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同时风行全国，创造社声誉如日中天。
创造社三巨头在上海滩会师了。
郭沫若携家小自日本归来，成仿吾也从长沙来上海相聚。达夫与他们同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书局的编辑所里。一上一下的弄堂房子里骤然挤进这么多人，自是十分热闹。
郭沫若毕业后，家里给他寄了三百块钱，要他回家，长兄已为他在重庆红十字会医院物色了医务主任的职务。朋友张凤举则来信邀请他赴北京大学任教。商务印书馆的庶务主任何公敢也找上门来，要与他订立著译契约，但沫若不为所动。他对达夫、仿吾说：
“这些都可以抛掉，我们共同的事业只有创造社。我们就把民厚南里当成首阳山吧。”
仿吾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到上海来本是另有所图的。他掏出一封信，打开来说：“我大哥托人给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菊生先生，求他替我谋个差使，当个编辑，据说月薪一百五十大洋。现在我也不去了。”他一把把信撕掉了。
达夫很感动，他为自己曾经想临阵脱逃而微微感到脸红。
三个人六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们相约，不论生活如何艰难，也要把创造社这面大旗扛下去，开创崭新的局面。
他们在上海滩招兵买马，网罗文学青年。
《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刊登了三人联合起草的《创造社启事》： 现在高级文艺的杂志，实在不多，而且一部分颇有点像我们的党同伐异的政党；作者苟不是现在的名人，或不是他们的同党，就不论作品如何出类超群，要想发表出来，是万办不到的。我们都是一些被压迫的无名的作者，所以我们极愿意为全国的青年朋友们，把我们的小庭园——我们这些无产阶级者的唯一的财产，也实行开放，请他们来自由地栽种。招募大旗一竖，响应者甚多。许多文学青年慕名而来。创造社顿时补充了不少新鲜血液。楼适夷、叶宗泰、周全平、淦女士、倪贻德、柯仲平、邓均吾、敬隐渔、叶灵凤、白采等人，成为创造社的后起之秀。他们在《创造季刊》等刊物上初露锋芒，脱颖而出。
随着队伍的扩充，原有的《创造季刊》已无法应付局面。
郁达夫建议迅速扩大阵地。他提出在《创造季刊》创刊一周年之际，再办一种小型灵活的周报。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大家响应。
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第一号创刊。此后，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挤满了文学青年。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堆地被读者抢购完。
达夫他们工作异常忙碌。星期一发稿，星期三送初校，星期五送二校，星期六送三校，然后出版，弄得整整一个星期差不多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但他们非常兴奋，毫不以为苦。
《创造周报》与《创造季刊》同时风行全国，创造社声誉如日中天。达夫、沫若、仿吾积极谋求更大的发展。
机会来了。
7月中旬，《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约请创造社为该报每天编一页副刊，篇幅为一面报纸的一半，言明编辑大权全归创造社，每月编辑费为一百元。达夫和仿吾都欣然接受，沫若则有些犹豫。他考虑到《中华新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有政治色彩，担心被人利用。达夫和仿吾则劝说道，办一个日刊，不仅可以争取更多的读者，还能吸收一些外面的稿件。至于政治色彩，则不必过多考虑，因编辑权在自己手里，用什么样的稿子全在自己。
由于达夫和仿吾很热心，沫若只好也表示同意。
1923年7月21日，《创造日》问世了。它每天在《中华新报》上刊出。由达夫、仿吾和邓均吾负责编辑。
达夫为创刊号写了篇《创造日宣言》，向社会公开刊物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介绍文学。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不屑言的。
我们这一栏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田园，无论何人，只须有真诚的精神和美善的心意，都可以自由来开垦。这一段时间是创造社的全盛时期。创造社同仁同心协力，同时发行季刊、周报、日刊三种刊物。内部成员不断增加，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刊物订数直线上升。达夫他们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在主持创造社工作的同时，郁达夫还表现出旺盛的创作力。他说： 1923年的一年，总算是我的most productive的一年，在这一年之内，做的长篇小说和议论杂文，总有四十来篇。①这些作品有不少是传颂一时的名篇佳构。如《茑萝行》、《还乡记》、《春风沉醉的晚上》、《青烟》、《还乡后记》、《秋河》等。
1923年10月，达夫将《血泪》、《茑萝行》、《还乡记》三篇作品编为《茑萝集》，作为创造社“辛夷小丛书”第三种，由泰东书局出版。这是他的第二本小说集。
由于对国内的现实有了较多的接触，郁达夫这一时期创作的题材和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初期创作中的性的苦闷，开始被生的烦恼所取代。他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素材，表现贫困和失业之苦。作品的主人公生活在经济贫困的阴影中，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茑萝行》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个留日学生回国后，由于不会钻营，找不到一份工作。他很失望，想到过自尽。后来终于在A地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他把妻子也接到A地同住，享受过短暂的家庭的温馨。但失业的恐惧感时时影响着他。尤其当他知道妻子已经怀孕，他便更害怕失业。他烦躁，苦闷，拿妻子撒气，骂过之后又自怨自责。后来，孩子出生了，他也果然失业了。他天天在家酗酒，酒醉后大骂妻子和孩子。妻子走投无路，投水自尽，幸好被人救起。最后，妻子只好独自带着孩子回老家去了。
郁达夫还写了另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刻画了下层劳动者的形象，表现了他们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纯真友情，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这篇小说写了烟厂女工陈二妹与一个失业知识分子的交往。陈二妹“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强迫她做”，另一位则是“想找一点工作终于找不到”。两人比邻而居，经过四次交往，由不熟悉到熟悉，由误会到理解，到相互关心，相互安慰。作品写出了在社会底层流淌着的一股友谊的温情，虽然人物的处境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都有一颗真诚的心，所以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唱出了一曲人间温情的颂歌。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郁达夫的内心依然是苦闷的。最主要的还在于经济贫困始终如影相随，驱赶不了，摆脱不了。他在《青烟》中写道：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但是我的事业，我的境遇，我的将来，啊啊，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这种心情他曾多次表示过。1923年7月，他在《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中说： 自去年冬天以来，我的情怀，只是忧郁的连续。我抱了绝大的希望想到俄国去作劳动者的想头，也曾有过，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我抱着虚无的观念，在扬子江边，徘徊求死的事情也有过，但是柔顺无智的我的女人，劝我终止了。清明节那一天送女人回了浙江，我想于月明之夜，吃一个醉饱，图一个痛快的自杀，但是几个朋友，又互相牵连的教我等一等。我等了半年，现在的心里，还是苦闷得和半年前一样。达夫决定离开上海，到北京去。
1923年8月，达夫接到北京大学聘请他担任统计学讲师的电报。原来，陈启修要去俄国讲学，他向校方推荐达夫担任讲师，接替他讲授统计学课程。
对是否接受这份聘书，创造社三巨头有过一番争执。
郭沫若是坚决反对的。他说：
“北京文坛的门户之见很重。在那样的地方，是没有达夫发挥才华的可能的。更何况，达夫是创造社的一根撑天柱，你这一走，《季刊》、《周报》、《创造日》就难以维持了。”
郁达夫申辩道：“不走又能怎样呢？泰东书局的老板，起初是因为我们有些可取之处，所以把我们请来，但看到我们的出路已经塞尽，别无办法好想了，就待我们苛刻起来。起初还稍微给一点零用，后来把零用去掉了，衣食也不管了。现在倒好，连住的地方也出问题了。我们再在这里待下去，大有赖着不走的意思，倒叫人家看不起了！”
达夫越说越激动，两只不大的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
成仿吾与达夫的看法很相近。他帮助达夫开导郭沫若：
“我们通通集中在这儿也不是办法。现在要用散兵线，散到各处去开拓。”
有了仿吾的支持，达夫很高兴，话更多了：
“上海滩非久居之地。二位兄长也该为自己谋一条生路。仿吾独身一人，还好对付一些，沫若可得为安娜和三个孩子多想一想。”
沫若脸上现出一丝苦笑。他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创造社三巨头暂时分手了。
1923年10月5日，郁达夫离开上海，乘船北上。海行途中，他每天写信给沫若、仿吾，诉说离别之情，倾吐心中郁闷。沫若呀，仿吾，成均呀，我老实对你们说，自从你们下船上岸之后，我一直到了现在，方想起你们三人的孤凄的影子来。啊啊，我们本来是反逆时代而生者，吃苦原是前生注定的。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为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哩！（10月5日写）
沫若！仿吾！我们都是笨人，我们弃去了康庄的大道不走，偏偏要寻到这一条荆棘丛生的死路上来。我们即使在半路上气绝身死，也同野狗的毙于道旁一样，却是我们自家寻得的苦恼，谁也不能来和我们表同情，谁也不能来收拾我们的遗骨的……
单调的海和天，单调的船和我，今日使我的精神萎缩得不堪。12时中，足破这单调的现象，只有晚来海中的落日之景。（10月6日写）
这船今晚上是要离开烟台上天津去的，以后是在渤海里行路了。明天晚上可到天津。我这通信，打算一上天津就去投邮。愿你与安娜和小孩全好，仿吾也好，成均也好，愿你们的精神能够振奋；啊啊，这样在勉励你们的我自家，精神正颓丧得很呀！我还要说什么！我还有说话的资格么！（10月7日写）
夜也深了，老车站的火车轮声，也渐渐的听不见了，这一间奇形怪状的旅舍里，也只充满了鼾声。窗外没月亮，冷空气一阵一阵的来包围我赤裸裸的双脚。我虽则到了天津，心里依然是犹豫不定：
究竟还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还是到故乡家里去做隐士？
（10月8日写）在这些信中，对老朋友、老同学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