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黄老道继方仙道之后兴起，这是一种由神仙家、阴阳家、方仙道依附和吸取“黄帝”、“老子”之学而形成的一种举“黄老”旗帜、有着浓厚“神仙方术”色彩的宗教，后来更发展成为道教。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就曾自附于黄老信仰与神仙方术。
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又《后汉书·襄楷传》谓：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
由此可见，当时人们是将佛教和黄老道等同一致，认为二者主张的都是清静无为，而“洁斋三月，与神为誓”的楚王英亦是把佛陀当做神仙供奉。这样一来，共同依附于黄老信仰的早期中国道教与佛教则是求同存异、协调少争。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重《老》、《庄》和清谈。佛教般若学因为在教义上与玄学思想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所以受到士大夫的欢迎，并得到迅速传播。王弼以后，玄学已臻完善，更无发展。而对于佛教来说，既有不断翻译出来的经典教义吸引文人名士，更有因果报应和彼岸世界的学说来摄受广大平民，这使得佛学的研究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与道教和儒教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随着佛教声势的逐渐扩大，道教与佛教的斗争也逐渐明朗公开，并愈演愈烈。唐代西明寺道宣法师所撰《集古今佛道论衡》中，记录了由后汉至唐初六百年间佛道辩论的事件或言论，计三十余篇。书载众多争论事件，多是由道教徒首先提出异议和问难，再由佛教徒进行辩解与反诘。正如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序言中所说“故商榷由来，铨衡叙列，总会聚之，号日论衡”。佛道之间的争论，实际上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有时也不免流于恶俗。如西晋道士王浮伪作《老子化胡经》、唐初太史令傅奕向民间散布“秃丁”、“胡鬼”的言辞来肆意贬低佛教等等。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佛教法难中，个别道教徒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在基于以儒家礼教维持秩序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土生土长的道教对于外来佛教的排挤，屡屡成为排佛运动的导因，“夷夏之辩”、“纲常之理”一直是这些道士用来攻击佛教的杀手锏。唐初之时，以傅奕为首的众多道教徒对佛教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不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也影响到统治阶级对于佛教的政策。值此之际，以终南山龙田寺（翠微寺前身）法琳法师为代表的众多佛教卫士挺身而出，积极组织护法运动，对种种排佛言论进行反诘，不仅给予“反佛道士”迎头痛击，同时也为佛教的生存发展争取了更多的空间。
§§§第一节 法琳法师生平事迹略考
法琳法师，俗姓陈，出生于陈宣帝太建四年（572），原籍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世为官宦人家，因祖上曾赴襄阳做官，遂举家迁徙。《法琳别传》记载他为“仲弓”之后，“仲弓”即是东汉著名清官陈寔的字。陈寔因高风亮节而成为道德典范，死后谥“文范先生”，并建“太丘祠”专祀。陈宣帝于太建元年（569），也就是在法琳出生的前三年，曾追封陈寔为颍川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法琳，从小便受到了儒家经典与词义文章的熏陶，然而他并没有固步自封，反而生起了穷究至理的渴望。为求要道，法琳落发出家，离开故乡，游历于金陵（南京）、楚郢（江陵）各地，博采众长，访僧问道。隋文帝开皇年间，天台宗智顗禅师在荆州玉泉寺讲说《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四方学僧景从，法琳慕名前往求学，于智者大师座下聆听天台教法并从其受戒。
由于多年学习内外典籍的过程，激发了法琳隐居潜修的愿望，他常常感叹：“为大丈夫，不能立正摧邪、纲维至理，岂直远惭龙树，抑亦遥愧马鸣，未若隐遁岩阿、栖心丘壑。”隋开皇十四年（594）夏五月，法琳前往青溪山鬼谷洞（地在今湖北省远安县），精勤诵习、阅览玄儒，食则松毛、渴则涧饮，过起了隐居生活。据道宣法师《续高僧传》记载，法琳在隐居期间的修行方式为“昼则承诲佛经，夜则吟览俗典”，且数年之后即可“内外词旨、经纬遗文，精会所归、咸肆其抱”。居山时，法琳还撰写了《青溪山记》一文，约八千余言，其文词婉丽，清新疏朗，僧俗争阅，传诵一时。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法琳离开青溪山，结束了自己的隐居生活，离别荆楚，西涉秦川，独自前往隋京长安，遍游关中各地。为了印证自己隐居期间所学功课，同时又能更好地汲取儒、道教理，法琳善巧方便，脱去僧服，蓄留长发，多年以俗士的打扮出入道庭儒馆。虽然如此，道教的一些从未公开的秘法奇章却仍然无法涉猎。为求洞悉道典、罄宗追源，法琳终于在隋恭帝义宁元年（617）佯穿道服，随从道士在道观中居住下来。
早在青溪山隐居期间，法琳已经对道教有了细致的了解，所居地鬼谷洞，就是春秋时期著名阴阳家、纵横家鬼谷子隐居之处。东晋文人郭璞曾有“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的诗句。而在魏晋时期就已成为道家圣地的青溪山，历朝以来均聚集了许多道教英才，比如梁朝时期的许明业、武周时期的孟安排。其中，孟安排所撰《道教义枢》对后世研究佛道关系起到了深远的意义。青溪山这样的环境给法琳学习道教教义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此时他所接触的义理，多据南朝重玄派道士之说，这从法琳后来常引藏矜、顾欢、孟知周等人的言论可以看出。由于法琳对道教义理的深厚积累，使得他在京师各处道观居住期间受到了道徒们的追捧。人们对这位来历不明的道士所展现出来的渊博学识惊叹之余，更是拿出于外界一向禁密的道教典籍向他请教。道士们纷纷同他“共叙金兰”，以能够从其出游为荣幸。这样一来，法琳则对道教“九仙九府之录，三元三洞之仪，黄庭黄书之秘，天文天冈之术，服气练尸，飞丹糇液，莫不说如指掌，写送无遗”。
法琳虽然身披道服，而骨子里仍然是一名佛教徒，在遍览道教典籍之后，对“葛妄张虚之旨，李氏奉释之谟”感到厌烦，再一次确认了佛教的伟大。唐初武德元年（618），也就是在潜居道观一年之后，法琳脱下黄巾，剃除须发，重现僧像，回归释门，于长安城西的布政坊济法寺居住下来。从他离开清溪山鬼谷洞，结束隐居生活算起，整整经过了十七年。
武德四年（621），还俗道士太史令傅奕将《废佛法事十有一条》上奏唐高祖，主张废佛。高祖起初想予以采纳，而朝中大臣却多有抵触，于是颁发了《问出家损益诏》以征求民间的意见。这在当时的佛教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佛教徒纷纷上疏回答诏问，反对废佛。居于济法寺的法琳也挺身而出，站在了护法前沿，针对傅奕的奏章撰疏上表，提出反对意见。唐高祖在阅览了这些上疏之后，深感废佛政策事关重大，不敢贸然决断，遂暂时搁置下来。这让傅奕十分气噎，遂将自己的上疏抄写多份，散布于民间，并污蔑佛陀为“胡鬼”，妄称僧人为“秃丁”，以致成为民间笑谈和酒席上的话题。法琳也不甘示弱，针对傅奕的文章逐字逐句地予以辩斥，写成了《破邪论》两卷，并采用傅奕的做法，不但将《破邪论》上呈于高祖、王储以及公侯卿伯，同时也向民间散发。而法琳善文，所撰《破邪论》不但论理清晰、雄辩解微，且“笔削清奇，冠乎群品”，遂使“朝贤贵士，咸诵在心，遁世名儒，家藏一本”，扭转了民间对于佛教的歪曲歧视之风。
武德七年（624）七月十四日，傅奕上奏《请除去释教疏》，继续宣传废佛言论，高祖为之动摇，交由百官议论。除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以外，以中书令萧瑀为首的朝中大臣多表示反对，遂使废佛之事再次搁置起来。然而傅奕并未死心，又网罗了更多的道士上疏排佛。最终，唐高祖在武德九年（626）下诏“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把对于道教和佛教的限制政策同时提到了日程。诏令初下，缁素悲切，道徒愕然，“五众哀号于槁街，四民顾叹于城市，道俗蒙然，投骸无措”。担当护法重任的法琳又一次忙碌起来，开始执笔撰写《辩正论》以反驳道士李仲卿《十异九迷论》和刘进喜《显正论》中的排佛妄言，企望为佛教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沙汰佛道诏》颁布之后不到两个月，玄武门之变爆发，李唐皇室的政局也随之变动。事变当天，高祖大赦天下，撤消了沙汰佛道二教的政策，“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国朝之事，皆取秦王处分”。令人欣慰的是，李世民执政之初，对佛道二教采取安抚政策，这让法琳感到废佛的危险已经消除，如释重担，其著作《辩正论》完成之后也没有继续上呈。贞观初年（627），唐太宗为高祖舍终南山太和宫太子院立龙田寺，年近五十五岁的法琳，向往南山的幽静，迁徙而居。龙田寺僧众慕其德行，推举他为住持。这段时间，法琳在终南山龙田寺潜心修行，同时帮助入唐梵僧波频三藏翻译《宝星陀罗尼经》和《般若灯论》，并为之作序。贞观七年（633）二月，太子中舍人辛谓设《问难》二条以问纪国寺僧慧净，慧净著《析疑论》答之，并以此论送往龙田寺请法琳披阅，法琳因此又著《广析疑论》，并给慧净写了回信。《致慧净法师书》末尾说到：
琳谢病南山，栖心幽谷，非出非处，荡虑于风；无见无闻，寄情于泉石。
此时的法琳已入年迈老境，给慧静的回信中也表达了“非出非处，无见无闻”的意愿，所著《广析疑论》的论锋亦比较平和。由此看出，晚年居于终南山龙田寺的法琳大有不问世事、隐居潜修的倾向。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巡幸洛阳，突然发布诏书，称李唐皇室本源出自老子李耳，故令道士、女冠今后居于僧、尼之前。这道诏令的颁布，使得才刚刚平静十年的佛教界再次忙乱起来。京城里的僧众立即展开抗议活动，频频上疏，而官府却置之不理。众僧无奈，遂集体上表，并一致推举法琳、智实、法常等大德高僧将表文上呈。法琳等人却之不恭，只好前往潼关觐见太宗。而唐太宗却没有现身，只是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出面宣布口敕：“明诏久行，不伏者与杖。”法琳只好忍气吞声，劝大家说：“帝在九重，圣颜难睹，纵欲牵衣折槛，亦乃无由。未若踵武屈原，栖遑草野，结兰为佩，清白自居焉。”众人之中唯有智实宣言不服，结果被处以杖刑，当月死去。
贞观十三年（639）九月，西华观道士秦世英向唐太宗上疏密告，称法琳的《辩正论》批判老子，实乃“讪谤皇宗，罪当罔上”。太宗听信谗言，盛怒之下立即下令逮捕法琳。法琳知道后，毅然前往州府自首，身遭拘押。是年冬十月丙申日，太宗遣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芬、侍御史韦惊、司空毛明素等朝中大员赴州狱勘问法琳，众人就《辩正论》之文提出诘难，而法琳据词以对，反而使得他们折服。刘德威等人的审问和法琳的答辩均记载于《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之中。此外，毛明素曾作诗一首送于法琳，诗曰：
冶长倦缧绁，韩安叹死灰。
始验山中木，方知贵不材。
法琳也写了一首诗还赠于毛明素：
叔夜嗟幽愤，陈思苦责躬。
在余今失候，枉与古人同。
草深难见日，松迥易来风。
因言得意者，谁复免穷通。
毛明素在诗中，引用了孔子的弟子公冶长和西汉名将韩安国曾蒙冤入狱的事迹来勘验法琳，法琳则以嵇康和曹植亦曾受冤之事来应对，申明了自己毫不退缩的志愿。毛明素接到赠诗，十分惊异，叹曰：“嗟乎！相知之晚也！”
唐太宗接到了勘问法琳的报告，深感诧异，决定把他召至宫中亲自审问。太宗质问法琳：“世人均知我们李家本系出于老子李耳，末叶承嗣，起自陇西，你为什么偏偏要批判老子的道教呢？如果回答不上来，即是死罪；回答得上来，就可免死。”于是法琳说：“春秋时期的魏国琴师师经曾对魏文侯说过：‘尧舜之君唯恐无言，桀纣之君唯恐有言。’东方朔也曾对汉武帝说：‘臣生亦言死亦言。’而我法琳今天面见的是像尧舜这样的明君，怎么可能没有话要讲呢？拓拔达阁就是唐朝的李氏，陛下之李即其后裔，并非老子的后代陇西之流。”唐太宗听了法琳的回答之后勃然大怒，竖目动颜，呵斥道：“你爬毁朕的祖宗，谤黩朕的先人，若不杀你，理有不恕！”法琳毫不畏缩，仍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与法琳对问了二百余条之后，太宗虽有余怒，而内心却也被深深折服，加之先前曾有“无言即死，有说即生”的条件，太宗也无法立即下令将他处死，遂又遣返牢狱。几天之后，太宗专门对法琳下敕书说：“你所著《辩正论·信毁交报篇》说：‘有念观音，临刃不伤’，且赦你七天时间来念观音，看看临刑的时候，到底伤不伤得了。”狡猾的唐太宗巧妙地判处了他的死刑，法琳诉仰无路，七日之内只是“缘生来所闻经教及三圣尊名，铭诵心府”。牢中，法琳曾仰望窗外朗月，觉悟浮生如梦，因言志云：
草命如悬露，轻生类转蓬。
所嗟明夜月，难与古人同。
到了第七天，刑期将至，法琳面对死亡，却依然“神思彯勇，横逸胸怀，欢庆相寻，顿忘死畏”。唐太宗又遣人下敕书说：“今赦期已满，当至临刑，有何所念？念有灵否？”法琳回答：“七日以来，不念观音，惟念陛下。”使者将他的对答回复太宗，太宗惊奇，当即派御史韦悰去询问法琳：“有诏令念观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法琳援笔回答道：
伏承，观音圣鉴，尘形六道，上天下地，皆为师范，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职，八表刑清，君圣臣贤，不为扛滥，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经，即是观音。既其灵鉴相符，所以惟念陛下，但琳所著正论，爰与书史伦同，一句参差，任从斧钺，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则有伏尸之痛。
法琳的回答彰显着睿智，“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则有伏尸之痛”正是对唐太宗“且赦七日，令尔念之，试及刑期，能无伤否”的一段话最有力的辩解。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让太宗语塞，同时“陛下即是观音”的回答又让太宗感到十分高兴。有人将法琳的回答称之为诡辩，殊不知，“念观音者，临刃不伤”出自于佛教经典《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普门品》中亦有“若以何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何身而为之”的语句。临刑之时的法琳命悬于唐太宗之手，更是只有“惟念陛下”才能“得度”。法琳正是将平生所学，用在了千钧一发之际。这一段历史被后人传为千古佳话。
在贵族社会末期，唐朝统治者曾三次编撰《氏族志》以巩固自己的政权，第一次便是在贞观初年由唐太宗本人钦命的。然而负责主持撰修谱牒的高士廉等人没有领会到太宗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却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把山东的崔、卢、李、郑等士族列为第一等，这让太宗十分生气，责令重新修改，直至贞观十二年方告完成。而在《氏族志》刚刚颁布不久，法琳却在与李世民的证词中考证李氏家族的祖先为胡人，将其自封的祖先老子称为“单眼、跛脚的乞丐”，无疑是给了李氏家族一个极大的难堪。而法琳又刚直不阿、据理以争，使得李世民起了杀人灭口之心。幸好后来又有机智的答辩，不然肯定免不了“伏尸之痛”。值得一提的是，法琳对李唐氏族的考证是现代学者普遍认同的。
