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棋”是我们家困难时期一句常用的术语，也成了这个家庭日后共赴国难的精神财富。
这期间，除了世纪街的学校食堂之外，大连工业专科学校对我来说，已失去了任何意义。试想一下，当一位女教师因饥饿晕倒在讲台上的时候，同学们谁还能安下心来继续读工程力学呢。
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换饭票成了大家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当时，为了防止同学们在饭票上动手脚，学校每个月发给学生的饭票都将日期及早午晚餐标得十分醒目。但为了感受一下吃饱饭的滋味，许多同学开始将两顿甚至三顿饭，通过相互交换饭票而攒在一块儿吃。这样虽可以饱撑一顿，但其他那一两顿便只能硬挺着不吃了。当然，一些家在大连的同学，便常用这种办法，将周日的饭票换成平日吃，周日则回家蹭一顿。谁家的父母不惦记孩子呀。
于是，我决定为家里攒饭票了。一九六一年初夏，我先后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与同学换了十张五月二十一日的午餐饭票，因为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是我十六岁生日，我要给全家人一个惊喜。
半个月攒十张午餐票，是要付出极大忍耐力的。中午，当同学们风一样地刮向学校食堂的时候，我只能坐在教室里喝开水。当然，看着钱包里又多了一张五月二十一日的午餐票，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五月二十一日终于盼到了，那是个星期天。快到中午时我悄悄对母亲说：“中午您就别做饭了，我从学校食堂打点儿来。”
母亲一时没听明白，我顺手抄起一口盖的铝锅冲出家门。
当食堂那位戴着老花镜的大师傅接过十张午餐票时，他瞅了我一眼：“都晌午了，他们还没起床？”说着，将十舀子茄子青椒炖粉条倒在我锅里。
“您再给点肉吧。”我谦卑地向他点了点头。他顺手舀了一片肉。“就你老实，替他们跑腿。”说着，他捡了十个白面馒头，放在我倒置的锅盖上。
“别摔着！”他嘱咐道。我将一条白毛巾盖在馒头上，端起铝锅便冲出了食堂。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初夏的正午，街上行人很少，胸前的馒头散发着纯正小麦的香气。我刚才注意到了，在这口铝锅里，最起码也会有八片肉，这是何等的壮举呀。我兴奋得难以自持，竟想起了牛虻在刑场上中枪后那段精彩的台词：“赶快呀！你们这些野蛮人，赶快呀！看在上帝的分上，赶紧把这件事干完吧，这怎么叫人受得了啊！”我端着铝锅在小街上暴走。
突然，一个脚步声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双小号皮鞋在柏油路面上留下的脚步声，那声音从学校食堂门前就一直跟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现在依旧跟在我身后。我突然紧张起来，我想起了学校最近在学生食堂贴出的公告：任何同学不许相互换取饭票，一旦查出，将严惩不贷。
我继续往前走，胸前继续散发着纯正小麦的熟香。
“看在上帝的分上，赶紧把这件事干完吧！”我始终不敢回头。
前面就是九中门前的那个十字路口，往左拐去学校宿舍，往前直行便是清爽街二号。
“你们这些野蛮人！”我咬了咬牙，径直朝前走去。
“站住！”身后传来一声厉喝。
只听那小号皮鞋声紧走了几步，班主任初老师一闪身出现在我面前，我几乎要崩溃了。
初老师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梳一头短发，平日和同学接触不多，偶尔到班里走一趟，那严厉的目光也会绕梁三日。
“你上哪儿去？”阳光下，初老师眯着眼睛望着我，眉宇间多了一个“川”字。
“回家。”我顿时心如死灰。
初老师愣住了，她没想到我竟如此坦诚。
“不知道学校有规定吗？”她咄咄逼人地问我。
“知道。”我不想和她再纠缠下去。
“知道？知道你还这么干！”初老师显然要发脾气了。
“明天我过生日，我想让我爸妈吃顿饱饭。”我眼睛里含着泪。
长时间的沉默。周围的空气像被高度压缩在一个巨大的一触即碎的玻璃器皿里。
“这是几份午饭？”初老师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喑哑了。
“十份。”我盯着手里的馒头。
“怎么攒的？”
“饿着……”
初老师猛地转过身去，她背着我站了片刻，随后低下头并急着朝学校跑去了。
“注意身体……”远处传来初老师含泪的叮咛。
暑假前，大连工业专科学校的老校长吴运铎同志到东北视察工作期间，曾在学校礼堂为全校师生作了一次精彩的报告，题目依旧是《把一切献给党》。
秋季开学后不久，我因两科缺考而留级了。由于下一届民用建筑专业被撤销了，我不得不留级到无机化学专业，而这一切又无法告诉父母，日子便只能这样一天一天地熬着。
在父亲的极力干预下，姐姐终于告别了效力两年的辽宁女排，回到大连第二中学，继续她的高中学业。姐姐学习刻苦不甘人后，两年的专业体育生涯，将她锻炼成一个十分成熟的人。这期间，家里的许多事情她都开始过问，她与母亲之间无话不谈，成了母亲最贴心的一个朋友。
一九六二年早春二月，大连工业专科学校再次下乡支农，地点在庄河花园口。
距上一次四平支农仅仅不到一年半，但辽南地区的乡下已令人惨不忍睹了。我们进驻的小村庄坐落在一处海边的山坳里，这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村庄。在我们到来之前，村里的鸡鸭猪狗已全被杀光了，只一头垂死的黄牛成天躺在一面向阳的坡地上。生产队长告诉我们，现在不能杀，等开春种地的时候再杀了，让大家吃饱后，好有劲儿种地。
在村庄北面的一处坟地里，停放着五六口白皮棺材和朱红色的旧板柜。村民们告诉我们，那些都是去年冬天饿死的人。乡亲们盼着大地早些时候解冻，也好有力气挖个墓穴，让亡故者早些入土为安。
在村子里一条萧条的土路上，人们经常能看见一个疯疯癫癫的年轻人，他蓬头垢面衣着褴褛，嘴里呐呐自语疑似魔怔。一个老太太对我们说：“可怜那小子一家好几口人，不到一年的工夫，就剩下他一个了。让谁摊上，谁都得疯啊。”
这次下乡支农，学校说得很明确，就是让我们来当牲口的。因为村子里的牛马全都死光了，我们这次下来的唯一任务，就是将海边及沟汊河滩的废土秽物收集起来，充当肥料，用车送到地里。我们二十几名同学分成两组，上午一组拉车，一组休息，下午另一组拉车，换人休息。每组一天拉两趟，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我们的给养全部是学校自备的。学校食堂用全麦粉烤制的长面包从大连运来，同学们一日三餐将几只面包切成碎块儿，与咸白菜一道，放在大锅里熬成面糊，大家一人一碗，分而食之。
我们吃饭的地方，在远离村庄的一个山坡上的孤屋里。即使是这样，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那孤屋的门外，还要挤满从村子里不远前来观光的乡亲们。一些面黄肌瘦的孩子，甚至不顾大人的责骂，挤进屋子就围在锅前看着我们吃饭，那悲惨的场景让我随时想起都会心痛至极。
十天之后，我们离开了那个毫无生气的小村庄。在徒步赶往城子坦火车站的路上，在阳光刺眼的碧流河荒凉的河岸上，无数新坟令人触目惊心。
一九六二年暮春时节，一天，正在班上的父亲看见局党委宣传部长与局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一起来到教务主任室，便忙着迎了上去。
“坐，坐，坐。”宣传部长显得很客气，随后坐在了父亲的身边：“局党委办公室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唐主任过去的一位老朋友，在大连视察工作期间，点着名儿地想见见您。”
“您说的是哪一位？”父亲困惑地望着他们。
“杨扶青。”部长尊敬地道出大名。
“原来是扶老。”父亲感到很意外。
“哎，人家现在是国家水产部副部长呦。”宣传部长对父亲殷勤地说：“杨部长说了，你们可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还说唐主任会开汽车？”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父亲笑着说。
“好。”宣传部长站了起来，脸色也变得严肃了些：“唐主任，咱们就按杨部长说的办。他现在非常想见到您，而且，部长希望今天下午，您能亲自开车陪他浏览一下大连的市容。杨部长视察工作的大连水产公司，连一辆像样的轿车都没有，接电话的局党委办公室主任当即答应，由港务局出一辆轿车，大力支援。”
能见到扶老，这让父亲感到一阵惊喜。而扶老用这种惊天动地的办法与父亲会面，更让父亲体味到了这位患难与共的忘年交的良苦用心。
“杨部长那里有什么需要，唐主任尽管告诉我们。这个接待工作，我们一定要配合好。”宣传部长临走前再三表示诚意。
当父亲把大连港机关党委的那辆崭新的伏尔加牌轿车开到大连宾馆时，穿一身浅灰色中山装的扶老，早已等在那里了。
“没吓着你吧？”扶老钻进车来的第一句话便引得两人笑出了眼泪。多年没听见扶老这浓重的乐亭乡音了，豁达而幽默，大度又不失狡黠。父亲由衷地佩服扶老，这也是徐校长不及扶老的根本之处。
第二天是周日。扶老谢绝了接待单位的安排，提出要去清爽街二号见见母亲。
那天一大早，全家就忙起来了。屋子里收拾得格外干净，连玻璃都重新擦了一遍。唯有中午如何款待扶老，成了母亲万分为难的事情。
“要不和邻居借几张肉票？”母亲问父亲。
“不必了，扶老最不愿意看到的，便是粉饰。”
按照父亲的安排，上午九点，我来到杨爷爷下榻的大连宾馆。
大连宾馆是当时大连一家最好的国宾馆。******、朱德、宋庆龄来大连视察时，都住在这里。在服务员的引导下，我走进二楼杨爷爷下榻的房间。
“首长，您的客人来了。”服务员微笑着轻轻地说。
“是糖馒头吗？”站在窗前的杨爷爷转过身来，我高兴地点了点头。没想到杨爷爷还记得，那是在江擦胡同二十九号时，大家给我起的外号。
“哎呀，怎么这么高了。”杨爷爷仔细端详着我：“简直成糖葫芦了。哈哈哈……”
服务人员把两条鲳鱼拎来。
“拎着。”杨爷爷让我接过鱼：“今天早上，水产公司派人刚送来的。”杨爷爷看服务员退了，便向我眨了眨眼睛：“是我冲他们要的。”说着，他拎起一个手袋随我下楼了。
从大连宾馆到清爽街二号，只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我边走边向杨爷爷介绍，殖民时期旅大地区的历史沿革。当我们走到铁路医院北墙外一处缓坡上的时候，远远的，停靠在造船厂码头的那艘灰色的万吨巨轮，便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杨爷爷，那就是咱们建造的‘跃进号’万吨巨轮，从五八年下水后，一直就没有开走。”
杨爷爷站住了，他神情黯然地向那里望了许久。
“国家遇到困难了，这船难以起航呀……”他喃喃地说。
听说杨爷爷到了，一家人都拥到走廊里。
“玉玺呀，快帮我把这几件脏衣服洗了。”母亲忙接过杨爷爷随手递来的手袋，一家人感到十分温暖。
吃饭的时候，大家自然谈到了眼下的灾情。我也向杨爷爷谈到了花园口及碧流河两岸的见闻，餐桌上的气氛变得黯然了。
“听说，毛主席近来也很少吃肉了。”杨爷爷直直地看着大家。
“为什么呢？高干不是都有特供吗？”我奇怪地问。
杨爷爷目光低垂，半晌才说：“主席是吃不下去呀……”
一九六二年，对于大连地区来说，应该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谷底了。这一年，从春天开始，人们就把一切可以塞进嘴里的东西都吃光了。包括柳芽、榆钱儿、槐花、桑叶及所有野菜，人们拼命地把微薄的工资节省下来，去黑市买高价粮票及其他票证，人们离不开黑市，而黑市又无所不能。
一天晚饭后，父亲和母亲商量：“托人想想办法吧。”他为难地拿出一封信来：“校长来信说，想吃海米了。”
“想吃海米？”母亲深感不可理喻地望着父亲：“老爷子是不是疯了？那得多少钱呐。”
“这可是校长头一回向我开口，无论如何，我无法回绝。”父亲坚定地说。
母亲沉默了。
星期天的上午，我陪父亲去胜利桥邮局，给徐爷爷寄去了三两大海米。在办理邮寄的过程中，父亲一直沉默着，我却从心底里钦佩父亲尊师如父的做人准则。
这一年夏天，大连港务局为了保障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能够继续正常工作，决定对全局一定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分批实行“软禁”，地点就设在港湾桥附近的水运专科学校的礼堂里。局机关在那里添置了许多可供人们席地而卧的草垫子。被“软禁”人员自带行李及洗漱用具，“软禁”期间的一日三餐，由局里免费提供。除主食基本保证外，局机关又千方百计通过包括黑市的各种渠道，采购来一批鱼肉蔬菜及豆油食糖，同时，还通过交通部搞到一些大豆磷脂，借以强化“软禁”人员虚弱的体质。父亲便是首批被“软禁”的人员之一。
然而，就在父亲“软禁”结束后不久，我却大难临头了。
随着这一学年的结束，我因上一年留级，加上这一年三科缺考，已被学校勒令退学了。对于这个早晚会出现的结果，我真的无法向一直对我寄予无限厚望的父母解释。
但父亲终究还是知道了。
整整两天，父亲躺在家里拒绝饮食。在最初一阵歇斯底里的发泄之后，父亲很快便沉默下来了。这沉默让我如坐针毡，这沉默让我不寒而栗，因为透过这沉默，我似乎看到了父亲对我“哀莫过于心死”的悲凉。我从心里担心父亲会从此放弃我，因为我深知自己已走投无路了。
在我一生中，曾犯过许多错误。但就父亲看来，六十年代初，我在大连工业专科学校的屡屡失败及瞒报军情，该是唯一一件让他至死难以原谅的事情。
第三天清晨，父亲一如既往地按时上班了。在他写字台的右手处，放了一封写给我的信。他鼓励我跌倒后一定要自己爬起来，同时，他希望我能从实际出发，为自己的前途规划好一条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