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纷争，使得中央集权有了新的发展。隋朝实行三省六部制，把原为丞相的权力分散于三省六部。唐朝沿袭这项新制度并有所发展，从而使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完善。隋唐科举制的实行，令平民也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上层人物，提高了官员整体文化素质和行政效率，扩大了统治基础，有利于官僚队伍文化素质的提高。但它也使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禁锢，很难再有创新精神。这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这次成功的改革经验也传至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加强了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体制。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但也形成了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军队，导致了后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宋朝最终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是自身的灭亡。
元朝实现了全国性的大统一，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实行行省制度。这既是元朝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功尝试，同时又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是对古代郡县制度的重大发展。
明朝建立后，为处理君臣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使秦朝以来的宰相制度走到了尽头；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地方势力进一步削弱。明朝还遍设厂卫特务组织，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加强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雍正时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自古以来，只要国家存在，就会存在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分配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发展就失去活力，地方只是听命于中央而没有自主权，地方的发展不会主动。没有地方的主动发展，只依靠一个中央政权，则全国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制约。但是如果地方权力过大，中央不能统领控制地方，则地方权力的分散就会造成地区发展的不均衡，进而也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这种两难境地，是摆在所有国家领导者面前的难题。具体到古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往往被人形象地概括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因此，中央集权不是罪恶，它使古代中国社会稳定，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中央集权制实行于我国整个封建时期，太长的集权专制使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制约，最终，因不适于社会的发展而被废止。
楚汉战争
秦末，天下纷争，大泽乡义旗高举，秦始皇设想的万世基业土崩瓦解。陈胜、吴广率领的农民起义失败后，楚地义军分两路攻秦。项羽在巨鹿之战中聚歼秦军主力，威望大增，并取得诸侯上将军地位，实力雄厚。刘邦乘隙攻入咸阳，秦朝灭亡。依据楚怀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刘邦欲称王关中，并派兵驻守函谷关，以防诸侯入关。秦朝大势已去，仅剩残余力量疲于奔命，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谁才能君临天下、统驭四宇呢?
项羽此时拥兵40万，形势一片大好。而刘邦军却不足10万，自料力量不敌项羽，不敢硬拼，遂竭力拉拢项羽的叔父项伯代为调停，并亲赴鸿门宴，表示诚意。项羽谋士范增示意在宴席上杀掉刘邦，以绝后患，但优柔寡断的项羽却坐失良机，养虎遗患。战争没有立即爆发，双方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项羽凭借其在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裂土分封18个诸侯王，恢复封建割据。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封刘邦为汉中王，定都南郑。将关中秦国故地一分为三，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别为王，企图通过他们控制关中，将刘邦困守在汉中地区。老谋深算的刘邦深知自己的实力远不足与这个骄横的西楚霸王相抗衡，决定韬光养晦，暗中发展。刘邦忍忿前往汉中，途中烧毁所过栈道，防止诸侯军偷袭，并借此表示无东向之意，以麻痹项羽。他采纳萧何的建议，确定了收用巴、蜀，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的策略，等待有利时机。
后来，刘邦乘项羽攻击齐地无暇西顾和三秦王立足未稳之机，决定向东发展势力。他令萧何收取巴、蜀租赋补给军队，以韩信为大将、曹参为前锋， 统兵数万，积极部署东进。项羽在两面受敌的情势下，采取先平齐后击汉的方针，主力被牵制在齐地。刘邦再度抓住战机，一面巩固关中，一面扩张势力， 亲自率军由函谷关出陕县东进，迅速占领了今河南和山西广大地区，形势对刘 邦十分有利。刘邦乘项羽滞留齐地之机，率诸侯联军56万人长驱直入楚都彭城。项羽毕竟是身经百战的猛将，留部将继续击齐，自己则率精兵3万疾驰南下，乘刘邦毫无戒备之际，以少胜多，大败汉军，收复彭城等地。刘邦仅率数十骑狼狈突出重围，逃回荥阳。不久，项羽又攻取荥阳和成皋，并抓住刘邦的父亲和妻子，作为人质。项羽急于和刘邦决战，因为持久战对他不利：刘邦的粮草供应顺畅，而他的粮草供应却常遭到袭击。
这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为了迫使刘邦投降，项羽就把原先俘获的刘邦的父亲押到两军阵前。他对刘邦说：“你如果再不投降，我就把你的父亲煮了!”刘邦知道项羽在要挟他，干脆耍起了无赖：“我和你曾经约为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了。你要是一定要煮了你的父亲，那就请便吧。不过，别忘了给我也留一碗肉汤。”项羽听了气得七窍生烟，当场就要将刘邦的父亲杀死。旁边的项伯赶紧劝道：“将军，现在谁能得天下还很难说，何况争天下的人都是不顾家人生死安危的，杀了他的亲人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相反倒会增加双方的仇恨。”项羽听了，只好命人将刘邦的父亲带回去。但项羽毕竟在军事上还占优势，一场战役下来，汉军就被歼灭数十万，元气大伤。刘邦战败，诸侯纷纷见风使舵，或死或逃，有的复附楚背汉，反楚联盟遂告瓦解，严峻的形势逼迫刘邦寻求新的对策。为摆脱被动局面，刘邦争取英布，重用韩信、彭越，从各方面联合反楚力量。由于策略得当，刘邦集团又占据上风。不久，韩信歼灭齐楚联军，完成对楚军的侧翼迂回。灌婴率一部兵力南下，兵锋逼向彭城，对楚形成极大威胁。项羽因腹背受敌，兵疲粮尽，被迫与汉订盟，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刘邦可谓占尽了先机，但并不满足于与项羽平分天下，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进攻。终于，刘邦与韩信、彭越、英布等会师，经垓下之战，重创楚军，项羽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境)。楚汉战争以刘邦获胜、项羽败亡告终。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称帝，建立汉朝，是为汉高祖。
长期以来，人们不断反思楚亡汉兴的原因。项羽屠掠咸阳，擅杀义帝，大失人心，又因分封不公招致诸侯不满；不定都关中，放弃形胜之地；未能利用陈馀、魏豹等反汉的良机，广结同盟；专务正面强攻之术，忽视奇兵制敌之道；不善识才用人，致韩信、陈平等归于刘邦，范增I贲而告退。虽一度凭借个人勇武和实力置刘邦于险境，终因谋略不当，。导致强弱易势，兵败身亡。总之，楚汉战争是一场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激战，对后世影响深远。现在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就来源于此。
文景之治
西汉统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经营，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出现了治世局面。文帝名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79一公元前157年)。景帝名刘启，是文帝的儿子，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56一公元前141年)。汉朝在文帝、景帝统治时期，继续执行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国家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为西汉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两代共计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治世，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之争，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非常贫困。汉朝于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立国百余载，皆以“黄老”思想治国，各项政策表现出“无为”倾向，这是有其深刻社会根源的。史书上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色的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面对着这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为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徭役赋税，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文景两代，继续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汉文帝曾多次诫令地方官吏，要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对那些努力耕田种桑的人要给予奖励。他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是减轻田租，把原来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有时甚至蠲除民田租税。景帝也曾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都不如谷物和丝麻。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他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居民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纳一百二十钱。文帝时曾减为四十钱。徭役也很少征发，文帝甚至定为“三年而一事”，即三年征发一次，而且往往时间很短，不占农忙季节。
文帝和景帝还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取消了一些从秦代沿用下来的残酷的刑法，如割鼻、斩趾、连坐等，这样做减少了社会的动乱因素。
文景两朝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赵佗深受感动，于是归附汉朝。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时期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治世，与两位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文帝刘恒宽厚大度，施行仁政。文帝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文帝提倡节俭。有一次文帝想盖一座露台，但是一计算，需要花费100斤黄金，约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便取消了这个计划。
由于文景两帝的政策，适当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的封建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汉初以来，特别是文景时期的政治权力正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着合乎封建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快一些。这一时期，汉朝延揽了大批人才，贾谊、晁错、周亚夫等都是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家给人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一年接一年地堆积起来，以致腐烂而不可食用，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文景之治”的成就，体现了开明执政的理念，为后世行政提供了典范。以“资治”为宗旨的中国传统政治史观，将“文景之治”看作典型的“盛世”。人们在文景时代发现政治榜样，汲取政治营养，寻求政治启示。
“文景之治”已经成为一个代表政治成功的特殊的文化符号。
七团之乱
刘邦建立西汉后，认为秦朝灭亡是因为皇室力量太弱，于是吸取秦朝的教训，大封刘氏子弟，想以各同姓王的实力做坚强后盾，来稳固西汉政权。初封时还好，但经过几代的更迭，皇帝和各当政诸侯王的血缘关系也逐渐疏远，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政治上已相当不可靠。各诸侯在自己国内享有高度自治权，俨然一个国中之国。人心不一致，叛乱就在所难免，终于在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
景帝即位后，任用自己的管家晁错为御史大夫。他审时度势，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以削弱诸侯的势力。景帝先从几个软柿子下手，相继削除赵王、胶西王、楚王的一些地盘，直接划归中央管理。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宗室元老吴王刘濞心里更是不满。汉文帝时，吴王儿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下棋，中间因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太子因为一盘棋竟然打死了自己的嫡长子，这使刘濞大为恼火。当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时，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体，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为什么又运回来?”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这很明显是不再尊崇朝廷了，并且称身体不适拒绝上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这是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上朝。但吴王刘濞不但不谢主隆恩，反而更加骄横。更重要的是，吴国是拥有五十余城的大国，经济富足，轻徭薄赋，政权得到人民的支持。吴王经常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帮助。此次他便成了皇帝削藩的主要对象。对于这一点，吴王自己心知肚明。他总要想办法起兵，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吴王致书各诸侯王，声称要起兵“清君侧”，即以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为名，恢复王国故地，安定刘氏社稷。这无疑正中各诸侯王下怀。
吴王首先与比较强大的胶西王联络反汉，约定事成之后共同治理天下；另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胶西王则与他的兄弟诸王相约反汉。如此一来，在吴王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七王之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吴楚以八十万之联盟军队起兵，的确可以横扫中原。汉景帝见状，非常慌张，不愿把战事扩大，于是先杀晁错，以期换取七国罢兵。但居于优势地位的吴王认为帝位近在咫尺，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这一事实真实地显露出他的反叛用意。景帝后悔莫及，但又无可挽回，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
幸好太尉周亚夫很会用兵，他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怕难以取胜，要首先断绝吴楚军队的粮食来源，才能平定他们。”汉景帝同意了，让他带兵平定叛乱。而且，自汉朝建立以来，安定天下，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臣民拥戴汉室。所以在这场叛乱中，皇帝一方是得民心的。在行军路上，平民赵涉的建议起了关键作用。周亚夫听从建议，没有从预定的老路行军，而是走了一条远路，却突然出现在吴楚联军的前面，截断了他们的粮道，使得本来凝聚力就不强的联盟士兵很快作鸟兽散。周亚夫趁机发动猛烈攻击，大败叛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战争就结束了。吴王刘濞逃到东越，想联合东越兵卷土重来。哪知周亚夫早已悬一千金买他的头颅，吴王被东越人杀死，其余六王也都畏罪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