多人围着他听，好多人都抓出一把胡豆，送给他。他牵开小口袋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泪水和别人送的胡豆一起装进口袋里。此后，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来罗家坡一趟。来了三年，不再来了。这一年我们村小春丰收，分胡豆的那天，有人忽然想起他，说：“噫，那人咋好久没来过了？”没有人回答。大家都猜出他为什么不再来了。
东边西边有事，南边北边难道就没有吗？一样有的。
北边高耸的石嘴上，住着一母所生的八弟兄，这八弟兄都养不住老婆，他们的老婆或很早就死了，或过门三五年就跑了。我七岁那年，老五的老婆发急痧死在庄稼地里，办丧那天，我跟父亲一道去送人情，见他们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她很喜欢这个媳妇，这媳妇能干，又孝顺，她丈夫已不在人世，心想几个儿子都不成器，将来唯有五媳妇可以靠，结果她需要靠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这媳妇就死了。老五见了我父亲，很热情地过来递烟，递了烟又回去劝他母亲：“妈，你莫怄，过一阵我给你结个初中生进屋。”他不是指在读的学生，而是指初中毕业的女人。那时候在我们山里，男人上过初中的也极其稀罕。听见的人都笑，他本人也笑，只有他母亲哭得一抽一抽的，没有声音，只是一抽一抽的。这是伤心断肠的哭法。她没从儿子的话里得到安慰，反而听出了日子的无望。
南边是我舅舅。我舅舅跟我们住对河，需下山，过河，再上山，才到我们村，路程不下二十里。他女儿，即我表姐，嫁到了罗家坡。他把他女儿就叫女儿，好像女儿就是他女儿的名字。有一年三伏天，晒着火红大太阳的午后，听见舅舅在坡脚喊他女儿了：“女儿呢——女儿呢——”喊答应后，他说：“谷子该割的时候就割哟。”说了这一句，他转身就走，表姐去追，可追不上。他不是走，而是跑。他顶着烈日跑那么远的路，把女儿喊应就为说这么一句话，你们都看出来了，我舅舅疯了。我舅舅就是从那一天疯掉的。往后，他像将军一样领着一支队伍，在河谷地带游走，以吃死鱼和生螃蟹过活，家人把他押回去，过不了夜又跑。他不能只顾自己，还要顾及他的士兵。他的士兵是将近二十条野狗。野狗伤人，人不找狗出气，找人出气，我舅舅表面上是病死的，其实是被人打死的。
在我童年的天空底下，到处都是事。东西南北有事，我们村，我们家，也有。许许多多。在别人眼里，我知道经历的这些事都是渣渣草草，可在我自己这里就不一样了。它构成一大片的响声。有人通过颜色或气息记忆，我是通过响声。静有静的声音，寂寞也有寂寞的声音。我听得最多的是寂寞的声音。总是吹风的大山，总在山弯里找出路的长河，总是比山高的蓝天，总在劳作的人们以及为生存忙碌的万物，都是那样寂寞。他们不动，不哭，不笑，不说话，我都能听见他们。我的童年，被他们弄出的喧闹抑或静谧的响声灌满了，我就带着这些响声，叮叮当当地走我的路。许多时候，我想忘记它们。它们让我难受。但是忘记起来非常困难，比如直到今天，我也不大敢去柜里取碗添饭，碗响的声音，必定让我想起一身青色的外婆。她青色的衣袖，还有投到地上的青色的影子，都能发出叫我心痛的声音，心痛得总要把眼睛闭那么一会儿。
有人问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
海明威回答：不愉快的童年。
我想海明威是对的。
不愉快的童年让我成为一名写作者，因此我没有理由要忘记那些响声，我得珍惜它们。我把响声一个一个地从兜里摸出来，写成一篇一篇的小说。到某一天，我兜里不剩童年带来的响声时，我就不能写作了。因为很显然，我现在听到的声音更密集，也更繁杂，但它们都只能响在我的生活里，而不能响在我的生命里了。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属于生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