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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正始诗歌(1)

正始诗歌指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到元帝咸熙元年(264)间的诗歌。明帝元和六年(232),曹植逝世,标志着建安时代的结束,“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建安诗风随之消歇。司马氏制造的政治黑暗和社会恐慌成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诗歌风格也因此发生转变。新一代诗人如阮籍、嵇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政治的有意规避,致使玄风大畅,诗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司马氏为巩固权势,大杀名士才子。在极端黑暗的政治恐怖之下,士人建立功勋的理想归于泡影,发而为诗,就少了建安诗歌慷慨悲壮的昂扬气概;而且因为黑暗政治的威胁,只能用隐晦曲折的方式批判名教的虚伪,也失去了建安诗歌鲜活明快的风格。另一方面,诗人将对现实的不满寄托于理想化的人生境界,加之玄风大畅,诗歌中常常表现出亲近老庄理想的哲理倾向。刘勰说:“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也。”(《文心雕龙·明诗》)

阮籍

一、生平

阮籍(210-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司马昭当政时,阮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三国志》本传引《魏氏春秋》),故世称“阮步兵”。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阮瑀死时,籍仅三岁,然颇勤学,立志远大。自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诗》十五),又好击剑,自称“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咏怀诗》六十一),人称“才藻艳绝,而倜傥放荡,以庄周为模则”(《三国志》本传)。少年时的阮籍曾登上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喟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晋书》本传)目空古人,志向极高,多为后人称道。但随着政局的巨大变化,阮籍济世之志也有所消歇,对于出仕之请,多婉拒不就。司马氏掌权,阮籍更是谨慎,司马昭曾说:“然天下之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而未尝评论时事,臧贬人物,可谓至慎乎!”(《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李康《家诫》)

阮籍自幼博览群书,尤好庄老,正始之后,更对玄学兴趣浓厚。这既是为规避现实矛盾以超脱利害的全身远害之策,又是批判现实、否定仁义礼制等传统的理论工具。

二、诗歌的主要内容阮籍的诗歌今存八十二首五言《咏怀》、十三首四言《咏怀》,以及《大人先生传》中的杂言《采薪者歌》和楚辞体《大人先生歌》各一首,以八十二首《咏怀》为代表。这八十二首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而是事后合集,遂成《咏怀》。其内容十分广泛,于时事、人生等,凡有所感,无所不咏,但因忧谗畏祸,其主旨多隐而不明。颜延之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李善注引),故有“阮旨遥深”之说。其中除了表达“忧生之嗟”和“志在刺讥”的作品外,还有一些游仙诗。

第一,表达“忧生之嗟”的诗。对人生忧思的喟叹,本就摇荡于诗人笔端。只在时局动荡,命运多舛的年代,阮籍对自然、宇宙、人生体味得更深,写来更是荡人心旌。《咏怀》其一云: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篇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此诗正为《咏怀诗》定下了基调,其写诗人在凄清的夜里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思,所感、所怀。明月照帘,清风吹襟,夜已过半,诗人却无寐,忧心如焚。明月、清风、孤鸿、翔鸟等意象的描写,渲染烘托了深夜的凄清;无寐、弹琴、徘徊、忧思等动作刻画了凄清夜里内心躁动不安的诗人形象。全诗以景衬情,又将感情化为行动,故景中有情,举动含情,虽不知忧思何来,但又皆在言中,可以说是“忧生之嗟”的典型风格。

再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三)

一日复一日,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三十三)

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四十七)

咄嗟行至老。僶俛常苦忧。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百年何足言。但苦怨与雠。雠怨者谁子。耳目还相羞。声色为胡越。人情自逼遒。招彼玄通士。去来归羡游。(七十七)

由此可见,“终身履薄冰”的恐惧感始终伴随着阮籍,在放旷任达的背后竟潜隐着如此深沉的忧思。“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对人事的哀叹,世事盛衰,人命苟且,进退维谷,前途渺渺。刘履评曰:“此言魏室全盛之时,则贤才皆愿禄仕其朝,譬如东园桃李,春玩其华,夏取其实,而往来者众,其下自蹊也。及乎权奸僭窃,则贤者退散,亦犹秋风一起,而草木零落,繁华者于是而憔悴矣!甚至荆棘生于堂上,则朝廷所用之人从可知焉。当是时,唯脱身远遁,去从夷、齐于西山,尚恐不能自保,何况恋妻子乎?”(《选诗补注》)刘履联系时事解读此诗,可以参考。第七十七首也是发自肺腑的忧生之嗟,至爱亲友瞬间情如胡越,仇怨丛生,互相倾轧,恶劣而又残酷的生存环境令人心寒。

第二,展现“游仙隐逸”情怀的诗。忧戚太甚则痛苦不堪,解脱无门,故士人多厌恶人世,追求隐逸生活和神仙境界,

游仙之诗实缘于此,阮籍也不例外。当现实的悲哀、凄怆、辛酸、忧伤、愤懑、悲悼难以排解的时候,他为自己开拓了一条借游仙隐逸而自我排遣的精神出路。如:

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六龙服气舆。云盖切天纲。仙者四五人。逍遥晏兰房。寝息一纯和。呼噏成露霜。沐浴丹渊中。照耀日月光。岂安通灵台。游瀁去高翔。(二十三)

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遑。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濯发旸谷滨。远游昆岳傍。登彼列仙岨。采此秋兰芳。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三十五)

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五十八)

河上有丈人。纬萧弃明珠。甘彼藜藿食。乐是蓬蒿庐。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欢笑不终宴。俛仰复欷歔。鉴兹二三者。愤懑从此舒。(五十九)

横术有奇士。黄骏服其箱。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再抚四海外。羽翼自飞扬。去置世上事。岂足愁我肠。一去长离绝。千岁复相望。(七十三)

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季叶道陵迟。驰骛纷垢尘。寗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伦。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七十四)

昔有神仙士。乃处射山阿。乘云御飞龙。嘘噏叽琼华。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自伤非俦类。愁苦来相加。下学而上达。忽忽将如何。(七十八)

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噏习九阳间。升遐叽云霄。人生乐长久。百年自言辽。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八十一)

在这些诗中,无论是隐士还是神仙,都以道家思想为渊薮,又不忘对儒术礼教的否定。在阮籍的诗歌中,仙境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境界。因为现实世界局限了人、束缚了人、扭曲了人,难以在其中骋才适志,只有转而追求幻想中的理想境界,作为对现实世界的对抗与补偿。从这个角度讲,这类展现“游仙隐逸”情怀的诗带有深刻的现实批判色彩,其中的超世思想和傲世情怀,是深刻认识现实之后产生的强烈不满与抗议,从而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建安以来,曹植大力创作游仙诗,借游仙以咏怀,确立了游仙诗在魏晋诗坛的地位,魏晋诗人也多有此类作品。阮籍则直接以《咏怀》为载体,在写出对现实的深切忧愤情绪的同时,传达出对游仙隐逸的渴望,进一步巩固了游仙诗的地位。

第三,传达“志在刺讥”意味的诗。对社会时事的讥刺是《咏怀诗》的又一重要主题。考虑到政治的高压和黑暗,大多数诗都写得曲折隐晦、扑朔迷离。钟嵘说阮籍诗歌“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卷上),主要就指这部分诗歌。只有少数几首写得明白易懂,如: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六十七)修涂驰轩车,长川载轻舟。性命岂自然,势路有所由。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更希毁珠玉,可用登遨游。(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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