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天起，我和父亲的交流，便常用这种书面的形式，在他写字台的右手处完成。我们之间，从此很少对话，遇到问题，他会留些文字在那里，我则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在睡觉前悄悄放在那里。除此之外，父子之间便很少面对面了。这当然是父亲对我弥天大错的惩罚，也开启了我们父子之间另一种更加切实的思想交流。
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每天将一篇他选好的古文，留在写字台的右手处。他要求我必须当天将其熟读，并写出心得。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如此感谢父亲当时的良苦用心，他让我明理思过，并终身受益。
几天之后，父亲带我去了市群众艺术馆的业余美术学校。在那里，父亲将我介绍给了负责美术基础教育的赵仁庆老师。谈话之间我才知道，此间，父亲已经和赵老师交流多次了。
赵仁庆老师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系，是一位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年轻人。他的素描功底十分扎实，是一位典型的学院派美术教育工作者。刚到艺校时，我只能在初级班学画，但不久，赵老师便同意让我除周一、三、五晚课继续初级班学习外，周二、四、六可参加高级班听课。时间长了，赵老师竟放心地把美术教室的钥匙交给了我。我更有条件全天待在画室里了，因为我是一个无职无业的社会青年。
六十年代初，大连市群众艺术馆曾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众业余文艺团体，这里吸纳了一大批热爱群众艺术活动推广的画家、音乐家、舞蹈家和曲艺工作者。他们当中的唐宝山、宋宝山、姜建章、朱纯一等画家，在全国美术界都曾显赫一时，并培养出一大批的业余美术工作者。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我的基础绘画水平，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得到了本质上的提高。赵仁庆老师就曾对父亲说过：“唐浩素描水平提高之快，让我实在感到有些意外。”
父亲依旧与我很少交流，我每天将当天完成的速写和素描，依旧放在他写字台的右手处，包括那一篇篇逐渐深奥的古文心得。
一九六二年夏天，在我每天都去艺术馆“上班”的时候，一个繁荣的角落，开始强烈地吸引我，那就是位于西岗大同街的博爱市场。
最初是赵仁庆老师建议我去的：“那里人多，什么形象的人都有，星期天你可以去那里画人物速写。”
博爱市场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处专营旧货的露天市场。大连人又多称其为“破烂市场”。三年困难时期，在所有国营商店日趋萧条的情况下，这里却异军突起，并很快形成一处占地辽阔的星期天跳蚤市场。
每逢周日，从清晨开始，为饥饿所迫不得不将家中旧物拿到这里卖掉的人们，便从全市各地，汇入这一社区的空地和街巷。大家就地设摊，叫卖声起，吸引那些猎奇搜寻的闲客，更吸引那些从山东跨海而来的投机者和农民。因为截至一九六二年夏天，山东灾情已趋于稳定，而日用百货却仍异常紧缺。
这是一个让人寸步难行的民俗陈列馆。从旧服装、旧家具器皿、古旧书籍、英文打字机、八毫米电影放映机、显微镜、罗盘、照相机、旧钟表玉器，到文房四宝、陶瓷、佛像、青铜器，应有尽有。我的一位朋友，用十块钱就从这里淘到一方宋砚，而艺术馆的一位老师，则用二十块钱从一个老妇人那里，淘到一对儿大清嘉庆年间的五彩花鸟纹瓶。
更有甚者，一天，在博爱市场对面的大街上，几个操着新金口音的汉子将两麻袋沉重的“破烂”，从一辆大车上卸下来。
“什么货？”立刻四周便围满了人。
“飞机。”只见一个汉子解开麻袋口的绳子，众人纷纷抻长脖子向里望去。
“咳，废铁！”一个围观者无聊地说。
“啥废铁，这就是头年上冬前打下的那架P2-V。”一个绛色脸堂的汉子诡异地说：“全是好铝啊，美国飞机上的。”
这些汉子没撒谎，从一块块扭曲的形状上看，这应该是飞机残骸的一些碎片。
“囫囵个的飞机让北京拉走了，这些是乡亲们从土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那飞机上一共有十三个特务，有一个还是女的。”
“你这是想卖啊？”一旁有人问。
“听说大连有换搪瓷盆的，俺想换点儿盆，大锅也行。头两年村里炼钢铁，锅都让人家薅去了。”
“这儿哪有换盆儿的呀，你找错地方了。”人们讪笑着，散了。
徜徉在如此令人目不暇接的旧货市场里，一种由买方市场继而转换到卖方市场的冲动不禁油然而生。我和母亲谈了，我决定用家里的旧货换些钱来，再到黑市买些粮票贴补家用。母亲勉强答应了。
第一次出摊时，我只带了几件旧服装及一些书刊杂志。
当我挎着装满旧货的草篮，第一次以卖破烂的身份挤进人头攒动的博爱市场的时候，以往那轻松猎奇的心境，竟荡然无存了。心怦怦地乱跳，脸也在发烧，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卑微，我没有勇气去战胜骨血深处蕴藏着的自尊与虚荣。
三个山东老客从一旁拉住我肩上的草篮：“大兄弟，有货出手吗？”
我几乎愤怒地对他喊道：“拉什么！我也是刚买的。”
我决定逃了。
“这不是海港大楼的唐浩吗？”突然我听见身旁有人喊我。低头一看，原来是清爽街二号对面一个食杂店掌柜的老刘。
老刘和媳妇都是山东高密人，五十年代就在明泽公园门口开了个食杂店，楼里的人们都把那里叫老刘小铺。老刘两口子为人厚道，办事机敏，时间长了，对清爽街二号各家的事情了如指掌。母亲曾带老刘媳妇到医院里看过病，那女人肺不好，一到冬天胸口就闷得慌。
“你来这里干什么？”老刘的身前摆了一个不小的地摊儿。
“我……”我挤到他身边蹲了下来：“我也拿了些东西，想卖。”我终于鼓足勇气，悄悄地告诉他了，因为老刘毕竟是自家人。
“卖呗。”老刘大声吆喝着：“都过来瞧啊过来看，又有新货上来了！”说着，他将我肩上的篮子一把接过去，哗地一下倒在自己的地摊儿上。
“书不值钱。”他十分在行地对我说：“这件夹克不错，最起码能卖二十。”说着他站起身来，拎着姐姐刚穿过一季的咖啡色灯芯绒夹克：“看这一件啊！全新的女式夹克！博爱市场就这么一件！秋天结婚时的嫁妆！冬天回娘家的脸面！”
“多少钱？这件。”一位山东老客挤了过来。
“五十！”老刘恬不知耻地顺口应道：“便宜，二十五斤地瓜干钱！”
那山东老客一把将夹克抢到手中：“再便宜点儿，我买了。”
老刘脖子一梗：“我的哥啊，谁像我老刘这么实在啊，你到秋林公司看看去，同样这件衣裳，不要你五十斤地瓜干钱算我白说。”
那山东老客还在犹豫，另一位山东大嫂扯着嗓子对老刘喊：“还有吗？掌柜的！”
只见那山东老客慌忙从裤腰带里掏出一卷子钱：“我买了。五十，我买了。”
一场精彩的交易竟然在三分钟之内搞定。老刘坐下身来将五十块钱塞给我：“藏好了，这儿贼多。”说罢，他狠狠地回过头去吐了口痰：“操，卖赔了。”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老刘叔，这件夹克是前年买的，当时只花了二十三块钱。”我已经太知足了。
“那是什么时候。”说着老刘卷了一袋烟：“眼下钱毛，那件衣裳卖赔了。”他仍为自己的失手懊悔不已。
那一天，老刘共为我挣了小七十块钱。不仅如此，当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和我为那本深蓝色封面的《神秘岛》讲价时，我竟然也学会扯着嗓子讨价还价了：“别没数了大哥，这可是一版一印的精装本，印数才五千呐。两块钱还贵？一斤地瓜干钱。”
回家的路上，蹬着三轮车的老刘问我：“唐老师的腿，还肿吗？”
“还肿。”
“唉，熬吧……”他叹了口气，说。
那天晚上，我没交出一张速写，也没完成《左传·阴饴甥对秦伯》一文的读后感，但父亲却没有责怪我。
从那之后，每逢星期天，我便与老刘一起共赴破烂市场。哪怕他因故去不了，我也能自如地游弋在那人山人海的市场上了。这期间我遇见过同学，甚至遇见过初中时的老师，大家都谈天说地互不惊扰，如此而已。
一九六二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深夜，我听见父亲在与母亲商量一件事。原来，听学校薛连成老师讲，他山东老家夏粮终于有了个好收成，乡下的饥荒已经过去了。薛老师的老伴准备近期和女儿一起回山东娘家背粮去，薛老师希望程子美老师的老伴与我姐姐跟着他老伴一起去。如今，程子美的老伴答应了，可姐姐却因高考通知书即将下发而不便离城。
“我去！”我猛地冲向外屋：“我到山东背粮去！”
父亲不动声色地望着我，母亲在一旁摇了摇头：“别看你个子不矮，可你哪有一点儿力气啊。”
“能背多少背多少啊。”我执意要去，父母最终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薛大妈和程婶都来了。
“拿钱没用。庄稼人拿钱也买不到东西。”薛大妈慢条斯理地说：“我和老薛商量了，咱们就买些日用品吧。锅碗瓢盆什么的，乡下就缺铁锅，可到日用品商店看了，大连也买不着铁锅。”
“旧衣裳行不？”程婶问。
“行。旧衣裳、旧鞋子什么的，只要还能穿，庄稼人不嫌弃。”
“薛大姐，程大姐。”客人临走前，母亲拉着薛大妈的手，眼睛湿润了：“唐浩虽说个子不矮，可这几年折腾的，只剩下一张皮了。这一路下来，不知会给两位大姐添多少麻烦，你们就当是自己的孩子，替我多担待了。”
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启程了。我背了一张小炕桌，一口十四寸的小铁锅，一摞粗瓷饭碗。这些都是母亲托一位患者从日杂商店新买来的。父亲说了一件旧衣服也不要带，要尊重人家，同时也要自重。
薛老师老伴的娘家在山东莱阳县城东的石水头村。从莱阳火车站下车后，沿一条不宽的土路，我们就上路了。
“二十里地。”薛大妈望着远处的群山，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趟过莱阳河一直朝东走，天黑前无论如何也到家了。”
土路上有许多驮煤的独轮车与我们同行。那些推车的汉子一个个汗流浃背，沉重的独轮车在干燥的土路上压出一道道尘烟飘散的车辙。四周的田野静谧而祥和。
“哎呀妈呀！”突然，程婶怪叹一声，背过脸去，一屁股坐在了路旁的土坎子上。
“咋了？”薛大妈慌忙问。
“你往前瞅。”程婶沮丧地说：“这可咋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